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中女性的生命經驗，與我息息相關
新京報：我們可以從你的治學起點開始聊起。《浮出歷史地表之前》是你的第一部學術作品，也是你的博士論文。你在書中梳理了現代女作家的創作發生史。今天回看這部作品，有哪些感受？
張莉：碩士研究生的時候，我讀到孟悅、戴錦華老師的《浮出歷史地表》，這本書是我的啟蒙讀物，我最初的研究其實就是在這本書的引領下完成的。閱讀過程中會想，這些女作家怎麼就突然「浮出歷史地表」了，之前她們在哪裡？是什麼使她們突然出現了？這是我的好奇心，慢慢就變成了我的研究興趣。當然後來我所關注的其實是中國現代女作家身份的生成史，以及現代女性文學風格的生成史。
博士論文最初的題目是《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1898—1925）》，快要提交時，我和我的學姐梁鴻老師聊天，當時她已經畢業了，她說其實你寫的是「浮出歷史地表之前」啊，我說是的。所以，「浮出歷史地表之前」這個名字是她幫我改的。2020年，也是十年後再版，我把書名又改回來了，現在的書名叫《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1898—1925）》。
寫論文越到後面越意識到，這也是對「我」的追溯過程，我的意思是，雖然這本書的出發點是源於一種好奇，但當我進入這些具體歷史語境，進入每一位女性寫作者的生命經驗中，當我把她們的生命經驗也當作自己生命經驗的一部分去理解時，我個人身為女性的困惑和思考也開啟了。
所以，寫博士論文之於我是自我教養。我慢慢去體悟何為女性寫作，以及作為女性寫作者的不易。不過，今天重讀自己的博士論文，也有一些遺憾，比如當時很想用一章寫寫女性寫作者語言風格與晚清白話小說之間的關係，但沒有找到合適的方式，最終放棄了。說不定過幾年我會回頭再完成。
新京報：這本書的寫作，如何改變了你對女性身份以及現代女性文學的理解？它又如何與你後來的研究發生聯絡？
張莉：寫這本書讓我深深體會到，文學不僅僅只是文學，女性文學也不是孤立的，它與女性解放史、女性教育史、新媒體傳播，甚至與整個社會之於女性的想象都密切相關。從另一個角度說，如果我們把現代文學理解為「用現代文學語言與文學形式，表達現代中國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學」，那麼，這也就意味著女性寫作史不再只是女性文學史，它還是現代女作者出現的歷史，是具有「現代精神」的女性文本如何生成的歷史。
今天我們把1917年開始的文學革命稱為現代文學的起點，但其實它並不必然產生現代意義的女性寫作。女性文學、女性寫作，有自身的源頭和軌跡。在論文裡我也寫過這樣一段話，大意是說，現代女性寫作者的誕生，要感謝兩場戰爭，一場是晚清把婦女們從家內解放到家外的對抗「賢妻良母」之戰，另一場是五四運動——它為婦女們的解放提出了「堂堂正正地做一個人」的目標。因為女性走出家庭進入公共領域只是為女性寫作提供了客觀條件，而五四新文化運動為現代女性寫作提供了一批具有現代主體意識的女性寫作者。這些作者是對社會主動發表看法、表達愛情意志、向傳統發出挑戰、與男性青年並列行走的女性青年。
在我讀書的時候，女性主義理論是「顯學」，就像我們所看到的，女性主義理論的確給女作家研究領域帶來了新視角，直到今天，用女性主義理論解讀女性文學作品幾乎成了研究「範式」，而當時的我所要考慮的是，難道理解女性文學或者女性寫作，必須用這樣的方式嗎？
我想找另一種方法，想做一些新嘗試。就像王富仁老師在序言中所說的，擺脫舊的方法，回到中國現場，我想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她們的生命經驗。當我認識到這一點時，實際上我也找到了一條路：如何站在中國的語境裡面去理解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發生的問題。當時甚至想，即使做得不好，試試又何妨呢。
怎麼回到歷史現場去理解女性解放和女性寫作，是很大的挑戰。找資料還原歷史過程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則需要想象力和理解力，要調動生命經驗和情感經驗。以前我只願意看到那些有影響力的女作家和她們的生命經驗，而在寫作過程中我慢慢注意到，那些後來消失的女性寫作者，其實她們也構成了現代女性文學史重要的一部分。現在看，這些思考其實也對我後來的工作非常重要，是一個基礎。
