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你一直在用寫作積極地介入公共生活，這些年公共話語中出現了很多和你關注的話題相關的流行詞，比如「打工人」「小鎮做題家」，你怎麼看這些詞？很多人認為「打工人」這個詞喚起了某種集體的反抗意識，因為不論是從事體力勞動，還是坐辦公室，不同行業的工作都脫離不了相似的「異化」宿命。但也有人覺得，行業、階層、地域之間的差異不會被話語抹除，這個詞更多隻是一種自我調侃，沒有什麼革命性。
梁鴻：我認為這個詞更多還是一種自我戲謔，而在戲謔中，我們其實把更本質的問題消解掉了。我們為什麼會認為自己是「打工人」，究其根本還是因為「無根」，沒有「家」的感覺，在大城市裡有一種巨大的流動感和漂泊感。而「小鎮做題家」這個詞背後反映的其實是應試教育體制對人的思維和創造力的壓抑，而它其實也是成為「打工人」——一個工業鏈條上某一環前的步驟。同時這個詞可能還指向一種經驗，就是穿越地域和階層之後感受到的文化衝擊。我對這個詞並不認同，因為它的確在塑造著對某個群體的偏見，其實這種困境並非某一個地域的年輕人所有，而是整個年青一代共同面對的困境。孩子們是沒有辦法徹底挑戰社會既有的結構或者權威的，在他們獲得這些能力之前，只能先遵循遊戲規則。我們不應該用一個有些批評意味的詞語，去給他們強加一個需要有意識地反抗的義務。我們當然應該努力地去改變這個結構，但在話語上，更應該看到這些年輕人身上的創造性。
類似有問題的話語還有很多，比如還有個詞叫「逃離北上廣」，為什麼要用「逃離」這個詞？似乎顯得不待在北上廣就是一種失敗，回到家鄉或是一個二線城市就是當了逃兵，這些話語本身才是在封閉一個人的選擇和可能性，也桎梏了我們的評價體系和一個人對生活的想象力。
新京報：你有兩篇較早之前寫的文學批評有關中國的六七十年代作家群。在分析七十年代作家的時候，你特別提到了「小鎮敘事」，並指出在某種程度上，中國的文學寫作中常常聚焦於「鄉村」與「城市」的兩極，「小鎮」常常被忽略了。這兩年隨著「小鎮做題家」成為流行詞，大家對「小鎮」的討論也多了起來。過了這麼多年，就你的觀察來看，你覺得現在中國作家的「小鎮敘事」有哪些變化？
梁鴻：「小鎮敘事」越來越多了。尤其是更年青一代。他們大多在小城鎮生活、長大，而非在純粹的村莊長大，所以，他們對「小城鎮空間」的感知更為深刻，也更加具有敘事性。其實，我非常不喜歡「小鎮做題家」這一說法，在中國，哪一個參加高考的孩子不是「做題家」？只不過，小鎮孩子擁有的資源更少，即使讀大學之後，早年資源的匱乏、視野的相對狹窄仍然會影響年輕人的發展，但這並不意味著「小鎮做題家」就上升為一種氣質。相反，我們應該清楚的是，恰恰是社會資源過分不平等，社會結構過於封閉，才導致這些依靠高考走出來的小城鎮孩子很難發揮自己的更多才能。
而從文學意識和美學結構來講，正因為這樣一種分化，這樣一種既開放又封閉，既活躍又滯重的狀態，中國的小城鎮樣態又確實擁有獨特的樣貌，它才給文學帶來很大的空間和可能性。
新京報：你曾經多次對大家常用的概念做反思，比如那篇質疑「底層文學」這種說法的論文。近年來其實有個類似的詞叫「打工文學」，其指向的也是城市中的某一些「邊緣群體」寫作的文學。你又會怎麼看這個詞？這一群體的「文化主體性」問題，在你看來重要嗎？
梁鴻：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很矛盾，但又真實存在。「打工文化」這個詞使一部分打工者有了某種空間和位置，但另外一方面，又沒侷限於此。但我本人對到底有沒有「打工文化」這樣一種文化，其實是持保留意見的。一方面，我們需要肯定，有這樣的文化空間是一件好的事情；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思考，把「打工文化」特殊化，有沒有可能反而把這些文化的價值降格了？歸類本身是要特別謹慎的，它有可能是雙刃劍。比如我最近很喜歡讀陳年喜的作品，我覺得他就是一個獨立的作家、詩人，他的作品不應該單獨被歸進某一個特殊的類別，比如「打工文學」。用這種特殊化的視角去看，就有可能把他作品的內涵窄化，這並不是一種關切，而是偏見。對我來說，一方面，文本的質量很重要，它到底屬於哪種類別，應該用哪種視角去看，其實是比較次要的。另一方面，當一個群體通過「文學」這一方式表達自己，呈現自己的精神和存在，哪怕比較粗糙，也是非常珍貴的。在這一過程中，所謂「文化主體性」，我們換個詞語，「個體主體性」才有可能慢慢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