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托爾金，雖然現在我們回過頭來認為托爾金處於一個黃金時代，他的博士論文《貝奧武甫：怪獸和批評家》只有六十頁不到，沒有一個註解，沒有一篇參考書目，放在今天連一篇碩士論文的開題都通不過，他卻可以憑此直接拿到教職。但是仔細想想，托爾金要克服多少不易呢？《精靈寶鑽》裡的那些故事，最早是他在「一戰」期間的戰地醫院裡寫的——旁邊躺著的都是你的戰友，你自己的腿也爛了，還不知道能不能再見到剛剛結婚的妻子——他在這樣的情況下都沒有放棄寫作。
托爾金的三兒子小託爺爺整理父親遺稿的時候發現，他三十年前、五十年前的手稿都還在不停修改。也不知道托爾金是沒紙還是摳門，一開始用鉛筆寫，之後又用鋼筆直接在上面改。所以導致托爾金作為一個現代人，他的手稿卻像中世紀手稿一樣，充滿被覆蓋的幽靈。這個故事的原型到底是什麼樣的？是什麼吸引著一個人從1918年一直寫到去世前還在修改？他圖的是什麼？這個故事本身就是他生命力的一部分。《精靈寶鑽》是在托爾金身後才由小託爺爺整理出版的。
托爾金最早出版《霍位元人》，很暢銷，編輯很開心，說你要不要寫更多霍位元人的續集？因為兒童文學很輕鬆，而托爾金老是不停安利自己的遠古神話。他一開始抱著希望，說我有一整套神話體系（就是後來收入《精靈寶鑽》的故事星叢）。由於他主要是一個「語文學家」，因此他用不同語言文體把同一個故事講了二三十遍，有散文體、押頭韻體，甚至還有精靈語。對他而言，是語言先行，為了能夠可信地說出這門語言，才要製造這樣一個文學體系，創造一個有血有肉的、可見的世界。這是一個創世的故事，在自己的世界裡，用文字成為一個小小的神。
出版商一聽，「你說得很好，未來某個時刻可以作為下一部作品出版，要不你先把《霍位元人》續集寫完？」（後來就有了「魔戒三部曲」。）到最後托爾金越來越灰心，對於出版自己真正想創作的文學世界不再抱有希望。在他看來，英國人很慘，德國有《尼伯龍根指環》，冰島有《埃達》和《薩迦》，英國就只有《貝奧武甫》，但《貝奧武甫》講述的是北歐的故事，而《亞瑟王傳奇》是凱爾特人的故事，又加入了太多基督教元素，失去了仙境奇譚原汁原味的神話氛圍，沒有能夠體現英國地貌以及英國人民的歷史與心靈的文學體系。托爾金想要創造的正是這樣一套體系，但他的野心在當時沒有人能夠理解。
雖然我們今天看托爾金挺紅的，電影票房大豐收，但他已經去世了那麼多年，而且在我看來這完全是偶然，如果沒有彼得·傑克遜將他的小說改編成電影，他紅不到哪裡去。與此同時，雖然《魔戒》的故事講得很好，但卻不是他創作的核心，《魔戒》只是其宏大文學世界裡的一塊拼圖。
托爾金一直是逆潮流而行者，無論是他的寫作生涯還是學術生涯，在每一個岔路口都與主流失之交臂。他把自己的學術生涯描述為「一場緩慢而悠長的失敗」，他自認是一個失敗者，一直到生命的最後都這麼認為。
在托爾金生前，甚至直到現在，主流精英評論界對《魔戒》和他的那些故事都並不認可。有時候我也挺傷心的，教過我的一些精英派美國教授依然認為，《魔戒》太過流行、太受大眾歡迎，品位一定有問題。其實我從這些言論就能判斷，他們沒有認真讀過托爾金的原作，可能看了一下電影，或者只讀了《魔戒》的部分章節，就武斷做出了評價。總之，哈羅德·布魯姆以及那些新批評派對他沒有一句好話。唯一為他寫過好話的也不是學界人士，是奧登，也許因為他上過托爾金的課，多少受到他的影響，更多是因為奧登是個真正的詩人，明白托爾金究竟在做什麼。
新京報：托爾金最讓你感佩的地方是什麼？
包慧怡：托爾金在學術方面是最讓我深感敬佩的。在文學創作之外，他真的試圖以一己之力改革英語系的教育傳統。一開始在利茲大學，之後又在牛津大學。他認為語言學系和文學系兩派各自為政，一個太循規蹈矩，一個太天馬行空。他設計了幾套培養方案，讓語言學習系的學生讀更多文學作品，讓文學系的學生讀更多語言學理論，試圖讓兩個專業對話。但可能最後學生也抱怨，教導主任也不喜歡，反正改革沒有成功。
