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桂梅：常見詞當然有很多，比如內卷、朋友圈、焦慮、抑鬱、虛擬……大家討論得比較多，我就不贅述了。我感觸比較深的可能還是人的精神狀態怎麼會變得那麼脆弱。這是特別值得去思考的問題。比如憂鬱症的普遍化。抑鬱作為一種疾病的隱喻，它意味著被動、消極，喪失行動力，不是要人積極地生活，而是去過一種否定性的生活。
這還不是一種簡單的代際差異，而更像是一種普遍的精神狀態。八十年代時，雖然日子過得不如現在，但當時人們的精神狀態是飽滿而熱切的，現在物質生活越來越便利，也越來越有秩序，但大家的內心卻失去了秩序，喪失了曾經那種精神性的熱情和信念，也不再覺得我們可以認識自己。這是特別可怕的一件事。
新京報：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懷舊是當下文化中的突出現象，側面反映了大家對於當時的時代面貌與精神氣質的嚮往。在你看來，當我們今天提到八十年代，它留給當下最重要的遺產是什麼？
賀桂梅：八十年代在今天的意義，當然不僅是知識性的意義，因為八十年代所生產出來的知識是有限的。更重要的在於八十年代那樣一種突破僵化的現實格局、探尋新世界的精神和情感氣質。
八十年代最喜歡說的詞叫「啟蒙」，我這本書也叫「新啟蒙」。這是因為八十年代的映象是五四時期，當時人們想要接續五四傳統，重新啟蒙。但「啟蒙」的實質性內涵究竟是什麼？啟蒙本身是一個精神氣質問題。它的初衷是我們要認識自己，擺脫未成年狀態。在西方文藝復興時期，人們要達到啟蒙的精神氣質，就要去追求一套特定的知識，也就是人文知識。八十年代所接受的也正是這一套知識。
我們今天重新理解八十年代的新啟蒙，主要涉及兩個層面。第一，我們要有勇氣認識我們自己，這是啟蒙的最終目標。第二，我們如何認識我們自己。這裡我想提一下福柯。在福柯看來，當我們說認識自我時，並不是說人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自由的含義也並不是說不受任何限制。啟蒙的含義是關於自我的批判的本體論，也就是首先要認識我們是怎麼成為我們的，我們為什麼變成了這個樣子，我們為什麼這麼想問題，這麼說話，這麼做事情。接著，福柯又說我們要做一種知識考古學，釐清我們怎麼成了今天的自己。然後，再去撼動那些我們可以改變的東西。也就是說，在承認既有的歷史條件的前提下，我們要去改變那些偶然的、可以重新開啟的地方。所以他說的自由不是抽象的自由，而是在已有的條件裡去探索新的可能性。
當人的生存境況發生根本性轉變時，我們尤其需要「人文學的想象力」
新京報：這讓我想起你在書裡提到的「人文學的想象力」。
賀桂梅：對，這是我特別想要提出的一點。這一概念最初的靈感來自米爾斯的《社會學的想象力》。米爾斯所說的「社會學的想象力」主要針對的是主流的、體制化的社會科學，體制化的社會學太過關注資料統計，缺乏反思能力和批判能力。他認為，社會學的想象力的意涵在於把環境中的個人困擾和社會結構裡的公共議題溝通起來。這是一種特別具有生產性和批判性的思路。
延續這一說法的是英國的吉登斯。他在《社會學：批判的導論》中提出，除了社會學的想象力，我們還要有「歷史的想象力」，也就是說，我們不僅要知道今天，還要知道過去的人類是怎麼走過來的。同時也提出「人類學的想象力」，就是不能說我們熟悉的現代社會群體的組織方式是唯一的，而應該尊重人類歷史的所有經驗以及那些與歐洲不同的文明形態，它們的生存方式自有其獨立的意義體系。
我最早提出「人文學的想象力」，主要針對的是文學界的說法，尤其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文學界一直強調「純文學」，要將文學從政治控制的語境裡擺脫出來。這也使得文學開始陷入純審美的、純個人的、純感性的領域，和社會的互動關係變少了。
這樣的觀念不是不對，但它實際上制約了作家，也制約了研究者。我最近參與北大中文系的小說獎評選，密集閱讀了2015年到2017年的多部小說作品。我真的覺得我們的文學變得好沒有力量，大部分作品都是以個人的視點講述自己的困擾與焦慮。小說經常就是通過死亡或從生活中消失為結局。這種個人化的糾纏所指向的是一種沒有希望的生存境況，讓人讀得很鬱悶。
