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莉：女性文學和新女性寫作的確不太一樣。關於女性文學，我是按照自己的理解，結合我的文學研究和文學現場經驗，以及整個社會語境，將它定義為「主要是女作家寫的、帶有女性氣質、表現女性生活與生存狀態的文學作品」。但同時我也很警惕這種定義。之前跟一些同行討論過，概念或者定義應該是隨著創作改變的，而不是先給它一個框，然後去套不同的作品。所以《2020年中國女性文學選》裡的作品，既有帶有強烈性別立場的作品，也有立場比較溫和的作品。
但「新女性寫作」又不一樣了，它強調的就是作家本人的性別立場和性別精神。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面對的就是一種新的文學語境。一方面，中國社會的性別觀念和性別意識在發生重大而悄然的變革；但另一方面，中國女性寫作及當代文學作品中的性別意識卻讓人心生遺憾。所以，我思考的是，什麼是真正意義上的女性寫作，今天在中國的語境裡如何進行女性寫作。
「新女性寫作」實際強調的是寫作者的社會性別，同時著重在日常生活中發現隱秘的性別關係——兩性之間的性別立場差異取決於民族、階級、經濟和文化差異；它也關注同一性別因階級/階層及種族身份不同而導致的立場/利益差異。之所以提出「新女性寫作」這個概念，也是想強調它與「個人化寫作」「身體寫作」「中產階級寫作」等命名有著重要的區別。
新京報：這本書裡也包含了一些非虛構作品，我當時看到還挺驚喜的。
張莉：做這本書的時候，我們的確想要囊括各個類別的新女性寫作作品。過程中我發現，更容易推動起來的是非虛構女性寫作，因為這是人人都可以拿起筆來寫的文類。
事實上，非虛構女性寫作是中國現代女性文學傳統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比如說謝冰瑩的《女兵日記》，當時傳到法國，包括羅曼·羅蘭在內的學者都很欣賞和推薦。這部作品讓我們重新理解了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女性——當時的女性不只是受到壓迫的形象，同時她也是一個有力量的、積極參與整個歷史程式的「社會人」形象，當然，這個稱呼和我們今天網路上調侃的「社會人」不同，它指的是具有社會情懷的人。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看到戴厚英的《人啊，人！》，張辛欣、桑曄合著的《北京人：100個普通人的自述》……它們都是在文學史上產生巨大影響的作品，只是我們當時沒有把它們納入女性寫作的視野而已。實際上，這構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女性寫作傳統，即女性寫作者以非虛構的寫作方式參與到書寫整個社會歷史的程式中。這個傳統裡，包括林白的《婦女閒聊錄》，也包括梁鴻的「梁莊系列」，也包括範雨素的寫作。我和《十月》共同推出的「新女性寫作專輯·非虛構」聚集於「非虛構女性寫作與我們時代的女性勞動者」主題，其實也是基於這樣的思考。
新京報：除了非虛構寫作或者說關注社會問題的寫作傳統，中國現當代文學歷史中還有哪些被我們忽視的女性文學傳統？
張莉：我想，是對低微女性人群的關注與眷顧。石評梅有篇小說叫《棄婦》，我印象很深。講的是表哥對「我」訴說他想離婚，小說中，「我」可以理解表哥的痛苦，但卻無法和他一起痛斥小腳女人，因為那是「我們女人」。在石評梅眼裡，這些棄婦，這些不懂「愛情」的小腳女人，並不是男人愛情悲劇的製造者，而是受害者。這個視點彌足珍貴，事實上當時很多女作家都寫過那些小腳女人的慘痛際遇，這與另一條新女性書寫的傳統非常不一樣。我的意思是，在現代女性文學史上，你會看到作家有意識地書寫不識字的女人、被時代拋棄的女人，她們不是她們，而是母親和姐妹。我想說的是，現代女性文學的另一個重要傳統，是一直站在弱者和低微者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可是今天，那些更為低微的人群在我們的文學作品裡幾乎看不到了。很少有作家去寫家庭主婦的價值，去寫那些帶孩子的奶奶和外婆的價值。在我的視野裡，當代作品裡很少觸及這一群體。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這幾年韓國女性文學的興起？對於中國女性文學來說，它是否具有一些參考或者借鑑意義？
張莉：韓國女性文學的興起我想還是因為作家的問題意識。單從文學技術上來講，那些文本說實話也沒有那麼好，但是作品的問題意識很強，所以在我看來那實質上屬於問題寫作的範疇。我們讀《82年生的金智英》時，會生髮出一種強烈的被冒犯的感覺，也是因為作家的問題意識很切膚。
一般來說，這類題材能夠傳播到另外一個國家，一般都具有冒犯性。當然，這種傳播本身也很複雜，涉及譯者和出版的挑選，否則我們根本看不到這樣的作品。同時，它也反映了中國讀者的閱讀趣味，如果我們在本土作品裡找不到這樣的問題意識，那就需要找一個代言和出口。
其實，韓國女性文學的問題意識不是說找到一個問題去書寫，而是說對整個現實的一種真切關懷和認知，是把現實中發生的一些問題與自我的處境聯絡在一起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