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回頭看研究方向的轉變，多是時代發出的指令
新京報：在大學教育之前，你的閱讀經驗是怎樣的？
毛尖：我們上世紀七十年代生人，少年閱讀從一開始就是分裂的。社會主義文學是主流，手抄本、海外文學是暗流，叛逆年代，坐在教室裡賣身不賣藝，心思全在金庸梁羽生身上，老師家長越苦口婆心「朱德的扁擔」，我們就越不三不四。那時錄影廳跟著一起進來，雖然被我們看成黃片的港臺片，最多也就衣服滑落一下，但是，大銀幕上，接吻還主要是企圖，《少林寺》（1982）裡，壞人王仁則一把扯破牧羊女的褲子，就能紊亂我們的小心臟，看到海外電影中的床上鏡頭，哪裡受得了。
但與此同時，主流閱讀也從來沒有真正退場，或者說，集體主義這些概念，已經構成我們的潛意識，只不過時間走到八十年代，六十一個階級兄弟是兄弟，「燕雲十八飛騎，奔騰如虎烽煙舉」也是兄弟，看到喬峰段譽虛竹，在天下英雄面前義結金蘭，準備同生共死，我們沸騰的熱血，和看《保密局的槍聲》（1979）一樣一樣的。影片結尾，潛伏在保密局裡的我黨同志劉嘯塵被他的頂頭上司張仲年發現了身份，壞人拿著槍在劉嘯塵背後陰森森說，舉起手來，然後槍響，開槍的是另一個戰鬥在敵人心臟裡的無名英雄常亮，劉嘯塵上前叫一聲「同志」，觀眾席上的我們心魂盪漾。這是我們又分裂又統一的少年時代，最美好的人是同志，也是兄弟，所以必須要讀大學，進了大學，才會有滿屋的師兄師妹。
新京報：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決定走學術之路的？為什麼決定留在學校裡做學術研究？在之前的採訪裡你調侃說做學術是因為留戀學校、寒暑假，又「反省」說自己是一個坐不住的人，很好奇這樣的性格特點是如何影響你的學術研究與寫作的？
毛尖：進了華東師範大學英文系之後。一進教室，男女比例跟肉絲和麵似的，去文史樓上課，看人家中文系陰陽調和，就想著得換個專業。如此大學畢業就轉到中文系跟王曉明老師讀書，同門師兄師姐有金海、羅崗、倪偉和李念，他們每個人都是我老師，尤其羅崗，常把福柯、羅蘭·巴特掛嘴邊，搞得我們這種文藝青年馬上自覺文盲，也跟著裝神弄鬼苦學了一年新批評、結構主義，不過其時王老師已經轉向人文精神大討論，我們也自然席捲其中。
今天回想，這場討論雖然在很多議題上沒有真正說服我，比如在王朔問題上，我至今覺得當年把王朔看成虛無主義是很大的誤會，但王老師、徐麟他們投入這場討論時的不捨晝夜和嚴肅認真，卻長久地影響了我們，讓我覺得成為一個人文學者，也有十面埋伏短兵相接，有一個意識形態較量的疆場。所以，你要問我一個坐不住的人怎麼能成為學者，這個問題，當年研究生面試，王老師也問過我，估計他也覺得我生性好動，宅不住學者生涯的寂寞，但是今天，反過來我倒也想說，一個特別坐得住的學者，在這個壞人壞事層出不窮的世界，是不是也算不上特別的優點？當然，這麼說，帶著點滑頭離題的成分，不過我的意思很直接，很多太坐得住的人，也不一定適合成為一名人文學者吧。
新京報：你大學求學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是一段寄寓了國人複雜情感的時期。一方面是席捲而來的文化熱，另一方面又揭開了一個劇烈變動時代的序幕。你曾在主編叢書的序言中寫道：「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求學那陣，為了一個講座去坐三小時的公車。」