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特定的女性視角，但不能只有單一的女性視角
新京報：在制度史之後，你為什麼選擇唐宋婦女史和社會史研究？
鄧小南：選擇婦女史研究，某種程度上是被動的。九十年代初，美國、歐洲以及日本的婦女史研究已經蔚為大觀了。但是國內甚至沒有開過相關課程。我在1987年至1988年間曾去美國交流，回來之後，包括英美文學、社會學、歷史學各個專業的老師就一起商量，是否開一門相關課程。當時歷史系女性教授特別少，鄭必俊教授便與我合開了一門婦女史的課程。她退休之後，我們覺得這門課、這個研究方向應該堅持下來，我就接下了這門課。當時也開始帶這個方向的研究生。為了能講好課、帶好學生，自己必須身處一線，做這方面的探索，就這樣開始了婦女史研究。
接觸社會史其實也比較偶然。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臺灣中研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有一個課題，叫作「中國近世的家族與社會」，希望邀請大陸學者共同參與。黃寬重先生邀請我，我當時沒有做過社會史研究，但也覺得應該嘗試不同的學術方向，就答應下來。後來寫過幾篇文章，臺灣學界和歐美學界的同人反饋不錯，我也從中學到許多。
我自己覺得，不同的研究方向之間會相互刺激和啟發。就學術脈絡來說，女性史應該是社會史的重要部分。但是因為長期以來被忽視，學界要在某種程度上糾偏，把婦女史獨立出來成為一個研究方向，我覺得也是必要的。
此外，現在通常會說「社會性別史」，而不是「女性史」，因為性別問題受到社會機制及文化氛圍的制約，並非單一生理性別的問題，包括跨性別、變性等情形，都需要從總體上予以觀照認識。
新京報：在過去的歷史研究中，尤其是政治史、制度史，大部分是男性書寫的，關注的物件也是男性。你在自己的研究中會有某種女性自覺，或者更加關注女性個體的命運嗎？
鄧小南：應該說，女老師（包括我自己）並不一定都有女性自覺；不過，從個人角度觀察，可能會比男老師有更多一層的體悟。有些男老師覺得女性研究在歷史上不是值得重視的問題，或者不必「拎出來」討論；但是女老師即便不專門做女性研究，也可能有更強的性別意識，會從性別的角度思考問題。其實也有男性學者從不同角度研究婦女史或者說社會性別史——像早年的陳東原先生，現在就更多——他們往往會帶來不同的觀察角度。
為什麼強調社會性別？因為女性的很多特點，都是社會賦予或者說強加的。從小就會有人告訴你，女孩子不應該玩槍；還不懂事，家人就給你買了各種娃娃。社會期待肯定會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性別特徵。所以我覺得談性別問題強調社會影響是必要的。
當然女性的身心成長跟她的生理特徵也是有關係的。例如成年之後女性就面臨著生育這類問題。生育在人的一生中都是重要的問題，可能會影響女性後半生的選擇。就個人而言，我覺得選擇專心照料家庭或選擇出去工作都可以，照顧家業不要把自己收縮到「井底」，專注事業也需要兼顧家庭。這些選擇並沒有絕對的「對」或「錯」，要看是否合理。
從整個社會來講，我覺得要關注女性的特殊境遇。我在東北農場將近十年，當時流行的口號是「男女都一樣」「婦女頂半邊天」。女生乾的所有活兒都跟男生一樣，冰天雪地中勞作，遇到生理期也無法請假。現在條件好了，考慮到種種特殊的生理需求，女性在身心方面需要特別的關注。
新京報：婦女在社會中處於一個怎樣的地位，也反映了這個社會處於怎樣的發展程度。你曾經提出：要從歷史的角度看女性，也要從女性的角度看歷史。
鄧小南：有學者提出，以往的歷史研究也會涉及女性問題，但是其中提到的「男尊女卑」，是從個人感受而不是從社會體制的角度出發的。因此他們當時強調，要對過去的研究有一種顛覆性的認識。