另一方面，對純文學的過分強調也讓文學研究的視野越來越狹窄。文學批評開始變得越來越專業化，聚焦的問題和材料特別細小。對文學性的理解最後都落入到抒情和審美，最多談及語言藝術，而失落了文學之為文學的那種解釋世界的根本性視野。
呼籲「人文學的想象力」，其實是開啟自己，將個人的問題、文學的問題放到一個大的社會結構關係層面進行討論。第一步就是要跨出去。我們要知道同時期、同結構下，其他學科在談論什麼問題。這必然牽涉到理解社會結構和國家的組織方式。這方面，社會科學是最有效的。但如果文學只是跟在社會科學後面，也是不行的，還是要在文學的學科體系、結構關係上發揮它最獨特的力量，即基於人的感性和情感的體認。這種體認表面上看起來是非理性的，但其實是人的潛能的發揮，你的視野越大，你所能想象的空間就越寬闊，文學的能量也就越大。所以人文學的想象力最初是為了重新啟用文學的力量。
新京報：對於當下的社會境況來說，人文學的想象力能為我們帶來哪些啟發？
賀桂梅：首先還是要回到人文學這一概念。人文學，廣義上是指以人為中心的思想，包括與人相關的價值、情感及體驗。它最早是在歐洲啟蒙運動裡提出的，在擺脫宗教控制過程中形成了這樣一門學科，也構成了十六世紀以來西方人文學知識的主脈。
回到中國的語境裡，我們文化的傳統其實一直都紮根於人文主義脈絡。與強調人的自然本性的「人道主義」不同，「人文主義」更強調人自身的修養和修煉所能達到的境界。孔子說「子不語怪力亂神」，我們不說那些我們不知道的東西，只做那些人力所能做的事，同時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以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人文傳統特別強調人的能動性力量。
這個問題之所以在今天變得特別迫切，是因為組織整個社會的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比如說網際網路、人工智慧、基因工程等技術的發展，不單是將人從現實世界隔離到虛擬空間，也改變了社會運作的形態。其中有很多技術性的支配力量實際上是反人的或非人的，而人本身最為獨特的、最具有人文性質的內涵在今天似乎都可以消失。這樣一來，人的生存狀態也會變得越來越消極和被動。
召喚人文學的想象力，首先要認知人的被動狀態。也就是說，要重新認知今天這些制約著人的生存狀況的歷史性條件及物質性基礎，也包括技術控制人的基本方式。
現在有兩種引人注目的人文思路：一種叫「後人類主義」理論，就是說我們不是以前我們所認為的「人」，另一種是復興古典學。古典學的復興確實有它的道理。它們認為，現代世界裡的人越來越病態化，所以我們要回到現代和古典交戰的那些基本問題上，從例如《論語》《理想國》這些經典裡面汲取力量，因為它們對人的理解是更整全的。這種思路肯定是需要的，但是古典學的興起並不意味著我們都要回到古典時代，而是我們要重新去學習和把握這些經典所提供的關於人創造自己、創造世界的方式、視野和能力。
同時，人文學的想象力強調的還是人的能動性，我們需要在把握現有的物質條件和組織形態的基礎上，用當代人的方式去想象屬於人的世界是什麼樣的。
新京報：學界對這本書的評價有發生什麼變化嗎？
賀桂梅：我的研究一直都是既在專業裡面，又跨在專業外面。文學界做當代文學特別是八十年代文學研究的人會比較多地讀這本書，它也是一本基礎性的參考書。如果僅僅從文學研究去看，很多人對我使用的理論會覺得陌生，所以閱讀起來會比較困難。
另外，許多文學研究者比較習慣那種作家作品的批評討論，而我會把作者作品糅到一個思潮裡講，同時還帶著自己的問題意識。因此，在專業圈裡能夠比較有深度的討論也不多。有意思的是，我聽到的許多反饋來自文學圈以外，比如社會學、藝術學、歷史學這些學科的學者會更多跟我談起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