鄧小南：我在2001年曾提出一個說法，叫「走向活的制度史」。這個說法從提出到現在已經整整二十年了，過去沒有想到，至今在學界還有比較強烈的反響。
在我看來，過去的制度史研究，太侷限於文本，只從字面意思上理解一種制度。事實上更重要的可能是，這個制度究竟是怎麼執行的。制度規章是相對穩定的，但是制度執行過程中遇到的情況千差萬別。要考慮到制度執行的情境、制度涉及的人，以及制度實際呈現出的結果。就像所有人都知道交通規則是什麼，可是要想研究北京市的交通狀況，不能光看交通規則，得真的到馬路上去觀察。馬路上有警察也有協警，有遵守交通規則的也有不遵守交通規則甚至有意衝撞的。交通的實際狀況是執行制度的人、破壞制度的人、遵守制度的人和不遵守制度的人通過互動共同呈現出來的狀態。其實所有制度都是這樣。
新京報：除了「走向活的制度史」這一提法歷久彌新之外，你其他的研究也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比如《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這本書出版於1993年，脫胎於你1985年的碩士論文，但如今仍被大量引用，這樣的學術生命力其實很難得。
鄧小南：九十年代這本書剛剛出版時，在一次會議上，一位北大學術委員會的委員問我：「你寫這本書時，心中追求的是什麼？」我當時回答說，我希望這是一本「硬碰硬」的著作，將來的人再做研究，肯定會超過它，但是無法繞過它。最近一二十年有些博士論文陸續成書，其中對於宋代文官制度中「薦舉」「考核」等方面的研究，都比我這本書中的內容更為細緻更為豐富。但是為什麼《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這本書現在還有再版的必要，而且還有人買、有人看？就像許多學者說的，這本書提出了一種歷史研究的脈絡，滲透著整體性的把握和認識，書中的一些基本觀點可能不會過時。
不論做什麼研究，只要能構成後來者討論的基礎，即便被批評被超越，你在學術上搭的這一塊磚就還是有意義的。而現在大量的學術發表，十年之後就不會有人再看了。
新京報：對你的另一個評價是，你的宋史研究非常「中正」，在材料選取上一方面非常詳細，另一方面不帶政治傾向。人們常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因為歷史研究可能會承擔更多研究之外的功能。你怎麼看這一點？
鄧小南：首先，做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學者，他們關注歷史上的某些問題，肯定帶有特定的人文情感，也就是說，純粹的客觀中立是不可能的。義大利歷史哲學家克羅齊也說過，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其實是說，「歷史」活在當代人眼中，只有和當代的視域互動，才能為人理解。類似的說法不能推到極致，說歷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是有違歷史研究的原則的。學術研究首先要尊重事實，但在學術追求裡，會有某種人文情感作為底色，或者說呈現出人文關懷的基調。
其次，我認為這樣一種底色和基調，不能，也不該影響我們對於事物的判斷。當我們分析問題時，不能跟著情感走，而是要儘量貼近、儘量還原歷史的本來面貌，不能以個人的理解取代事物實際的狀態和發展脈絡。回溯歷史，很難說有百分之百的真實，我們也無法真正回到當時的情境，但我們要儘量求真，這是歷史學者的底線和基本責任，或者說是歷史學家的良心所在。
因此我現在看到許多文章，心裡確實很不舒服。為什麼？太追求創新，什麼都想翻案，卻沒有考慮自己的材料是否足以翻得了案，很多時候又劍走偏鋒，把某些材料的含義推到極端，不惜扭曲原本的內涵。說重了，這就是學術道德問題，表面為了創新，實際譁眾取寵，不顧及史家的良心。
新京報：近年來興起了一股「宋朝熱」，除了專業學者，也有許多民間學者在撰寫有關宋朝、面向大眾的書籍，你怎麼看待這種現象？
鄧小南：歷史本身是豐富多元的。有更多人關注歷史肯定是件好事。當然，這也和整個社會的發展有關係。這些年人們開始更加關注經濟、文化、生活水平和審美觀念，所以宋代的另一面就浮現了出來；當然這也和宋史研究的傾向有關係，研究者在某種程度上扭轉了過去感覺宋代積貧積弱、不堪一擊的印象，在觀念上有一些調整糾正。
但是理解歷史不能走兩端。現在一定程度上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張邦煒先生寫過一篇文章，提出不要美化這個時代。有人說，宋代是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我認為也說不上，士大夫依然要依附於皇權，怎麼能說是他們的黃金時代呢？我想，史學研究者有義務把宋代的真實面貌呈現出來。宋史研究不能只發表在學術期刊上，還是要為大眾所瞭解，在高冷的學術和熱絡的輿論之間找到一個結合點。
總體而言，民間史學豐富了觀察的面相，也可能會造成某些干擾，但這也屬於正常現象，會吸引更多人追問宋代的真相。當有更多人關注時，專業的歷史學者應該參與對話，表述自己的想法，也引導思考的方向。學界需要和大眾進行對話。學術要有「通俗版」。通俗不等於庸俗，二者之間有明顯的差距。
