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你曾經分析過中國現當代女性書寫中男性角色象徵的轉換，同時指出，公共空間中的女性發聲，往往都需要經過「以男性中心為視角」的社會話語場的過濾。你會如何看待當下公共空間裡有關女性話題的討論？比如，一些觀點會有一種「經濟還原論」的視角，認為很多性別的衝突其實並非性別問題，而只是經濟問題。
梁鴻：經濟是問題，但性別本身當然也重要，這肯定是相互影響的。在中國的家庭結構裡面，即使你們一開始在出身、經濟能力等各個方面是一致的，但家庭的分工最後可能會讓女性慢慢成為受制的一方。傳統的觀念會認為女性就應該待在家裡，這最後不僅會影響女性的經濟能力，也會影響她們在文化領域、發聲時的地位，也會讓女性在道德上受到更嚴苛的對待。更重要的是，女性在這種分工之下的勞動，很繁重但往往不被承認。這些都是性別的維度。
新京報：當下公共空間裡的女性話語，也常常面臨著被獵奇式圍觀的風險。和非虛構寫作一樣，女性敘事同樣也存在著很多對於寫作者來說的「敘述陷阱」。
梁鴻：很難有一種完全獨立的寫作，它們都存在各種各樣的陷阱。這些陷阱很多甚至是無意識的，即使我專門研究過女性主義文學，到了《梁莊十年》，我才意識到，我自己在寫梁莊的故事時，很少正式寫梁莊女性們的名字，在前兩部裡面，用丈夫所在村莊的位置稱呼她們幾乎是一種下意識的行為。要想避開這些陷阱，我想除了始終懷有自我質疑與反思精神，沒有更好的途徑。
新京報：就是即便你接受過一些女性主義理論的訓練，你卻依然覺得很容易忽視梁莊女性的名字。從理論到意識上的自覺，常常有一段距離。為什麼即便女性經歷了理論的啟蒙，也很難擺脫這種集體的無意識？
梁鴻：一個群體內部的文化慣性是最不易覺察的，它存在於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日常到我們根本習焉不察，女性意識正是這樣。更何況，女性存在之附屬地位是自文明以往就如此的，不管東方還是西方，所以，很難在日常生活中剝離出來。理論迴歸到生活層面、個人意識層面，還需要非常大的契機和持久的自省。
中國作家書寫鄉村，要「走出魯迅的傳統」
新京報：在《「靈光」的消逝》一書的後記裡你簡要地解釋了書名的由來，並談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文學作品。可否展開談談何為你這裡所使用的「靈光」？你說靈光的消逝讓許多曾經被遮蔽的矛盾凸顯出來，但同時也讓我們喪失了「從文學中尋找悠遠情感的樂趣」，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這種複雜性？
梁鴻：「靈光」是本雅明的一個概念，也有人翻譯成「靈韻」。他在《攝影小史》中寫道：「什麼是‘靈光’？時空的奇異糾纏，遙遠之物的獨一顯現，雖遠，猶如近在眼前。靜歇在夏日正午，沿著地平線那方山的弧線，或順著投影在觀影者身上的一截樹枝，直到‘此時此刻’成為顯像的一部分——這就是在呼吸那遠山、那樹枝的靈光。」我理想中的文學就是能夠呼吸到「此時此刻」遠山和樹枝靈光的文學。既有此在，又有彼岸，既有具象的事物，又有抽象的象徵。但當「靈光」消逝，事物粗礪的一面也被裸露出來，我們被迫面對真相。這是「靈光」的另一面含義。「靈光」不是優美，而是事物的溢位，真實事物以渾然一體的形象凝聚之後所產生的氛圍。
新京報：你曾經多次提到兩位作家：魯迅和張承志。是否可以分別談談他們對你的影響？你還提到當代的中國作家書寫鄉村要「走出魯迅的傳統」，能具體說說嗎？
梁鴻：兩位都是精神極為強大且具有感染力的作家，他們有內在的觀念，有對人的精神世界、社會生活極為敏銳的洞察，這在中國文化和文學裡，是極為罕見的。我希望自己有能力擁有這樣的獨立性和深刻性，也希望自己擁有那樣嚴肅且深沉的熱愛。「走出魯迅的傳統」並非意指「魯迅的傳統」不好，而是說，當年魯迅先生以非常現代的視野觀察和理解中國鄉村，給我們帶來很深的啟發，那麼，一百年後，我們是否擁有新的眼光來看待變化如此巨大的鄉村和中國生活？
新京報：現在你更多以一名非虛構作家為人們所熟知，但其實你也寫過不少出色的虛構作品。我曾經看過一篇《神聖家族》的書評，其中稱從非虛構走向虛構，「才是一種真正的‘精神返鄉’」，是從梁莊寫作的社會學觀察視角進入了一種對人物內心、靈魂的觀察。你怎麼看待自己的非虛構和虛構兩類書寫？其中有哪些共同的命題是你一直關注的？
梁鴻：對我而言，虛構還是非虛構只是依題材而定，並無特別的設計。可能我還是更關注具體的個人吧。具體的個人大於抽象的群體，具體的個人的存在大於抽象的意義的概括，並且，一個鮮活的「個人的形象」會超越時代，甚至超越永恆存在。這對於文學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