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寫|劉亞光
梁鴻，學者，作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著有非虛構文學著作《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梁莊十年》，學術著作《「靈光」的消逝：當代文學敘事美學的嬗變》《外省筆記：20世紀河南文學》《新啟蒙話語建構：〈受活〉與1990年代以來的文學和社會》《黃花苔與皂角樹：中原五作家論》《作為方法的「鄉愁」：〈受活〉與中國想象》等，學術隨筆集《歷史與我的瞬間》，短篇小說集《神聖家族》，長篇小說《梁光正的光》和《四象》。
和梁鴻見面是在北京的一處茶樓，她和兒子一塊兒坐在對面。2021年9月，賈樟柯導演的紀錄片電影《一直游到海水變藍》上映之後，後者現在可能偶爾也能被人認出來。儘管這部以知名作家們的家鄉為主題的電影收穫了極為兩極的評價，但梁鴻和兒子在電影中的互動，被不少人公認為是電影中最有趣，也最值得思考的片段。
電影中，梁鴻的言語間流露著十分複雜的情緒。一方面，提起父母和姐姐，她娓娓道來，情到深處會不禁落淚。同時，她似乎也有著許多隱而不發，用語言難以勾勒的言說物件。面對家鄉，年輕一輩與懷揣複雜心緒的父母輩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影片的結尾，梁鴻領著兒子用他很不標準的家鄉方言，一字一句地念出一段獨白：「我的愛好是物理，我的夢想是長大後成為一名物理學家。」
在這個被社會學者馬歇爾·伯曼稱之為「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的時代，年輕人或許越來越難以理解「故鄉」一詞的內涵。但在梁鴻這一代人中，它或許象徵著某些相似且重要的東西——借用同樣參演電影的賈平凹的一句臺詞，那是一個留存了「最快樂也最痛苦的時光」的地方。從家鄉走出的人們，可能也註定需要花一生的時間去不斷地重新認識它。
1997年，梁鴻來到鄭州大學攻讀文學碩士學位。2000年，她又去了北京，在北京師範大學師從著名文學研究者王富仁先生攻讀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後，她繼續從事博士後研究，並先後在青年政治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任教。在物理距離上，這似乎是一條「離鄉之路」，然而，故鄉從未在梁鴻的視野裡缺席，而是在情感與智識上始終在場，召喚著她踏上歸途。
2007年，梁鴻突然覺得「一定要回家，要回家寫點什麼」。於是她返回家鄉，重新認識身邊的人和事，由此開啟瞭如今成為其代表作的「梁莊三部曲」的寫作。《中國在梁莊》裡，她寫梁莊內部的故事，寫過去曾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政治風波，寫如今基礎教育的隱憂。到了《出梁莊記》，她的視野進一步擴充套件，跟隨父親一起遍訪四散在各地的梁莊老鄉，用文字跟隨他們走上工廠的流水線，踏上嘎吱作響的三輪車。
很多人將「梁莊三部曲」視為當代中國非虛構寫作的標杆式作品，認為它藉助豐富的紀實細節，以梁莊為樣本，折射了社會轉型時期中國農村的許多結構性問題。不過在梁鴻眼裡，梁莊固然有它「中國」的一面，但它更多時候是私人的。「我始終秉持的觀點，都是故鄉不能被本質化。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書寫方式。」梁莊寫了十年，除了藉助自己的眼睛觀察中國社會，梁鴻也在不斷通過寫作反觀自己。
剛剛過去的2021年，「梁莊三部曲」的最新一部《梁莊十年》出版，熟悉梁鴻的讀者會在新作中發現一些明顯的變化。《中國在梁莊》裡，梁鴻本人的大段評述不時出現。《出梁莊記》中，她還會在寫鄭州工廠裡工作的老鄉的章節前引用一段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原文。而到了《梁莊十年》，梁鴻的視線則迴歸梁莊內部，更多地讓故鄉的人們發出自己的聲音，很多篇章甚至採用了接近口述的寫作方式。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梁莊十年》中女性個體發出的聲音——她們中的很多人，第一次在書裡擁有了正式的名字。和中國的許多鄉村一樣，在梁莊，出嫁的女性，在某種程度上就成了「別家的人」，她們在本家的觀念裡被「驅逐」，甚至都不再被人們所談起。這不僅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傳統，也成為一股強大的文化慣性。用梁鴻在書中的原話說：
在之前的梁莊寫作中，當談到大堂哥、二堂哥時，我會詳細寫出他們的名字，但是在寫到女性時，我從來沒想到寫出她們的名字，都是直接用「建昆嬸」「花嬸」「大嫂」「二嫂」「虎哥老婆」來代替……這麼多年以來，我一直覺得自己算是一個比較有自覺意識的女性，早年讀博士時，正是中國女性主義思潮興盛時期，我也買了大量的相關書籍，一度想以女性主義為主題寫博士論文……可是，在無意識深處，在最日常的表述中，我仍然以最傳統的思維使用語言。沒有人覺得有問題，我沒有察覺，好像讀到這兩本書的人也沒有察覺。語言潛流的內部包含著思維無意識和文化的真正狀態。
梁莊女性們身處其中的這種集體無意識，隱喻著我們所熟知的某些女性的普遍處境。而這種處境可能不僅關乎女性，也關乎敘事。除了寫作和研究鄉村文學，梁鴻也寫過很多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與《梁莊十年》同年出版的文集《「靈光」的消逝》中，收錄了一篇有關中國當代女性文學中「男性」角色書寫的研究。她指出，女性文學中的「男性」形象其實是文化的映象，對「男性」的書寫方式及象徵意義的轉換，在某種意義上也顯示出女性主體意識的建構、發展及其遭遇的困境。而從文本傳播和流通的角度來看，女性書寫的每一次變化，都在不斷經歷著以男性視角為中心的社會話語場的過濾。
儘管那篇文章寫於2009年，但身處當下語境，這一觀點似乎顯得更加合乎時宜。當代公共空間中的女性表達，不僅面臨著傳統父權制文化的凝視乃至圍獵，更遭遇著新的被消費主義吞噬、收編的風險。敘述與言說本身，成為一項佈滿陷阱的實踐。
同樣佈滿「陷阱」的，還有梁鴻擅長的非虛構寫作。過去的幾年裡，非虛構寫作成為公共討論熱度最高的一類文體，它常常成為人們看見世界複雜性的視窗，但也會因為一些寫作方式引來爭議。前不久，穀雨實驗室釋出的《一個農民工思考海德格爾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非虛構作品應該如何處理好講述者和作者之間的關係？寫作者應該持有怎樣的立場？梁鴻認為，並非只有非虛構作者，所有型別的寫作者都需要長期追索這些問題。
「寫作就是一場自我的‘搏鬥’。」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