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性自由」這個問題。我不知道你怎麼理解這個詞，絕對的性自由是不可能的。在涉及人際關係時，你肯定得找一個平衡點。你想要的是不是人家想要的？性自由不能做絕對化的理解。如果說，它只意味著個人的自由與權利，我想要，我不管你想不想要，甚至以某種權力強制的方式來達到我想要的，這當然是有問題的，還用說嗎？但凡涉及人際關係，總會有度的問題，有互動和協商的問題，這難道不是為人處世的基本道理和能力？當然，不得不說，現在不少人確實缺乏這個能力，謎一般自信。
我在性侵議題上的發言比較謹慎，搞得我好像立場很不堅定似的。我當然不是說反性侵不對。在日常生活中，在不存在性侵的情況下，兩個人的性是私密的。但這私密的事情如果處理不好，就會變成公共議題，在這個過程中，它從私密事件發展成公共事件。性的私密性特點增加了在公共領域討論和應對這類事情的難度。因為你不是當事人，你對事件中的一些步驟是不清楚的，舉證以及對於證據的判斷都是不易的。我覺得用外在力量，包括法律的介入來應對那些最糟糕的狀況是下策。生存之道、人際交往的能力、對待自己的身體與性/別的能力是我們打小要培養的。不要把這個動不動就歸為「譴責受害者」，也不要僅僅是期待靠制度層面的改變來保護個體，我一直覺得建設個體與群體層面對系統的支援很重要，尤其是在應對私密關係問題之時。
撇開那些很明確的、赤裸裸的強制或脅迫式的性侵問題，大家都知道，大多數性關係中的感情是很難講的。曖昧、調情，搞不好就成性騷擾了，外人有時是很難判斷的。所以，我有時候挺驚訝，為什麼大家都能那麼斬釘截鐵地做出判斷？我不是說這些事情都是對的，我通常會說，這事情我並不清楚，我只想先多瞭解一點。但是，但凡有所遲疑，我就會被人質疑是不是不支援反性侵。當你拿一個清晰的規定給這些事情定性時，這可能會抹消掉生活中的曖昧性和複雜性，其實解決不了現實問題。
有些人並不是落到地面上談性與性別議題，而只是飄在口號的層面談。一個朋友說得挺對的，就是生活中其他事情的不確定性甚至風險大家都能承認/承擔，為什麼一到性的問題上就搞特殊化？換個問法，性為什麼就那麼特殊？
新京報：所以有人說要在親密關係裡引入性同意權。
黃盈盈：這個問題，像郭曉飛、朱靜姝他們有過專門分析。同意權往往是一個比較明晰的東西，法律肯定是要明晰的。但日常生活中的關係本來就存在很多不確定性，若都變成確定的，那也挺沒勁的。不確定性給我們帶來了挑戰，性騷擾的取證是很麻煩的。我理解很多人希望推動法律介入到性關係之中，並認為要以受害者的意願為主——如果我認為他是性騷擾，那就是性騷擾，因為取證太困難了。我並不認為這類事情不需要法律介入，我只是認為簡單地拿法律的尺子去度量性關係是有問題的。
你希望日常生活中的性關係被明確的法律條文來衡量嗎？這意味著我跟一個人交往時，我還要時刻思考，對方要怎麼同意才算是真的同意。有人提倡，男女，尤其是師生、上下級談話的時候，要把辦公室門開啟，比如美國就這樣做。好多人認為美國反性騷擾的法律制度健全，但這個解決問題嗎？美國的性騷擾少嗎？在建設制度的時候，我們是不是也要想一想我們想要的制度跟生活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
這個問題不是很好談。在網上，沒有多少人會有耐心像你這樣聽我說半天，大概也沒有多少人能把這篇訪談看完。目前性和性別議題的討論氛圍很不健康，大家特別容易流於喊口號和貼標籤。這樣下去，即便讓你講，最後誰都不願意說話了，也會加劇某些人對女權的汙名化。口號跟生活之間的關聯到底在哪裡？落實到具體的事情上，我們該怎麼考慮生活的複雜性？我覺得多想一想沒什麼壞處，營造一個更好的討論環境人人有責。
我寫了一篇《女權主義的性論述》（2018），基本上也是想通過回顧不遠的歷史來簡要回應這個問題。那篇文章裡沒有直接談中國，主要是梳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美國女權主義內部的爭論。並非只有反女權的人才會質疑，女權主義內部不是鐵板一塊，也不是像當年所說的只有性權和女權兩派對立，而是有著許多不同的聲音，而且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以及更為後來的女權主義在性議題上的討論與介入也有一些變化。八十年代女權主義的性爭論是很有理論含量和現實關懷的，可以說積極地推動了性與性別理論的發展。中國臺灣的丁乃非老師也專門分析過美國女權主義的內部分歧，包括對麥金農理論及其在全球走勢的分析，以及相關論述背後的冷戰思維。這些對於我們理解和把握當下在中國社會所發生的性與性別議題的爭論是有幫助的，包括明晰爭論背後的思維與理論預設，政策可能產生的社會後果，以及去思考我們想要達到的一個性/別環境是怎樣的，在當下，又可以通過怎樣的途徑或策略去實踐。
