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女性，我做性研究還是有點優勢的」
新京報：作為一名女性，你覺得自己的女性身份對做性研究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
黃盈盈：性別是我的特質之一，但它不是我的全部，甚至構不成一個非常凸顯的或決定性的特質。就我自己來說，我首先會想到我作為一個性研究者在高校裡教學、做研究、發文章時的境遇。性研究很受媒體歡迎，而且我個人其實是受益匪淺的，包括可能比同輩人有更多國際學習與交流的機會。但是整體來說，性研究在學界是邊緣的，在灰色地帶遊走，近年國內發表都有些困難。目前看，「性研究者」這個身份比「女性」這個身份對我研究的影響更大，換句話說，社會對待「性」的態度比對待「性別」的態度對我個人的影響更大。
某種角度看，作為一名女性，我做性研究其實還是有點優勢的。就像我剛才說的，男性去紅燈區做調研，別人會對你做出道德的評判，「老色鬼」可能都會罵出來。對於女性來說，這種道德評判會少很多，我受到的道德評判就比潘老師要少得多。
最近幾年，我的女性身份還有一個優勢——在講到跟性和性別有關的議題時，假如我是男性，恐怕很容易會被扣上男權的帽子。我雖然也沒少捱罵，但因為我「身為女性」，受到的直接質疑還是要少很多。所以，我在一定程度上更好說話。比如，在性侵議題上，我有時候會比較小心地說，法律的介入可能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問題，或者我們要先了解一下事情的複雜性。假如一位男性研究者說這話，你想想會是什麼後果。我並不是在炫耀我的性別身份，相反，這麼說的時候，有點悲哀。
還有，在我的研究裡，大部分研究物件都是女性。所以有人會說，是不是因為我是女的，所以我只能研究女性？或者我是不是隻看到女性議題？我不是不可以研究男性的性議題，首先，我覺得女性議題的研究本身就很有意義和價值，我們對於不同群體的女性的身體與性的瞭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其次，我也研究過男性群體，比如男民工的性與階層問題，還有男嫖客。不是說不可以研究，但是研究男性的性議題時確實受到了一些方法上的挑戰。我去訪談男嫖客，相比潘老師，總覺得我和他們之間隔著一層東西。我們可以聊一些事實性的、事件性的問題，但是比較難聊到細節性的感受。當然，男性去訪談女性也有可能會面臨類似的侷限性。簡單說，我覺得性別對研究的影響是有的，但不是絕對的，跟資歷甚至性格結合起來做具體分析會比較好。
我最近是自己感覺遇到了研究瓶頸，跟能力與知識結構有關。我在寫《性/別、身體與故事社會學》的時候自信滿滿，感覺還有很多東西可以深入。但在寫完之後的挺長一段時間裡，我忽然意識到我遇到了瓶頸。比如，你現在問我最近在做什麼研究，我會打磕巴。我還沒想好。我對中國歷史文化中的性議題很感興趣，也希望在歷史文本中，在小說、老百姓日常會說的土話中，去發現可以跟西方性知識體系進行更為平等對話的語言。我知道這些方向的研究很重要。但是，當我要把腳伸向這些領域時，會立馬發現我的知識短板很多，能力有限，也有點畏懼。當然，我也依然可以繼續關注改革開放四十年背景之下的性之變，當下也依然有很多的性議題值得深入，我還沒想好下一步的具體研究方向。這跟大形勢有關，也跟我自己的研究階段有關。
可能扯遠了，回到你的性別議題。我剛才談到的有一些問題跟性別有關，但是有些問題不完全是性別帶來的。作為女性性研究者，性別對於我來說挺重要的，但並不是全部。所以，我不避諱但是也不會強調我是一個女性研究者。因為我在這個階段感受到的首要問題還不是我的性別所帶來的問題，而是當下學界的整體氛圍，以及社會對性的態度和我自己知識結構的問題，它們之間有交叉，但不明顯。
「近年來，女性與兒童的性議題尤其凸顯」
新京報：你剛剛說到預設，我們做的這個女性學者訪談系列的背後也有預設——女性學者的身份是有其特殊性的，以及在男性主導的學術界裡，女性可能處於一個比較邊緣的位置。你怎麼看待這種預設？
黃盈盈：女性學者訪談系列我覺得挺有意義的，這也是我願意參與的原因，不是說多成功才能談，才能「發聲」。但是誠實地講，你們剛開始發來採訪想法的時候，我記得訪談提綱的第二部分裡說，會談到作為一名女性研究者的遭遇。我一看到這裡就停住了，我不知道「遭遇」這個詞到底合不合適，要不要改一箇中性一點的詞彙。
但是，我後來沒有糾正。在某種程度上，你們用「遭遇」是因為從群體層面上來說，社會上的性別不平等一定會反映到研究者群體裡，學術界確實是男性佔主導位置，用「遭遇」這個詞也不無道理。但是，「遭遇」這個問法的預設性非常強，換到個人身上不一定合適。我想了半天我的「遭遇」，如果勉強說近期有，好像主要也不是因為我的女性身份。
