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青一代作家的創作觀察：「我」的降維
新京報：對於青年一代的作家群體，有一種觀點認為他們更注重私人性的「我」，而失去了對更為宏大的精神力量與信念的追尋。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今天青年一代的文學書寫太過強調現實的議題性，而喪失了所謂「文學性」。你對此有何看法？
張莉：我覺得關注「我」沒有問題，關注「我」的存在與世界的關係是寫作應有之義。我每天晚上會看一兩個短篇小說，現在很多作品裡的「我」實際上是被捆綁在雞飛狗跳、雞零狗碎中的「我」。不是說不能寫「我」，或者不能寫個人化的生活，但很多作者只是關注一個物質的「我」，那是沒有精神能量和深度的「我」。所以，我常常覺得，今天的創作者是把「我」給降維了。
寫「我」也可以寫出尖銳、深刻、強大的主題，因為「我」是「我」和歷史、「我」和時間、「我」和命運之間重要的連線。但很多作者對「我」的理解是膚淺的。我的意思是，創作者並不是更注重私人性的「我」，而是對「我」失去了精神力量與精神思考。如果能對「我」要成為何種意義上的「我」、何以成為「我」有思考，有反思，有質詢，那麼，「我」也會盛載更大的精神潛能。
陳春成是新近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他的《竹峰寺：鑰匙和碑的故事》我很喜歡，在《生活風格：2020年中國短篇小說20家》中我收錄了這篇。因為在他的作品裡面，我看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我」，它裡邊有歷史的沉澱。小說家的語言裡有一種隱秘的傳統元素在流動。這讓人期待，他也是在寫我們時代的「我」，但這個「我」並沒有被降維，同時又如此讓人難忘。
另外你提到文學書寫的現實議題，這是很重要的問題。新文學傳統裡一直都有這樣的脈絡，就是問題小說。今天我們去看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大概也就是魯迅的作品留了下來，因為它是藝術性和社會問題的完美結合，而且它的社會問題不是一時的，是長久以來我們都要思考的問題。
我個人也欣賞有問題意識的寫作，尤其在今天。前幾天我和本科生們在課堂上討論《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他們的討論非常熱烈，我想，這篇小說之所以今天還擁有這麼多青年讀者，恰恰在於小說的問題意識。
新京報：我記得在性別觀調查釋出會上，幾位老師（賀桂梅、魯敏、楊慶祥等）也提到過這幾年文學領域似乎對性別議題的推動力量變小了，反而是社會科學等其他學科顯現出更為強大的影響力。你怎麼看待這一轉變？
張莉：文學在整個社科領域的影響力的確變弱了。這一方面當然跟媒介/新媒體的變化有關，所謂從文字/紙質傳媒到影像傳媒的變化，不同媒介的力量此起彼伏，而電視劇或者電影所帶來的社會影響力毋庸置疑。問題是，哪怕是影像時代，文學原本也是很多影視劇改編的原動力，但今天我們越來越難看到純文學改編而成的影視劇作品。我認為這是作家介入社會問題的能力不足所致。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嚴肅文學改編的影視作品風起雲湧。比如說我小時候看鄒倚天扮演的紅衣少女安然，那樣的一個健康的女性形象與女性精神氣質曾引領過一個時代，但後來我們很少看到這樣性格鮮明、多元的女性形象了。現在，相比嚴肅文學，反倒是網路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能夠戳中大眾；很多網路作品改編的電視劇能夠抓住大眾，我想首先是因為網路作者渴望抓住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們所共同關心的問題。
新京報：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張莉：可能寫作者希望尋找安全感吧。就現實生活層面來說，尋找安全感我完全理解，但是作為藝術家來講，尋找安全感其實是惰性。文學的創新就是要有冒險精神，如果作家一直依靠慣性和惰性寫作，或者總盼望自己的作品能夠旱澇保收，那創新和對於真問題的思考就無從談起。當然，道理大家都懂，做起來不容易，包括我自己，把想法落實在寫作中並沒那麼容易。
女性的非虛構寫作，被忽略的重要文學傳統
新京報：你在2021年還出版了一本《新女性寫作專輯》。在這本書中，你也提出了「新女性寫作」的概念。「女性文學」的提出主要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自提出開始，關於「女性文學」的定義一直都存在話語與權力層面的張力。在諸多爭議聲中，你如何理解和定義「女性文學」？又如何定義「新女性寫作」的「新」字？這樣的定義是否也體現了中國女性文學從過去到當下的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