站在歷史的現場，理解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
新京報：你剛才提到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在當時學術界的傳播。對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生的學者來說，九十年代的女性主義思潮啟蒙是繞不開的話題。具體來說，那一時期還給你帶來哪些影響？
張莉：2000年左右正好是我在讀研的時候。一方面，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國譯介了一批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著作，而經過幾年的沉澱，國內學者對這些理論的接受開始成熟，出現了新一代學者。但同時，2000年左右也是中國女性寫作的低潮期。當時人們提到女性寫作，直接的聯想就是「身體寫作」「個人化寫作」，女性文學研究一度興盛，之後很快就歸於平靜了。
當時有兩篇論文對我觸動很大，一篇是劉禾老師的《重返〈生死場〉》，她從女性主義的角度重新評價蕭紅。我喜歡蕭紅，也喜歡這篇論文，深為認同劉老師的看法，但有時候也想，如果回到具體的歷史語境，蕭紅恐怕還真是想寫抗日作品，那麼，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女性經驗只是她書寫抗日題材的途徑，而不是目的呢？另外，還有一篇論文，是戴錦華老師的《兩難之間或突圍可能？》，是她給《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那本論文集寫的導言，戴老師的文章拓展了我對女性文學和女性主義的理解，今天想起來，依然深具啟發性。
新京報：你一直強調在場性。那麼，當你真正進入具體的女性寫作歷史語境中，比如五四時期，我們要如何理解這些現代女性作家的創作發生？
張莉：我先來舉個例子。我們知道，冰心是最早一批女大學生，1919年，她十九歲，親歷了五四運動，她當時也很想為走上街頭的大學生做些什麼。要怎麼做？她就去問她的遠房表哥劉放園，後者是《晨報》的編輯。表哥提議她在報上寫一些報道，寫一些問題小說。冰心回家就開始寫，文章第一次發表的時候，用的名字是「女學生謝婉瑩」。這個新的有著社會關懷的女學生作家一進入公共空間，便滿足了大眾的全新期待，你看，在當時，新媒體和新的知識階層多麼渴望新女性發聲。即使我們看到了現代女性寫作的艱難，但也要說，現代女作家的出現在當時是眾望所歸，新的市民日報、新的文學期刊給予了很大的支援，現代女性寫作與新媒體的助推有重要的關係。
我的論文裡有個重要的觀點是，在最早的現代女性文學發生期，女性文學某種意義上是「女學生文學」，因為當時的作家都是女大學生，而且她們所寫的大部分也是女學生生活，同時她們在課堂上也受到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的啟蒙。
我想說的是，回到歷史現場會發現，女性解放是全社會共同努力的結果，並不是靠女性自身完成的。回到歷史現場看女性寫作的發生，會了解具體的歷史語境，會看到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如何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對女性解放起到微妙而意義重大的作用。
新京報：我們剛才提到這麼多現代女性作家。在你的研究生涯與生命經驗中，哪位女性學者/寫作者/女性形象對你產生過重要的影響與啟發，可以是學術意義上的，也可以是性別意識層面的？
張莉：中國女性學者方面，喬以鋼教授、戴錦華教授都對我有重要影響，中國女性作家主要是張潔、鐵凝，對我的成長有很大影響。當然我也很喜歡伍爾夫、波伏娃、桑塔格。
至於印象最深的女性形象，我現在想到的是一位無名女性。我小的時候，夏天會住在奶奶家，是在農村。在奶奶家睡覺，早晨一睜眼總能看到牆上的一幅畫，是那個時代常見的一幅畫，一位女性坐在拖拉機上，握著方向盤，梳著兩個長辮子，既柔美又陽光，笑容燦爛。那是當時典型的勞動女性形象，我喜歡那張畫，在我眼裡，那個女拖拉機手整個人都很美。就是這樣一幅畫給了少年的我對未來的想象空間。它代表著我心目中美好的女性形象——她是健康的，是樂觀的，是對未來抱有期許的，是有力量的，是能夠主宰自己命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