當然，我完全沒有代表性。我只是提醒自己談這類議題時，要落到我自己的生活和切身感受上來談，而不是一個性/別研究者在泛泛地談一個性/別現象。研究者特別容易直接跳過去抽象地談「社會問題」，而忽略樸素的切身性，因為你問的是我個人的情況，而不是讓我談「女性的遭遇」。我知道很多女性研究者在家庭中所付出的時間和心力跟其女性身份有直接關係。我基本沒有這方面的顧慮和負擔。家庭領域的性別不平等在我身上體現得確實不明顯。而在工作中，我對制度和規則是有一些不滿和批判，制度與規則的制定者確實也是男性主導，但是「被遭遇」的不只有女性研究者，也有男學者。某種角度講，也可以說結構性不平等與個體境遇並不是完全吻合，也不是可以直接推演的，多樣性和積極的面向也總是有的。當然，說我對「男權」的認識不夠深刻，我也沒意見，只是希望這個詞不要成為一個標籤和分析一切的概念，走向「惟性別主義」就沒意思了。
新京報：這也跟我們媒體有關，近年來，女性議題是一個經常引爆流量的議題。觀察這兩年我們報道的很多新聞的性敘事，一個是像伍迪·艾倫、福柯等人被揪出來戀童的敘事；另外，就是像林奕含、韋恩斯坦、n號房間、伊藤詩織這樣的性侵性騷擾的敘事，每個話題都有很大影響。現在有很多媒體人會討論女性議題，但在十幾年前的輿論場裡，並沒有那麼多媒體人靠這個議題「吃飯」。我覺得，我們這些年的確經歷了女性意識的覺醒。你怎麼看待近年來女性和兒童作為性受害者的性敘事會成為輿論熱點的現象？
黃盈盈：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關注的議題。兒童和女性的性並不是今天才成為性領域關注的焦點的。在性方面，兒童和婦女從來都是備受關注的，尤其是兒童。因為在性議題上，兒童和婦女往往會被構建為純潔的無辜者、需要被照顧的人，隱含的也是潛在的受害者。
我在讀西方性學百年曆史的有關文獻時，很明顯地發現，當我們說一個社會發生「性革命」，你要看的不是男性的變化，而是婦女和青少年群體的變化，這才是反映社會性變遷的重要指標。在這個方面，近現代以來中西方之間沒太大區別，除了有個時間差和具體事件不一樣。何春蕤老師和潘老師的文章對此也都有論述。
很多社會都會把婦女與兒童設定成需要保護和關愛的群體，尤其是兒童。性又是一個高度道德化也極容易挑動人們神經的議題，除了「魔鬼學化」的特點，我們有一個性的道德滑坡理論。兩者相加，很容易形成熱點議題，也容易造成道德恐慌。怕帶壞小孩或譴責婦女受害者往往是性審查時非常重要的兩套論述。近現代以來，大部分人都認為性會對兒童和婦女造成傷害。如果說婦女議題還有些不同的聲音，那未成年人的性基本是一塊不容異議和討論的存在。這方面的研究和論述也有不少，但是我也沒想好怎麼在公共空間討論年齡與性政治的問題。可以說的是，我們對於未成年人（不同群體、不同年齡段）的性/別世界的瞭解還太少，而未成年人一旦長成大人，尤其是家長，也往往會忘記自己曾經是怎樣過來的。
說到時間差，為什麼近年來女性與兒童的性議題會特別凸顯出來？首先，跟網際網路的發展還是非常相關的。網際網路極大增強了可見性與臨近感，以及對個案的放大效應。這些討論和資訊的視覺化呈現，會把這些議題以極度震撼和不可容忍的方式丟擲水面。一些人是出於公義之心，也不乏一些蹭流量的，甚至惡意炒作。其次，這也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有關。性別類進步議題會隨著社會發展與全球化的加劇冒出來，大家對性別議題的敏感度會逐漸增加。女性的議題，性別的議題，不可能長期被忽略。還有，很直接的，這也與這些年來我們關注性別議題的年輕人的積極介入和推動有關。可以說，性/別議題的切身與道德化特點、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國內政治與社會環境的變化，以及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直接相關，此類議題在全球範圍內聯動性的加強，也進一步推動了此類議題越發冒尖，也更加的政治化。
「目前性和性別議題的討論氛圍很不健康，特別容易流於喊口號和貼標籤」
新京報：你一直對政治正確跟性侵敘事有保留意見。在你以前的採訪中，你說新一代行動派一方面在反性騷擾這個問題上延續了麥金農的觀點，但另一方面她們也主張性自主。你覺得這種性侵的危險跟性自由之間的度該怎麼把握？怎麼能夠在保證性自由的情況下又能抵制性侵這種危害？
黃盈盈：新一代行動派，通常我們稱「新女權」，其實內部也有許多不同的觀點。而且，我覺得最近幾年也在發生變化，下結論還是有點早。以前有一段時間裡，大概2014年前後，「性權」與「女權」之爭是討論的一個熱點，尤其在性侵這個問題上。在《我在現場》和《性/別、身體與故事社會學》出版之後，我接受過幾個訪談，他們都會問我怎麼看待性權與女權之爭。雖然我不在網上參與爭論，但據說大家通常把我歸到性權派。我在書裡稍微回應過這個問題。何春蕤老師也就女權主義的「結構-自主」問題做過專門的論述。
但是，這兩年沒人問這個問題了。大家或許都能感受到，性權的聲音越來越小。因為「性權派」本來就沒幾個人，我認識的幾個朋友還都不愛在網路上爭論，基本上是自己小圈子討論討論。所以，性權派的聲音就基本上聽不見了。但是，隨著一些事件的發生，女權派內部也開始出現不一樣的聲音。所以，這個議題不能簡化為女權派如何看這個問題，因為女權也好，性權也好，內部是有差異的。哪怕同一個人，她的觀點也是會變化的。我對有些問題的觀點也在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