「假如性教育的方向引導錯了，可能還不如不教育」
新京報：在性教育中，大家的關注點可能集中在反性騷擾，以及性醫學、性科學方面的內容。你覺得我們的青少年需要什麼樣的性教育？
黃盈盈：性教育又是一塊重要的內容。「我們的青少年需要什麼樣的性教育」，這個問題姿態有點高，或許換成「現階段，我們想要怎樣的性教育」更合適一點。這裡的「我們」是多主體的，也包括青少年。
我之前在寫文章的時候，在政策建議部分（如果有的話）也經常會落到積極開展性教育上。但是現在覺得這麼說還是有問題，至少不能止於此。我在複雜化其他性/別議題的同時，又把「性教育」太想當然化了。這是惰性。這個詞也需要好好梳理和辨析一下。
我們如何理解「性教育」？我一直覺得性教育不能被簡單理解為只有兒童或者未成年才需要的教育——它是貫穿一生的，很多時候，成年人更需要。而且，我從來不覺得只有課堂上老師對學生的性教育才叫性教育，家裡有意無意間的觀念流露與言傳身教，網路上對於性現象與性事件的討論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大學裡，上與性有關的課程，開性/別有關的研討會，等等，也都屬於性教育的一部分。小說、電影，包括帶色情味道的，都是人們接觸性議題的渠道，而且有些內容也不是你想禁就能禁得了的。無論是我們的定量調查還是定性調查的認識，都很清晰地顯示出涉性的政策與人們日常生活實踐之間的鴻溝。更現實一點的問題是：如何面對？
我們想要什麼樣的性教育？我們兩個人都做性教育，但是我們兩個人對性的觀點可能非常不一樣——你要講什麼內容，你的導向是什麼樣的。你是希望未成年人在成年之前最好不要有性行為，還是希望未成年人要有能力對性行為說「yes」，這是很不同的導向。做性教育也不能流於喊口號。
現在的性教育大綱是怎樣的，內容有什麼，理念與導向是什麼？性教育是要參考歐洲（比如丹麥）的經驗、美國的經驗、聯合國彙總的（西方）經驗、中國古代的壓箱底的經驗來寫，還是可以有其他借鑑來源與依據？這裡面有很多東西值得細緻討論。不要把這些提問當作簡單的、惡意的否定，從而直接產生排斥感。就內容而言，生理、醫學、反性侵方面的教育是其中的一面，但顯然遠遠不夠，人文的、社會的、積極而快樂的身體與生活的一面一定不能被忽視。前者是偏防禦保護性的，後者是更有力量的。「危險」與「快樂」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面，積極的性教育恰恰是應對「危險」的重要舉措。而且，性的生理和肉身特點與其人文社會的一面，任何一方都不可偏頗，因為這觸及我們如何對待自身、關係與貌似不相干的他人。只是說，什麼階段如何講可以具體再討論和協商。
此外，我個人覺得將性教育寫進法律或許是有了制度的保障，但是遠遠不夠，無論是內容、理念層面的討論，還是對現狀的瞭解（包括不同群體的青少年的世界）都還遠遠不夠。假如性教育的方向引導錯了，可能還不如不教育，因為還要使勁拉回來。還是說，大家有信心和強大的內心認為可以試錯？說到這裡，你也能感覺到，再一次，思考/討論與做/實踐之間出現了某種張力。
新京報：那你期待的方向是什麼？
黃盈盈：這個問題我回答不好。葛爾·羅賓在一篇文章裡面說，「我覺得最能鼓舞人心的夢想是建立一個雌雄一體、無社會性別的（但不是無性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一個人的性生理構造同這個人是誰、是幹什麼的、與誰做愛，都毫不相干」。
這好像也不現實。我至少希望性/別議題還有多元討論的空間，基於性/別的歧視可以減少，大家相互間多一點同理心，人際交往可以更為友善。這涉及如何理解和處理不同權利主體之間的關係，涉及我們在生活中做出某種決定的能力，其中包括獨立思考、不隨波逐流的能力，也包括應對風險與處理複雜事物的能力。這都是需要在生活實踐中培養的，而且，我也一再強調，不是隻有兒童、青少年才需要「教育」。
批評不易，建設更難。雖然我經常做批判性思考，但是我還是很佩服正在做事的這些人，她們在頂著壓力推動性教育的進展。只是說，作為一個性研究的學者，在更大的世界格局與政治社會背景之下，做複雜化一點的批判性思考是我的職責。我認為這是積極的、建設性的，即便可能不受待見。此外，我的批判和顧慮也不是無緣無故的，我瞭解到我國臺灣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性教育與性別平等制度的確出現了一些問題。有些社會後果在別處出現過，在中國大陸也有苗頭，並不是我在象牙塔裡空想出來的，也絕不是在玩智力遊戲。做研究的也好，做實踐的也好，爭論歸爭論，我們總是希望善意可以導向更好的社會效果，以及不同人的快樂生活。既然最後是談「期待」，就暫且烏托邦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