歷史學說到底是一門反思的學問
新京報：你一直在倡導學界對話，包括跨學科的對話、國內和國外的對話、學界與大眾的對話，為什麼你如此推崇「學術對話」？
鄧小南：我之所以一直強調「對話」，首先是因為現在學術越來越要求向縱深、廣博發展，可是學者作為個人，深度和廣度肯定是有限的，尤其在學科分類越來越細的情況下，在自己的單一學科背景下讀十年書讀到博士，如果沒有和周圍學者、學科的對話，你的研究面容易越來越窄。現在高校提倡建設「雙一流」，一流學科，一流大學；可是一流大學不是一流學科疊加的結果，不是說一所大學裡有一百個一流學科，這所大學就是一流大學。一所大學、一個學科要真正發展得好，是需要突破學科壁壘的。重大的學術創新，往往出現在若干學科的交叉接合部，而對話就是突破學科壁壘的重要途徑。大家處在對話之中，思維的火花就會被啟用，同一個問題會出現多樣的思考角度，研究面向也就開啟了。
新京報：過去的學者大都屬於通才，而現在學科發展使得更多學者走向了專精，這對學術研究可能造成哪些影響？
鄧小南：我認為專精和廣博這二者不是對立的。就學者個人而言，如果他選擇了一個嚴肅的學術議題，一門心思鑽進去，一輩子就專注於這一個議題，我覺得也是可以的。這是他選擇的結果，而他的深入研究也為學界的廣博奠定了基礎。但是就整個學界來說，肯定不能只走一頭。專精某種程度上是廣博的基礎，反過來面向拓寬之後，對於進一步的專精也有好處。
例如《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一書這幾年出了修訂版。相較於上一版本，具體制度方面的改動不多，但是對於特定製度的意義，我的認識是有些變化的。變化從何而來？一方面是從閱歷中來，通過觀察周圍，從現實的例證中獲得一些啟發；另一方面，我會接觸到一些社會學、政治學的學者，他們也關注幹部選任這一問題，也帶給我一些新的想法。原來我做的制度史研究可能相對專精，現在卻希望具備更為廣博深遠的視野，把研究往前推進一步。
新京報：你提到廣博的視野，但太多交叉學科的理論是否會導致一些研究者只關注時髦的理論，而忽略一手材料的研究與深入呢？
鄧小南：在歷史研究領域，許多研究者，尤其是年輕學者都會有理論飢渴。歷史學科強調史料，似乎缺乏理論，可是學術研究又需要理論，因此特別焦慮。
我們會看到一些論文，開篇就提出本文借鑑了某某理論，實際上作者對該理論的理解非常皮毛，只是大概搬用了某些概念定義，或者移花接木地揀了一些東西拼貼到自己的論文中。對於理論的精髓部分，並沒有什麼真正的體會。從根本上來說，這還是過於浮躁。不管是追求理論還是理解現實，浮躁都會帶來同樣的問題——無法深入。不細讀原始材料，對於理論的理解也會是膚淺的。
關鍵在於問題意識，有好的問題意識，才能把材料和理論連線起來。所謂好的問題，是能切中要害的實質性問題。為了回答核心問題，就要深讀核心史料，討論辨析，不能拼湊、照搬理論條文。材料不能自我「解說」，有了全域性觀，有了問題意識，理論和材料才能融為一體，直指核心，發揮應有的效用。
陳寅恪先生曾經說，歷史學「預流」需要重視新的材料。所謂「預流」，是指能夠在重大學術議題上與國際學界平等對話。我們現在強調學術創新，宋史當然也有一些新出土的材料，但是構不成強勁的衝擊，關鍵的新材料有限，不像敦煌、吐魯番文書可以為北朝隋唐史研究帶來新面貌，內閣大庫檔案可以為明清史研究提供新依據。那麼如何預流？這就更需要有切當的問題以及回應問題的切當方式，需要綜合「開掘」材料的能力，需要眼光。
缺乏新材料怎麼辦？重讀「舊材料」也是可行的路徑，有新的切入視角、眼光，可能會讀出新意來。有了新的問題意識，舊材料就能變成新材料；沒有新的眼光，舊材料就趴在紙面上，新材料也難以開掘。
新京報：我覺得這和你說的「歷史學的反思性」也有很大的關聯。在我的理解中，反思性可能就是拿現實的問題去歷史中找答案、拿歷史的問題在現實中找答案這樣一個不斷相互印證的過程。
鄧小南：歷史學說到底是一門反思的學問。學歷史到底有用還是沒用？這樣的討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一次。在我看來，學歷史不是尋求錦囊妙計，不是說現在碰到了問題，回到歷史中，某本書裡就寫著答案，掏一個就能用。歷史學研究的所有問題，都已經過去了。那麼這些過去的事情，對我們現在還有什麼意義？意義有兩類：一類屬於精神滋養。歷史中的人物、歷史中的精神、歷史中的人文氣質都是滋養；另一類則是歷史上的路徑帶來的參照。比如我們做政治史、制度史尤其是文官制度的研究，當面對一些現實問題時，常會意識到，某種程度上這和歷史現象驚人地相似，過去的經驗今天或許有所借鑑，以往走過的彎路現在可能還在重複。過去的彎路不能一再重複，對於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和民族而言，要從歷史中汲取智慧。反思的意義，不在於問題與解決方式的一一對應，而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整體上該如何選擇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