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南：女性學者會有許多特殊的辛苦，我自己懷孕、生育期間就是忙著在寫碩士論文。目前的考評制度確實也有不合理的一面。作為女性學者，既然選定這條路，就要有咬緊牙關的勁頭。只要方向對，總會有收穫，苦在其中，樂也在其中。社會體制、大眾觀念對於女性來說都有不利的一面，但不至於完全沒有空間，可以爭取往好的方向發展。
將來的女性整體能夠走多遠，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現在的女性如何爭取自己的地位。爭取地位不是要上街遊行，而是要讓人看到你的堅持、你的能力，看到你對社會的貢獻是不可或缺的。
在我很小的時候，我母親就對我說，女孩子將來必須得有自己的事業。那個時候我其實不太理解她為什麼要對我說這個。但是隨著年齡增長，我開始明白，某種程度上她是為了我父親犧牲了她自己。當時他們兩人都考上了大學，本來她也是有機會進入學術界的。可是家庭生活沒有來源，當時我姐姐出生不久，所以我母親就沒上大學，選擇了當小學老師，掙一份錢養活全家。
不能給父親丟人，是一直的壓力，也是一直的驅動力
新京報：就你個人而言，你是什麼時候對自己的女性身份產生感知的？是否曾為自己的性別感到過困擾？因為在一篇學術自述中你寫道，父母為你取名為「小南」，而沒有隨兩位姐姐排行，你曾感覺他們強烈地想要個「小男孩」。
鄧小南：其實小時候我並沒有這種概念。我和上面一個姐姐差了十五歲，後來才知道，我們倆中間有過一個男孩。當時趕上抗戰，孩子早產，沒有活下來。等到抗戰結束回到北京安定下來，父母可能還是很想要一個男孩。但我小時候並沒有人跟我說這些。
「文革」結束後，我為「小南」這個名字問過我父親，是不是想要一個小男孩；他說這是派出所警察給起的名字：小囡。後來發現我大姐在我出生時——那時她已經十九歲了——在日記裡寫道，爸爸媽媽給小妹妹起名叫「小南」，說明他們還是重男輕女。至少她也覺得是有這個意思的。
好在我父母那一輩人，認同「男女都一樣」這個觀點，所以也並沒有給我什麼壓力，讓我自由自在地成長。我從小沒太把自己當成「女孩」。上小學的時候，總在大院中、衚衕裡跟一幫男孩到處跑，玩彈弓；也會和女孩一起畫畫、過家家，但是好多女孩喜歡的繡荷包、編玻璃絲，我都不擅長。到了上中學、上大學，在學術方面，好像男生能做的我也能做，沒感覺自己哪個方面比他們弱。
新京報：雖然你不是因為父親而走上宋史研究的道路，但在外人看來，你仍然屬於「女承父業」，這種想法會不會給你帶來壓力？
鄧小南：肯定是有的。比如我考上北大歷史系，我就怕別人會覺得是我受到父親的照顧。其實高考沒有「照顧」的可能，而且1978年高考我分數挺高，但還是擔心同學裡說起我爸爸是誰。
我們本科班上不少同學跟著王永興、張廣達兩位先生讀書，好幾位準備考隋唐史的研究生。但是一位老師能招的研究生是有限的，我就覺得不要內部競爭，於是轉向考我父親的宋史方向，當時確實感覺有很大的壓力：「你怎麼考你父親的研究生？」其實那次研究生考試既不是他出題，也不是他閱卷。
我之所以後來沒讀博士，也是這個原因。博士生考試一般不會統一命題，都是導師直接命題、改卷，我也擔心外人會有質疑——確實一直有壓力。
現在我也特別怕人家說我是「家學淵源」。因為我小時候父親一直因為「白旗」而被批判，從來沒在家中對我有特別的指點傳授；「文革」開始時，我才上初三，之後十年我都在下鄉，回來以後已經二十七八歲了，其間一直沒有浸染「家學」的真正機會，沒有那種環境。所以的確說不上「家學淵源」。
張廣達先生有一次在海外接受採訪時說：「小南現在是北大研究宋史的主力。但是她是自己幹出來的，我必須替她說一句，她固然有家學，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主要是由於政治運動，她父親並沒有單傳給她一些什麼沒傳給別的學生的東西，今天小南的業績純粹是小南自己努力做出來的。」我真是由衷感謝張先生的理解。
新京報：我能感受到你給了自己很大的壓力。你在《祖宗之法》一書的《贅語》中寫道，「我曾經不止一次想過，父親在晚年是否曾感到精神深處的孤寂。作為女兒，我從學業到處事，都不曾使他滿意。這種愧疚，直到今日仍在齧蝕著我的心。」我覺得你是過於自謙了。
鄧小南：這本書出版後，我送了一本給上海師範大學的一位老師。她帶回家後，她先生翻看了這篇後記，嘆了一口氣說，當名人的女兒真不容易。確實是會有這種壓力，但是這種壓力某種程度上也是驅動力，我會覺得自己不能辜負這些期待。
現在的研究條件不同了。在某些特定領域我們可能超越前一輩學者，但是很難再有他們那樣一種氣象。我父親那一輩是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的學生，親炙大師風采；而我們是按部就班上一門一門課訓練出來的，所以還是會有很大不同。
新京報：這種壓力或者說自我期許會影響到你和父親的關係嗎？
鄧小南：我上大學後一直住校，我繼母出國後我才住回朗潤園家中。1997年我父親病倒住院，我和姐姐每天陪在他身邊。當時他的精力已經不行了。我看著他，儘管已經枯槁無力、那麼無助了，滿心想的還是學術。那段時間我體會很深，對我內心的感染是非常強的。
新京報：他有向你提出過對你學術上的期許嗎？
鄧小南：他沒有明確提過。但是我能感受到。比如我們碩士答辯時，他指導的學生中有三位是同時畢業的，其他兩位碩士的論文他都改得非常仔細，一位同學說，「紅字比黑字還多」，對我就沒那麼仔細。但是畢業答辯時，其他評議老師對我的論文評價挺高，他還是非常高興。我覺得他內心還是有很多期許，但嘴上並沒有說出來。
我從美國回來後，系裡讓我做班主任，還讓我額外教一門專業英語。雖然我去過美國，但這跟教英語完全不是一回事兒，而學生們也正處在躁動時期，所以那時候壓力挺大的。我剛從國外回來，滿心滿意想要寫點東西，卻一下子碰到這些意料之外的事情。我父親一方面也覺得，怎麼這麼多事兒；可另一方面，他又找到報紙上「如何當好班主任」一類文章拿給我看。其實他還是記掛著我的工作，但是他不會說什麼。
新京報：對於你的後輩、對於年輕學者，你會有怎樣的期待和建議？
鄧小南：學界的希望，在青年人身上。非常簡單：首先要選擇好自己的道路，其次要合理安排。年輕教師面臨多方面的壓力，也面臨許多選擇，而時間是有限的，這就需要權衡：是要把更多的時間放在教學上，還是把更多時間放在科研上，甚至於放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上？實際上，這些抉擇並不一定排他，可能像是「彈鋼琴」，各個節點側重不同，都是面對特定情勢做出的安排。在你選擇的這條道路上，要儘量能夠走得好，走到底。我們的人生道路，最終就是由這些選擇構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