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這一次的女性熱潮某種程度上覆活了五十至七十年代婦女解放運動的視野和話題。毛澤東時代是一種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結構形態，那時一直都非常重視女性的問題。
新京報：但當時的女性解放是放在階級維度裡進行討論的。
賀桂梅：對，所以當時將它稱為婦女解放運動，而不使用女權主義運動或女性主義運動的說法。婦女解放運動和女權主義運動是不一樣的。我們有必要區分這兩個概念。
女權主義運動是西方社會的一種社會運動形式，而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雖然最早的理論資源是從西方來的，但它在二十世紀中國的展開形式是不一樣的。婦女解放運動是和整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民族解放運動，還有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緊密關聯在一起的。我們必須承認，這種實踐本身非常重視女性問題，一直把女性的問題作為整個革命和社會運動的組成部分。
當然它也有它的問題，就是沒有特別強調婦女問題的獨特性，而是呼籲男女都一樣，設定了一個無性別的主體形象。所以毛澤東時代的婦女解放最成功的那一面是，它一舉就解決了中國女性的社會權利問題。它在處理父權制、性別與階級、女性內部階層區分的問題，還有女性與民族這些問題上，視野是很開闊的。
我們今天提到的這些對家務勞動的討論、彩禮的紛爭、農村女性的狀況其實是那個年代討論性別問題的主要方式。那個時候討論性別問題時設想的主體就是農村女性，而不是知識女性，這是一個階層的巨大轉換。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才開始談知識女性。
另一方面，前三十年的婦女解放運動中，女性自己言說的空間很小，女性從文化觀念上去批判那種性別身份束縛的實踐空間也不大。最典型的是丁玲。丁玲當然是革命的，她也是一個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同時她也會提出女性受到的不平等對待，比如她的《「三八節」有感》，但是這會被批評為要把女性的問題和黨的問題分開。整個中國共產黨的婦女解放政策，在1943年有一個大的調整。此前基本上關注的是新女性，就是中產階級的知識女性，受過教育的城市女性。1943年之後，關注點轉移到了農村女性上。整個文化表現上，社會主義的婦女解放形象主要是勞動婦女的形象。
今天談論女性問題，我認為應該把這兩種歷史遺產綜合起來，要更客觀地探究八九十年代的女性主義遺產和前三十年婦女解放運動的遺產。它們都有各自的特點，有自己的優長，也有各自的問題。
從性別盲到階級盲，女性話題不是單一的性別話題
新京報：我記得你在《女性文學與性別政治的變遷》裡用過一個特別好的比喻來形容這兩次思潮——從毛澤東時期婦女解放運動的「性別盲」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女性熱潮的「階級盲」。
賀桂梅：這也是因為文學是一個特別中產階級的領域，因此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女性文學的作者都是知識女性也主要表現知識女性，因此在談女性問題時遮蔽了很多階級維度的問題。九十年代那種個人化寫作，它所說的「個人」不是普遍的個人，而是中產階級內部的個人。二十一世紀這一波浪潮，包括剛才所說的這些家務勞動、父權制等制度性問題，也只是很多聲音裡面的一個聲音，而且主要限於學院和知識界。
如果我們去看大眾文化領域呈現出來的女性話題，就會發現他們關注的焦點與文學界有所不同，最有意思的就是宮鬥劇。比如《甄嬛傳》《延禧攻略》這樣的大女主劇，它們的設定首先還是在「後宮」，然後再去討論說女性要如何「上位」。本質上是中產階級女性的敘事方式。
強調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歷史遺產，也是因為對於談論性別問題來說，這是一種很好的平衡。如果我們參照鄰國比如日本、韓國等談論性別問題的方式，它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也發生過女性主義運動，但結果就是把女性的問題變成了一個特殊群體的問題以及單一的性別問題，而不是整個社會所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注意這次討論的主體更多還是中產階級的女性。而對中國的農村女性，以及城市裡更為普通的女性來說，她們所承受的是更大的性別束縛，不平等更多地滲透和沉積在日常生活、日常觀念裡。很多時候，她們可能會將這些束縛接受為理所當然。
學術界尤其需要自反的能力，但這一自反的能力有多強，是否具有更大的社會效力，視野是不是侷限在性別這個單一的領域裡，這些都需要我們做出更多的努力。
