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有「故鄉」的年輕人，看鄉村文學有什麼意義？
新京報：有關鄉村，2021年你出演的紀錄片電影《一直游到海水變藍》上映，很多觀眾對你在電影裡講述的那段有關梁莊的記憶印象深刻。尤其是電影的最後，你帶著兒子講河南話那個片段特別有意思。其實對於城市裡長大的年青一代來說，真正意義上的「故鄉」是很隔膜的，尤其是對於在鄉村的老家，很多年輕人並不眷戀。你會怎麼理解故鄉、鄉土之於現在這一代年輕人的意義？
梁鴻：有時候我也在思考，寫故鄉對這一代年輕人有什麼意義。在社會進步的過程中，確實需要捨棄很多東西，而舊有的「故鄉」，可能就是這些被犧牲、被捨棄的東西，包括其中人們的生活方式、傳統，在整個轉型的過程裡也會存在陣痛。不過，也會隨之誕生很多新的東西。現在社會的流動性拋棄了一些固定的依靠，也會帶來很多開放的觀念。我覺得關鍵的問題在於，故鄉不能被本質化，它本就是一個很私人的概念，我有故鄉，我兒子這一代可能沒有。或許年輕人很難從這些寫鄉村的作品裡，讀懂那種對故鄉的依戀，但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看到這個社會的多面，這就是故鄉或者說鄉村書寫最大的價值。
新京報：在電影裡，你的那段敘述會讓我感到每個人心裡都有需要自我和解的部分，對你來說，可能是原生家庭。你覺得這種與原生家庭自我和解的尋求，是牽引你寫作的一條線索嗎？
梁鴻：每個寫作者的內在驅動力都不一樣，對我來說，故鄉始終都在糾纏著我。我覺得並不是說要去和解，而是不斷地重新認識自己面對故鄉、面對原生家庭的情感。對我來說這是一生的課題，寫完梁莊之後，它依舊未完成。拋開我個人，我覺得家庭是很多作者的重要母題，因為只有最親密的關係，才會激發你最真實的喜悅、幸福，也才能真正深刻地傷害到你。
對我來說，和父親的關係是好處理的，他太具體了。但是就像我在電影裡說的那樣，母親因為很早就不在了，對我來說她是一個巨大的「象徵」，我至今仍然不知道該怎麼在寫作中面對她，只能留待時間流淌。
在中國傳統鄉土社會中，名字的背後是一種象徵結構的認同
新京報：女性在村莊中的被「遺忘」，和「出嫁」的完成有聯絡。在中國傳統社會的情感結構裡，出嫁依舊是一件喜慶和感傷並存的事情。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即使是很「現代」的家庭，在女兒出嫁的時候，父母也常常會落淚，但對兒子卻不會。這在某種程度上暗示著一種根深蒂固的情感結構。
梁鴻：我和我先生當年是自由戀愛，在戀愛的時候我並沒有一種未來要嫁到「他們家」的很強烈的感受，直到婚禮儀式到來，有人把你「交到」對方手裡面，就突然產生了一種即將「離家」的感情。我覺得這就像一種「斷裂性」的情感結構，也是一種來自農耕社會的文化慣性，我們是很難擺脫的，我很自然地就哭了，儘管家人們依然會對我很好，但我就會覺得，似乎要被自己的家驅逐了，要去到另一個陌生的家庭了。這種慣性，其實也體現在名字，尤其是姓氏上。一個名字背後，其實就是對一種文化、一種象徵結構的認同。
新京報：不論是非虛構中的《出梁莊記》，還是《梁光正的光》《神聖家族》，可以感覺到「家庭」其實是你寫作中經常花很多筆墨書寫的一個部分。在電影《一直游到海水變藍》中，你也提到了自己的父親、姐姐。你覺得家庭對你的寫作有怎樣的影響？
梁鴻：是永遠神秘的力量，感性的、不由分說的情感。
新京報：2020年你出版了虛構作品《四象》，這是一個圍繞死亡展開的故事。其實這個主題也在你筆下的非虛構、虛構作品中常常出現，比如你會用很多筆墨寫鄉親們的一些家人去世的訊息，寫墳地。死亡意象和鄉村書寫之間，你會覺得有什麼重要的聯絡嗎？瀏覽你的作品下面的評論，讀者提到最多的詞就是「沉重」，你會覺得自己對「死亡」「消逝」這些悲觀、沉重的話題更敏感嗎？
梁鴻：也許吧。從小經歷過太多疾病、疼痛、死亡，它們已經變成一種血肉和記憶駐紮在內心，一提筆，墓地上的荒草、冬天的枯樹、盤旋著的黑鴉總是第一時間趕過來出現在我腦海裡，喋喋不休，我必須得把它們寫出來。《四象》正是在這一情形下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