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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莉:回到女性寫作的發生現場(第1頁,共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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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寫|青青子

張莉,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範大學第五屆最受研究生歡迎十佳教師。著有《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1898—1925)》《姐妹映象:21世紀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持微火者:當代文學的二十五張面孔》《小說風景》等。2019年3月向一百二十七位當代中國作家發起「我們時代的性別觀調查」,引起廣泛社會影響。2019年至今,每年主編中國女性文學作品選、中國短篇小說二十家、中國散文二十家系列,另編有《我認出了風暴》《京味浮沉與北京文學的發展》《新女性寫作專輯:美髮生著變化》等。2021年起,開辦「持微火者·女性文學好書榜」,獲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女性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中國作家協會散文委員會副主任,茅盾文學獎評委。

2019年3月,一份名為「我們時代的性別觀」調查報告橫空出世。這項調查自2018年8月啟動,發起者張莉先後對六十七位新銳女作家及六十位新銳男作家進行了「我們時代的女性寫作調查」及「我們時代文學的性別觀調查」。

這項調查被認為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第一次。它讓我們得以窺見不同年代的作家如何理解自身的性別身份,又如何看待性別與創作的關係。其中還有不少「冒犯性」的問題——如何看待《水滸傳》裡的「厭女症」;是否會在創作中有意克服自己的「男性意識」;怎麼理解#metoo運動等。在一串不斷更新的名單中,既有響亮的文壇前輩,例如鐵凝、韓少功、蘇童、遲子建、虹影等,也有初出茅廬的青年作家,例如李靜睿、淡豹、雙雪濤等。

今天回過頭來看,張莉一方面感佩於作家們的坦誠,同時她也強調,我們需要對性別觀調查的分析保持審慎。這是因為,性別觀並不是衡量作家和作品的唯一尺度,更重要的是文學創作的複雜性和人的複雜性。

張莉,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學生暱稱其為「莉老師」。在這項讓她「出圈」的調查之前,她已出走「老本行」近十年。2004年,張莉進入北京師範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師從王富仁。

或許是受到老師的影響,張莉的研究一直強調在場性。「在場」,講的既是要有情感與肉身的體驗與思考,形成具有主體性的學術風格,而不是言必稱某某;同時,這種在場性也要求研究者與現實發生互動,而不是關起門來,把自己埋進去。2007年,張莉發表博士論文《浮出歷史地表之前: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1898—1925)》。

這篇論文也成為張莉的治學起點。在研究與寫作過程中,張莉反思了當時作為「顯學」的西方女權主義理論,試圖回到中國的語境裡,去理解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問題。在序言中,導師王富仁這樣寫道:「它較之那些用西方女權主義文學理論直接闡釋和分析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女性文學研究,更多地離開了本質主義的考察,而進入到中國現代女性文學自身生成與發展的歷史性描述之中來。」

博士畢業後,張莉轉向當代文學經典研究和當代文學現場批評。這似乎是當時許多女性學者的共同選擇。做學問到了一定階段,她們紛紛選擇「出走」,摘掉身上帶有「女性」意味的部分,這既是時勢使然,也說明了一個極為樸素的道理,沒有哪個人願意一直被禁錮在別人給的性別身份標籤之中。哪怕到了今天,許多學者或作家仍然對「女性」這一身份字首保持警惕。這幾乎成為女性想要做成大事的自覺前提。在性別觀調查的問卷回答中,我們也能看到明確的線索:

之前,一方面自然地接受女性身份,另一方面也認為無論社會還是自己,都可以也應該忽略自己的女性身份,自己不是由性別定義的。那時讀社會學,曾有教授建議我做性別社會學研究,我的第一反應是,這個議題「太小了,太女了」,自己希望做關於經濟觀念、政治變革的「大問題」。我當時會覺得,如果做性別研究,豈不是佔自己性別身份的便宜?豈不是被釘在女性這個小陣營裡出不來了?就非常希望能忽略性別,以為自己可以做無性的人、無性的研究。

——淡豹

訪談中,張莉談及近年來鋪天蓋地的性別話題熱。她提到,在文學領域,許多作家到了一定年齡,才開始不再拒絕女性身份。她們出走,是因為女性的身份帶給了她們傷害與蔑視,她們回來,又往往是因為重新發現了女性或者說是性別的意涵。如果上世紀九十年代,女性寫作的尷尬是因其夾纏於身體寫作、私人化寫作等曖昧話語中,近年來更為主動的性別意識發生,無疑讓人們感受到某種確實的變化,重提女性寫作的意義也正在於此。

在「女性學者訪談系列」裡,張莉更像是一位記錄者與行動者。她記錄這個時代的文學軌跡,也試圖從文學中撿拾與淘洗女性的生存樣態。如果文學在過去曾是討論性別問題的試驗場,在今天,它是否還能保有如此功能?更為迫切的問題是,當描述時代的語言變得匱乏與同質,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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