那段時期對你的閱讀和思考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毛尖：最近剛看了一個日本電影，《駕駛我的車》，算是2021年日本最佳吧，具體內容我不描述了，其中男主是戲劇導演和演員，他有個習慣，喜歡一邊駕車一邊練習臺詞，為了這習慣，他去別的城市，也故意選擇住在離劇院很遠的地方。回到你的問題，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時為了聽一個講座或會議，經常會從華師大跋涉去別的學校或作協等機構，交通不便的年代，三個小時很正常，但從來不以為累，一方面當然是年輕，另外一方面，這路上的時光也很豐富，尤其聽完講座，趁熱回鍋，有一次，過於激動，集體忘了買車票，又不甘心被罰，和售票員吵架，然後被趕下車，索性一路沿蘇州河走回學校。聽的什麼講座，記不得了，但是傍晚蘇州河的骯髒景象觸動了我們，坐在公共汽車上，只看到蘇州河波光粼粼。這種狀況，蠻有時代隱喻。
文化熱帶來文化爆炸，剛好也是我們自己身心爆炸的時代，爆炸對爆炸，有時會有特別璀璨的結果，我們如狼似虎地閱讀各種西方名著，把《外國現代派作品選》當教材看，把所有的課程都變成西方文學課，談情說愛不引用普魯斯特就顯得不夠全乎，校園裡最轟動的講座，也都是作家學者的先鋒文藝主場，像今天海報上的大公司ceo、cfo根本不可能佔據學校禮堂，詩人能帶走校花，總裁還不能。但爆炸對爆炸，常常也會閃瞎彼此的眼睛，就像我們呼啦啦登上公交，呼啦啦又集體下車。
所以，回望那段日子，過去我們都喜歡講那個年代抒情的一面，每個人都是猛虎薔薇，如今時代翻頁，倒是可以更誠實地來談談那時蘇州河並不乾淨的景象。比如當年全國人民奉為偶像的人物，今天看看，有些也就是《萬尼亞舅舅》中的謝列勃裡雅科夫教授，自私自戀又自大，領著時代往個人主義道上發酵。
新京報：從上海到香港再回到上海，求學地點的變化也伴隨著專業選擇的變化。從英美文學到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化研究再到影視劇研究，你如何回顧這二十年的學術研究轉變？是什麼促使你探索、鎖定最終的研究方向？除了專業上的轉變，還有什麼重要的節點標誌了你在學術研究上的重大變化嗎？
毛尖：就我自己而言，這些轉變更像是時代發出的指令，或者說，我們就像時代的app，時代的每一次版本升級，都會拖著我們做出改變。大一寫作課，格非和宋琳給我們上的，先鋒作家先鋒詩人，搞得班上不少同學，白天課堂睡覺，晚上帶瓶墨水去通宵教室寫作，我也去了幾次，小說沒寫出來，但結識了不少中文系朋友。他們對我們外文系言必稱莎士比亞很看不上，覺得沒個性，如此一邊逼著我們去看冷門作家，一邊對中文系生出一些莫須有崇拜，所以，我後來轉到中文系讀研究生，養生願望雖然也真實，但更主要的是，那個年代的中文系有一種邪魅感，好像他們守著另一條道路，和傳統不同，和課堂不同，他們和藝術系一樣，生產著一些離經叛道的人物，光頭或者長髮，長衫或者亂穿，他們向站在世紀轉角處的我們示範什麼是混亂和思想，後來我們泥足深陷，才發現他們的邪魅也不過是套路。
如此，等到王老師持續推動人文精神大討論，在文科大樓一場又一場激烈直接的討論中，我第一次體認到現當代文學的學科精神。那時候，王老師給我們上課，經常用沉鬱的語氣，大量使用問句，「你想想，中國現在的危機是什麼？你再想想，讀書人該對國家負什麼責任？」這個「你想想，你再想想」被文尖推廣後，成了我們的口頭禪，而研究生三年，在我整個的求學生涯中，是最重要的時段，尤其王老師用他剛剛完成的《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和我們討論魯迅，使得未來我們在思考問題的時候，總覺得背後有魯迅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