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應當轉化為自身情感結構的一部分」
新京報：作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你的青年成長時期正好是一個重要的文化時段，八十年代思想解凍，很多新鮮的思潮、流行文化都對一代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現在回想起來，你覺得那個時期有哪些帶給你很大影響的作品或是學者？
梁鴻：八十年代，我才十幾歲，在鄉村生活，因此，並沒有完全跟上那時的思想解放，當然在鄉村也能感受到一些，譬如香港電視劇引進了，我記得那時全村人跑到鎮上，擠在那家有電視的人家門口看《射鵰英雄傳》，感受到某種形式的解放和自由，還有就是村裡的年輕人開始出門打工，一種世界的流動性。如果說真正受影響的話，應該是九十年代末期我個人的閱讀開始之後，像福柯的《性史》，那是對我的學術觀念衝擊極大的一本書，原來，「性」不只是性，它暗藏著規訓、懲罰、權力等一系列話語，它是一種塑造，而非天然。它讓我知道，許多我們以為「由來如此」的東西，不管是大的文明話語還是日常生活話語，背後都有結構性存在，你要發現、思辨這些結構性。
在這中間，我又不斷閱讀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開始在中國社會流行的諸多思想性文本，美學、哲學、文學，等等。我想所謂思想解放其實是觀察、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原來，不只有一種生活，而是有無數生活，無數可能性。它帶給中國一代人的不只是書本，而是對生活、生命、美和社會等不同形式的想象。
新京報：你的博士論文做的是河南的地方文學，從2008年開始寫非虛構作品「梁莊三部曲」，還研究過女性主義文學，現在回想起來，你的學術之路是怎樣開始的？最近幾年你關注問題的重心是如何變化的？
梁鴻：因為喜歡文學開始重新讀書，讀中文系，但沒想到隨著讀碩士和博士，走上了研究的道路。但是，也挺喜歡的，畢竟讀的還是文學作品。1998年碩士二年級時我第一次發表論文，寫的是張愛玲的家庭敘事。當時關心一個問題，完全是出於自己的興趣和內心的衝動。我很感謝當時《鄭州大學學報》的編輯老師，他評價我這篇第一次嘗試發表的作品「有思辨性，同時也不失情感的溫度」。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鼓勵，後來也成為我心中好論文的一個標準。
當時我們沒有什麼核心期刊的概念，做學問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我的碩士導師當時在學校裡有一個大的書房，他把書房鑰匙給了我們，我們隨時都能進去拿書看。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那裡看了很多商務印書館的書，美學、結構主義的知識，就像海水一樣撲過來。後來一路讀博士，再到留校，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學術訓練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讓人明白你的思維不是天然的，你對事物、文學的觀看，都是需要後天訓練的，需要你內在的豐富知識與外在的世界碰撞之後才能形成。
從這個角度來看，2008年之後我的寫作轉移到梁莊是一個非常自然的過程。在多年的學術訓練中，我也逐漸意識到，知識掌握了之後並不能僵死地存放在那裡，而是要轉化成你的思維結構，乃至於情感結構的一部分，這樣它才能真正被內化為你觀察世界的一種「視角」。當然，這是一個很宏觀的原因。如果具體地來說，回到梁莊，重新書寫我的故鄉，其實就是一種自然的衝動。不論是學術論文，還是文學，好的作品一定是和你的情感有關聯的。
我經常舉的一個例子就是列維·斯特勞斯的《憂鬱的熱帶》。作者開篇就說：我討厭旅行。他倒不是字面的意思，而是他不喜歡當時人類學家做民族誌的方式。一些人類學家跋山涉水去研究原始民族，用一套固定的模式去把當地「原生態」的風俗奇觀化，這種姿態多少是有點高高在上的，斯特勞斯想質疑這些敘事。我之所以很喜歡這本書，同樣也是因為這句話背後，有作者對待這門學科的情感與反思。
「即使學過女性主義理論，我也曾很少寫梁莊女性的名字」
新京報：你的論文集《「靈光」的消逝》最近剛剛出了新版，這裡面收錄了幾篇有關女性文學的研究。你是從讀研開始，就一直關注女性文學的嗎？這段研究經歷是否也影響了你的性別意識？
梁鴻：我讀研究生期間，國內女性主義研究正好是一個比較繁榮的時候。凱特·米利特的《性政治》，理安·艾斯勒的《聖盃與劍：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未來》等，蘇珊·桑塔格的隨筆散文，波伏娃的《第二性》，包括福柯的《性史》《規訓與懲罰》，很多現在已經為我們所熟知的作品都引進了過來。其實不只是專門做女性主義研究，幾乎人文社科所有領域的學生，都會接觸這些有關後殖民主義理論的內容。尤其是，這些理論於我來說並不抽象，我在河南農村長大，其實在接觸這些理論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沒有「認真思考過」女性身份，你會把一切遭遇都視為自然的。所以可想而知，遇到這些知識的我十分興奮，當時幾乎是如飢似渴地閱讀。
因此，我的博士論文起初就想寫女性文學，寫丁玲，寫她從一個提倡思想解放的新女性，如何轉變為一個革命者。當時寫了很詳細的讀書報告，不過我的導師王富仁先生覺得我們初次接觸這些理論把握不了，容易走極端，陷入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所以最後我還是聽取了建議，改寫有關河南文學史的選題。不過這些閱讀和訓練，其實都在為我之後長期關注女性主義理論、女性文學打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