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上的第一次：「我們時代的性別觀」調查
新京報：這項研究之後，你就投入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直到2018年，才重新掉轉頭做女性文學研究。是在什麼樣的契機之下，你決定重返這一領域？
張莉：博士畢業後，我進入當代文學研究領域，關注當代文學的發展，做了十年的現場文學批評。直到2018年#metoo發生，我意識到女性文學的很多話題被啟用了。其實，一直以來，我都希望自己的研究不要躲進閣樓，而應該與更廣闊的社會和現實建立連線。所以2018年我想到的是，要回到女性文學研究領域，要讓更多的人瞭解女性文學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諸多可能。
第一個工作就是進行「性別觀調查」。大概在2018年8月到11月間，我對六十七位新銳女作家及六十位新銳男作家分別進行了「我們時代的女性寫作調查」及「我們時代文學的性別觀調查」。我請每一位受訪作家從五個問題中選擇一個進行回答，每個回答限定在500—800字以內。
女作家篇
1.你認為女性寫作的意義是什麼？你是否願意自己的寫作被稱為女性寫作？
2.你認為女性身份在寫作中的優長是什麼，缺陷或不足是什麼？在寫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性別的嗎？
3.在你的作品中，最滿意的女性形象是哪位？原因是什麼呢？
4.說一說你喜歡的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你認為這位作家的性別想象可以借鑑嗎？
5.伍爾夫說，偉大的靈魂都是雌雄同體的，你怎樣看這一觀點？
男作家篇
1.在書寫女性形象時，你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性別嗎？你在創作中會有意克服自己的「男性意識」嗎？你如何理解文學創作中的兩性關係？
2.最早的性別觀啟蒙是在中學期間嗎？你如何理解女性主義與女性寫作？
3.說一說你喜歡的作家或作品及理由。你認為這位作家的性別觀可以借鑑嗎？
4.伍爾夫說，優秀寫作者都是雌雄同體的，你怎樣看這一觀點？
5.你怎樣理解#metoo運動？
之後我又邀請了包括鐵凝、賈平凹、閻連科、遲子建、蘇童、畢飛宇在內的十位作家進行同題回答。今天看來，這個調查其實是樸素的發問，我沒有奢望大家都願意回答，沒想到幾乎所有被問到的人都答了，我想，也是因為那一年，作家們都認識到性別觀的重要性吧。
2019年3月，性別觀調查報告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先後推出，名字叫作「我們時代的性別觀」，這是第一次用田野調查的方式展開的對於作家的性別觀調查。當時一位韓國學者還特別對我說，這個調查非常難得。提問是容易的，拿到這麼多的回答太難了。
新京報：「我們時代文學的性別觀」調查在當時也引發了破圈層的影響力。回頭來看，你會如何評價它？
張莉：它產生的影響在我的意料之外。畢竟我不是社會學者，社會學者經常去進行田野調查，但對於我來講，這種問卷調查是第一次，尤其還是性別觀調查。我的前面沒有任何可借鑑的參考，最初我心裡很沒底，這項調查能夠展開，和他們的積極作答有重要關係。
進行調查，重要的是如何獲取可靠可信的資料。今天想起來，恰恰是我過去十年一直在文學現場的工作經驗，使得我有條件去獲取有效的資料。換句話說，接受調查的這些作家願意交付信任，願意坦陳他們的想法。所以，不管未來的人們怎麼評價作家們的回答，就我接收到的反饋來說，作家們也的確在努力表達對性別觀和性別意識的尊重。
同時，我也對性別觀調查的分析保持謹慎的態度。你看，有些作家在調查裡說自己沒有性別意識，但作品中的性別意識很明顯，另一些作家回答的時候深具性別意識，但作品相反。這也提醒我們，對一位作家性別觀的分析要分開看，不能只看他說的，也要看他怎樣寫。
還有一點，做性別觀調查後，我強烈認識到，性別觀不是衡量作家和作品的唯一尺度，要意識到文學創作的複雜性和人的複雜性。退一步來講，作家當下的性別觀也不代表他未來的性別觀。
新京報：能分享一些你在這次調查中的重要發現嗎？尤其是男性作家與女性作家的性別觀有哪些不同？體現在他們的創作中，又有哪些表現？
張莉：有許多有意思的發現。比如談到如何理解自己的性別意識時，女作家們往往會說，要克服自己的性別意識；而男作家則會反問，為什麼要規避性別意識，本來就是男人，從男人的角度寫女人有何不可？這回答讓人意識到，男作家是自信的，會覺得自己的男性視角是自然的，而女性則處於不安全感之中，擔心強化自己的性別意識會得不到好的評價，所以有意迴避自己的性別意識。
大部分女作家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女性寫作，她們一邊喜歡簡·奧斯汀、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愛麗絲·門羅的作品，渴望成為這樣的作家，一邊也會說希望自己的寫作裡少一些女性的痕跡。但是，鐵凝、遲子建、林白等上一代作家則說，她們受益於自己的性別視角。我想，這是兩代女作家之間的差異，這讓人想到，我們這個社會里，女作家承擔著一種莫名其妙的壓力，而只有到了一定程度、一定年紀，她們才承認女性視角對於自我創作的重要意義。
在這個調查裡，也可以看到作家們對男性氣質或者女性氣質的坦率看法。比如，很多人都認同好作家是「雌雄同體」的說法，但也有作家會反對，會舉海明威為例。蘇童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他說一位優秀作家在寫作時要有「易形」或「易性」的能力，說得非常好。我想，他的意思是，一位優秀作家要有他的社會性別意識，也要有能力跨越他的生理性別。因為我們也都知道，福樓拜在寫《包法利夫人》的時候就曾坦陳，「我就是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