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裡還問到如何看待《水滸傳》中的「厭女」。女作家們幾乎都表示自己很反感，但男作家會提到歷史語境的侷限，或者不能以今天的性別觀去審視當年的作品，等等。不能從這些回答裡判定誰對誰錯，但我們可以看到大家的理解角度和立場的不同。
新京報：在這幾年的實踐中，是否有進一步的推進工作？
張莉：2020年我再次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和《江南》釋出了「性別觀與文學創作關係」的調查，這與「我們時代的性別觀」系列調查一起，構成了今天中國作家的性別觀調查樣貌，調查的覆蓋面廣，也引起了很廣泛的討論。最近兩年，我的很多同行告訴我，他們大學有一些本科生或者研究生在以這個調查為例做論文，我聽到很開心。目前我還在寫分析報告，預計2022年書稿會正式出版。我希望在書裡開放這份調查報告的原始資料，未來不同行業的人都能集中讀到作家們的回答，當然，我也願意將自己的分析與大家分享。
在文學的匯流中，淘洗女性的生存樣態
新京報：2021年你也出版了《2020年中國女性文學選》。自2019年起，你每年都會編選年度女性短篇小說。當時為何想做這樣的嘗試？
張莉：早在研究現代女性文學寫作的發生時，我就特別想找到一百年前普通女作家們的作品，比如說1919年時女作者們寫過的小說，當時還暢想，如果每一年都有女性作品的選編，那麼作為一百年後的研究者該有多幸福，我們能清晰判斷出女性文學成長的整體脈絡，也會更直觀看到她們如何一路走來。但可惜的是，一百年來還沒有一本女性文學年選。很多普通女作者的作品就此消失在風中了。
對我來說，開展女性文學年選的意義在兩個方面：一是我想為中國女性文學留下年度樣本，從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女性文學的精神風貌、文學氣質的變化，當下可能不明顯，但放在一個很長的時間段裡，就會表現得很清晰，也有利於後來的學者去研究。二是我想要通過這樣的作品選編來記錄中國女性的生存樣態。這是站在人類學和社會學立場上的考量，我相信這裡的生活記錄，有新聞報道所涵蓋不了的豐富性和多樣性。
新京報：這樣的編選也很少見。最開始的編選工作如何展開？遇到過哪些困難？
張莉：第一次是在2019年，到現在已經是第四年了。困難首先是沒有可參照的經驗，也幾乎沒有人可商量討論，凡事都要自己思考、摸索、決定。最重要的是設定編選的基礎框架。
我的想法就是要努力淘洗掉原來附著在女性文學身上的刻板化標籤，比如愛情、友情、親情，或者是家庭、社會等分類。所以當時選擇了「愛」「秘密」和「遠方」這三大主題，考慮的主要是這三個主題既是人類所共享的，同時女性在處理這些主題時也別有經驗或者別有視角。最終決定年選的基本框架是二十位女作家講述的二十個故事，是從全國諸多文學期刊發表的優秀作品中挑選而來。
入選的標準呢，必須涵蓋不同的年齡段以及不同型別的女性寫作。每年都會選擇五到六位新面孔，即使這些新面孔寫得沒有那麼好，但如果她的作品中有強烈的問題意識，或者她的小說氣質與眾不同，我就會納入進來。我希望通過進入年選這樣的方式來鼓勵青年女作家的寫作。我也相信，在未來五年到十年的區間裡，女性文學年選會推出屬於它的女性作者群。事實上，我想要藉此來釐清中國當代女性文學的發展脈絡，並建立屬於當代女性文學寫作的傳統。
可能因為我有之前十年當代文學批評的經驗，回過頭再來做女性文學年選，便有了參照系，我能夠清晰地知道這個女作家的座標，她的位置在哪裡，我也會很快知道哪些作家是被忽視的，如果她在當代文學場域裡還沒有得到廣泛關注，但她在女性書寫傳統裡面又非常重要，那麼這時候一定要把她選進來，要讓更多的人看到她。
新京報：具體來講，你如何理解「愛」「秘密」和「遠方」這三個主題？
張莉：剛才我們也提到，「愛」「秘密」和「遠方」可以涵蓋人類的寫作主題。但說回來，這三個主題其實也代表了我對女性文學書寫的理解。《2019年中國女性文學選》序言題目是《是講述，也是辨認》。寫這篇序言的時候，我腦海中就是一棵大槐樹底下女人們在聊天拉家常的畫面。從表象上來說，樹下所談的只是鍋碗瓢盆、家長裡短，但其實卻連線了天地和湖海。