新京報：近兩年，還有一個比較熱的話題是關於全職家庭主婦的討論。這也涉及女性長期面臨的兩難選擇——家庭還是事業，孩子還是自己。之前張桂梅老師關於女性不要當家庭主婦的言論也引起了不小的爭議。你怎麼看？
賀桂梅：張桂梅能夠成為一個熱點，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現象。她是近十年關於女性和性別問題被推舉出來的一個熱點人物。主流社會觀念都是要讓女性先上學，讓她們成為獨立的社會成員，結果很多女學生畢業後都去找一個好老公，回家做全職太太了。張桂梅受到關注是因為她對自己女學生們的不滿把這樣一箇中產階級女性命運的問題折射出來，就是：你受了教育又怎樣，最後還不是要回歸家庭。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修訂過一次婚姻法。鄭也夫那時候出版了《代價論：一個社會學的新視角》這本書。「代價論」的意思是說，為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必須要有一些人作為犧牲品，承擔代價。當時女性的反應很大，對他的批評也很厲害。有一個人大的副校長公開支援全職女性，也被罵得很厲害。所以讓女性回家這些討論其實一直存在。
所有的女性問題或性別問題會面臨一些根本性的原點問題，比如說生育問題、家庭模式問題、社會性別身份問題、兒童社會化問題、職場領域的性別不平，等等。所以我們在討論女性問題的時候，我比較傾向於不是籠統地談，而是首先區分不同的領域、不同的層面，比如說在生育這個問題上談，在家庭的問題上談，在工作和社會層面談，在文化領域談。因為一個女性從小到老的整個生命過程，每個階段所遇到的焦點問題是不一樣的。與此同時，所有這些問題構成總的女性問題系。因此，一方面要區分不同的問題域，同時也要對性別身份導致的結構性原點性問題有總體的認識。
新京報：就你的觀察來看，有沒有一些新的女性主義理論資源出現？
賀桂梅：我一直比較關注這塊，市面上能買到的新書我都會買。就我的認知來說，從理論而言，在性別話題的深度和廣度上，我自己比較喜歡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理論。近些年學生們都很關注日本學者上野千鶴子提出的厭女症問題，以及許多中國學者對性別社會問題的探討，感覺上，這些討論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會相對深入。
新京報：這種理論資源遲遲沒有得到突破的原因是什麼？
賀桂梅：這也不只是女性主義理論的停頓。我認為，理論的能力其實是一種整體性的想象力問題。西方社會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非常有想象力的時期。那時候的人們相信解放，也願意通過行動和思想的實踐去推進社會議題。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整個社會進入一個缺少想象力的時代，也可以把它叫新自由主義時代。從理論的層面來說，六七十年代出現了諸如福柯、波伏娃、薩義德等一批知識分子。但是八十年代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也沒有出現更新的突破，而是遭遇到很多理論困境。而中國社會從五六十年代的婦女解放運動到八十年代女性問題的提出，也經歷了相似的過程。
近三十年來，無論是中國還是全球，在理論的想象力上，我認為並沒有很強的原創性突破。在女性問題方面，不能說沒有推進，比如巴特勒等人的出現，但是這些理論都是哲學式的、學院式的，缺少社會實踐和社會動能，最終侷限在學院內部。
所以還是回到那個關於社會想象力和理論想象力的問題。比如說在十九世紀，我們都相信要追求一個更平等的社會，所以勞工運動、女性運動都在不斷推進。這也和整個工業革命所塑造的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形態相關。
但近三十年來，我們沒有這樣的一種信念和訴求。一方面，社會主義實踐進入冷戰的終結階段，另一方面工業社會已經走進後現代社會。人們越來越生存在一種系統化的、高強度控制的、技術主義把控的狀態當中。
新京報：無論是這種毛澤東時代的婦女解放運動還是九十年代的女性熱潮，它們都有各自的優長和短板。對於今天這一波女性主義思潮，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問題是什麼？
賀桂梅：首先要了解前面的女性解放的實踐史。我們現在的很多討論都是失憶式的，也就是不關注也不大瞭解前面有過的實踐、做出的理論累積。但如果不瞭解歷史，不知道前面的人做過什麼，就難以判斷造就性別問題的社會原因，無法在前人基礎上繼續推進，更別說吸取前人的經驗教訓進而在現代性視野中做出新的突破了。
另外一點是需要人文學的想象力。就是說我們在談論一些個人的或特殊群體的問題的時候，如何把它放到一種更大的視野和更大的社會結構中來討論。這個話題的批判性和生產性不是僅僅侷限在被學院、媒體、話語權、階層等因素限制的範圍，而是能夠形成一種總體性的社會共識，形成有效的判斷並生成改變現實的訴求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