我個人的感覺是，與女性相關的議題是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觀察這類問題需要有特定的女性視角，但也要意識到單一視角的侷限性。以往的女性研究可能存在一些偏頗。從研究者的角度來講，他們沒有把性別看作重要的議題，沒有把女性作為特殊人群予以關注，或者說沒有將女性看作和男性同等重要的人群予以關注。女性是社會人群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歷史上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創造者，因此要從綜合角度去認識女性，要探討女性的自然屬性，更要關注她們的社會屬性和能動性。至於所謂「顛覆性」，我想還是不能切斷與既往研究的聯絡。
今天的研究可能是視角的變化——從女性的角度去觀察問題；過去有些討論雖然圍繞女性議題，研究者卻是從男性視角去認識的。例如我們在唐代壁畫中看到不少女性形象，有人會說，唐代女性的穿著「酥胸半露領口低開」，她們的性別觀非常開放。但是一位從事女性研究的學者就提出：她們是「開放」給誰看的？她們是自己想要這樣，還是為了取悅他人？所以，同一個問題，從不同視角去看，得到的印象、得出的結論就會非常不一樣。我們不能說哪一個觀點絕對正確，但不同的視角至少會讓我們關注一個問題的不同側面。
再比如女性的纏足。現在通常認為，纏足在南唐就出現了。但是宋代的勞動婦女一般不纏足，只有演藝界的妓女、宮廷裡的嬪妃、上層社會的婦人才會纏足。有研究者指出，直到清代，漢族女性纏足才成為盛行的普遍現象。纏足既是對於女性活動的限制與規範，是女性身心受壓抑的屈辱、痛苦過程，又是特定時期的「審美」與女性「自尊」的扭曲體現。這樣的過程，要回到歷史中去追溯。
因此性別問題不能只有一個維度，有更多非此即彼之外的因素需要納入研究的視野。
女性學者自己要有足夠的韌性
新京報：一些女性歷史學者可能選擇做影視史、服裝史研究，而制度史研究領域顯然男性學者更多。在這種環境下，身為女性，你會不會覺得自己要比別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獲得同樣的認可？
鄧小南：這可能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女性學者相對來說情感比較細膩，觀察問題敏銳，領悟能力強，所以做影視史、服裝史或者社會生活史，或許有男性比不了的長處。這些優勢若能充分發揮，肯定是一件好事。
但是任何一個學術領域都不是按性別絕對區分的。我曾經在北大歷史系開設「唐宋婦女史」研究生課程，班上一半是男生，一半是女生。2003年我主編的《唐宋女性與社會》一書，其中收錄的研究也是一半出自男學者，一半出自女學者。任何話題都不是某個單一性別的專利。
讀書時，女生成績通常不比男生差，但是進入學術領域後，特別是中年以後，女性學者確實容易受到更多限制。首先精力是個問題，像我母親去世早，父親老了，作為女兒我就會投入更多精力在老人身上，而孩子又小，我也要盡到母親的責任。孩子不滿兩歲，我先生出國留學，我也覺得應該支援。對於人文學者來說，時間其實是非常重要的，而我要買菜、做飯，老人、小孩……處處都要照顧到。如果你希望有一個完整、和睦的家庭，肯定要花費很多時間，這也是對家庭的一種責任。
這些時候，我會感覺到自己跟男性學者相比，確實不盡相同。同時畢業的同學裡，男性有了孩子以後幾乎不受牽累，學術精進，可是女性就明顯受到影響。但我覺得這並不是女性學者畏葸不前的理由。有些女性會主動選擇比較舒適的區域，並不是說她在能力上一定不如男性學者。現在人文學科的本科生中女生數量已經超過了男生，到碩士階段男女數量也許差不多，到博士階段女生就少了，一輩子堅持做學術的女性可能比例就更少。其實不是女性真的沒有學術能力走下去，更多時候是個人的選擇。我覺得在現有條件下，這種選擇也無可厚非。
新京報：我接觸的年輕女性學者會告訴我，因為目前非升即走的制度，她們在晉升副教授之前是不敢成家、不敢生育的。所以對她們而言，是被迫做出人生選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