六七歲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我住在農村。每天下午三四點鐘，村裡的女人們都會坐在大槐樹底下一起聊天。現在想起來全部是屬於那種農村家庭婦女的閒聊，有些人會織毛衣或者帶孩子。偶爾，會看到有個女人的胳膊青了一塊，或者是一個新媳婦忽然大哭不止，而我當時很小，不明白她為什麼哭。這些碎片式的畫面沉積在我的記憶裡。
很多事情，要走過很多路，看過很多書，到了一定年紀，才會懂。現在我再回想起少年時代看到的，會恍然明白，其實胳膊大腿上的青紫就是家庭暴力，而那個新媳婦是被拐賣來的。生命經驗的沉積需要時間，理解他人也需要時間還有經歷。現在想來，當年那些人的訴說，其實是在尋找一個出口，一個傾訴的場域。「女性文學年選」是什麼呢？對我來說，就是把散落在風中的女性聲音彙集，我們一起訴說，也一起辨認那些屬於女性的生命與生活經驗。
少數民族的女性寫作，誠實地抵達所寫之物
新京報：你一直關注中國當代青年女作家的創作境況。她們的創作實踐、創作理念和上一代相比有哪些不同？在女性作家群內部，是否也存在不同的分野？比如邊遠地區vs中心城市，勞動階層vs中產階層等？
張莉：特別高興的是，女作家越來越多了。這些作家中，有的人性別意識強烈，也有的性別意識並不強烈，但我覺得都很有意思。和前一代女作家相比，新一代女作家的教育背景更高，比如張怡微、文珍、淡豹、王侃瑜、修新羽、杜梨、蔣在，等等，這些作家通常都受過良好教育，或者有著出國留學的經驗，和前一代作家非常不一樣，我很期待她們，而且我也相信這樣的教育背景和視野會讓她們寫出更不一樣的作品。當然，這需要時間。
當然，有時候作家寫得好，也與她們的學歷沒有必然聯絡。邊遠地區和中心城市的分野是我最近特別關注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對女性寫作的批評是隻關注身體和個人，帶有明顯的中產階級趣味，等等。其實在今天，這種所謂中產階級寫作依然存在，但重要的不是中產階級寫作，重要的是如何理解他人的問題。城市中產女性對於勞動女性、邊遠地區的女性或者更為弱勢的女性生活，其實是有盲區的。
具體到文學場域，它同樣也是一個權力的場域，比如北上廣的作家獲得的資源很多，邊遠地區的作家不容易被看到。前陣子正好參加了新疆女作家葉爾克西的長篇小說《歇馬臺》的研討會，我喜歡這本小說，它帶來了不同的閱讀體驗。但書評很少，關注的人也不是很多。小說寫的是哈薩克族的日常生活，從好幾代哈薩克族女性身上，我們會看到她筆下那些可愛的女性其實是和男人並肩成長的。這位作家是哈薩克族人，也是哈薩克語的翻譯。當然，她現在用漢語寫作，她的語言非常有節奏感，非常不一樣。
其實中國少數民族女性的寫作有非常重要和新鮮的視點，但很少有人去關注。這些作家的作品也都有強烈的社會情懷。另一本少數民族女作家的長篇小說我也很喜歡，馮良的《西南邊》，她寫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彝族人民生活的巨大變化，小說細膩曲折，動人心魄。
新京報：就你的觀察而言，少數民族女性作家呈現了哪些創作特點？
張莉：少數民族女作家的寫作普遍都很樸素。她們有豐富的生活經驗，願意去細緻描摹生活的枝丫角落，不需要敘事的花哨，就能描寫出事物本真的光澤。
年初我為青年女作家馬金蓮的小說集《白衣秀士》寫了序言。馬金蓮是回族女性生活的記錄者，她在西海固農村生活了二十多年，結婚生育，所以她和她筆下的那些女人，是妯娌、婆媳、姐妹關係。她曾和她們一起在田間勞作，在廚房忙碌。在好幾個創作談裡，馬金蓮說起過她對小說靈感的捕捉。鍋開了，要炒菜了，水開了，孩子們打鬧了……這真算得上是在廚房邊寫作的作家了。這位作家自然地談起家務瑣事對寫作的打擾，但她也努力和這些瑣事搶奪書寫的時間。她是在我們經驗之外的青年女性寫作者。
在描寫社會問題時，少數民族女作家的視角也不太一樣。馬金蓮的作品會描繪社會問題，但她的視角是低微的。比如小說《旁觀者》，女主人公講到病房所見，一個工地上的男人從腳手架上摔下來，癱瘓了，僱主只能賠幾萬塊錢，男人和他的妻子很是愁苦。到了晚上，小說中的女主人公摸著丈夫的腰，突然哭了，因為她的丈夫也是城裡的打工人。這個細節特別動人，我想，當馬金蓮這樣處理細節的時候，她並不是旁觀者，也不認為那些人是「他們」，那一刻，你會感到她對苦難或幸福的理解，與其他作家有多麼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