作為一個語言學家，托爾金也失敗了。托爾金的研究方向是歷史比較語言學，即追溯一個單詞在不同文化中的詞源，精靈語就是按照這個辦法建造的，比如他要想辦法讓埃雅仁迪爾（eärendil，《魔戒》中一位半精靈航海家的名字）這種名詞既含有大海又含有星辰，只好在不同語言中尋找詞源，最後他恰好在古英語詩歌《基督i》中邂逅了它。歷史比較語言學當時已經開始衰落，被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即之後的結構語言學——所替代。索緒爾認為，歷史比較語言學是一門玄學，沒有辦法作為一個明確的研究物件，不可量化也不可證實，一定要把語言學中的時間性去掉，只討論當下正在使用的語言。今天的語言學系使用的全是索緒爾的理論，在我看來挺乏味的，非常technical，機械化、應用化。但索緒爾這麼做是符合時代潮流的，因為他清楚地框定了這個學科的研究範圍，比如設定語言學的標的。等待之後維特根斯坦提出分析語言學，語言學便越來越往數學的、圖表的、理科的、硬科學的方向走了。
以托爾金為代表的歷史比較語言學一派在這場學術角力中失敗了。他認為語言學應該是詩意的，他認為要了解通往中洲（托爾金筆下奇幻故事的發生地）的道路，不能光靠文學愛好者，也不能光靠語言學者，而要靠介於二者之間、兼顧軟和硬的「語文學」（philology）。
從世俗意義上講，托爾金是一個失敗者，但我覺得，這就要看每個人怎麼定義了，在我的框架裡，託老最大程度上活出了人的潛能。
這學期大一英語精讀課的教材中，simonleys的散文「theimitationofourlorddonquixote」中講了媒體大亨特德·特納（tedturner）的故事。他說：「我不喜歡基督教，基督教是loser（失敗者）的宗教，我也不喜歡堂吉訶德，堂吉訶德也是一個loser。」但是文章的作者在最後提醒大家，歷史是由loser改變的，因為成功者會adapthimselftosociety（改變自己以適應社會），這樣才能不斷升級打怪成功，而loser則adapttheworldtomyself（讓世界順應自己）——我的標準不能動，如果世界不夠好的話，就讓我推動它改變。這不是一種傲慢，而是一種堅守。我不能消磨掉我的想法和原則，去成為一個糟糕世界裡的頭號玩家。在這個意義上，人類的歷史是由loser改變的，因為如果每個人都改變自己以適應社會現狀的話，世界就會高度同質化，只剩所謂成功，最後成功者的思維模式也會越來越趨同。
新京報：評價的標準和成功的定義趨同了，多樣性也就喪失了。
包慧怡：是。
沒有一個學科可以獨立於潮流之外
新京報：當下學科分類的趨勢，就是不斷細化，把原本的學科不斷切分。你對此有什麼看法？
包慧怡：這種細化與切分，不斷具體化你的學科，確定你的研究物件，然後把它固定下來，成為可被量化考核的內容，學術生產說到底可能就是如此。
我不是要罵索緒爾，索緒爾作為現代語言學之父當然很偉大，只是很可惜，二十世紀的文化原本理應承接了中世紀傳統的三藝四術，充滿了可能性。文藝復興時期還有「全才」「通才」的說法，達·芬奇便是通才，但在中世紀，不需要強調「通才」，但凡你說自己是一個「學者」，又怎麼好意思說你不懂音樂，怎麼好意思說你不懂繪畫，怎麼好意思說你不懂星相？這都必須是終身自我教育的一部分。你不可能沾沾自喜地說，「我是做這個專業領域研究的，那個研究我不做」。但在今天，如果你不做這個劃分，就顯得你不專業。如果你在學術會議上說，「我是做俄羅斯文學研究的」，那你就位於鄙視鏈的底層，這麼粗略的方向一聽就過不了開題，當然要具體到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某一年某本書的某一份手稿中的某個問題，這樣一來，在座的大家一聽，「我們是同類人」。
原本我以為中世紀研究被這種學術潮流侵蝕得比較少，可以守住我們自己的堡壘，但後來發現，沒有人可以獨存，沒有一個學科可以獨立於潮流之外。這是時代的烙印，它留下來的罪惡更多還是福佑更多，只能留給將來評判了。
新京報：你在2015年回國時，是希望在中古英語研究方面做出一些改變、一些推進，現在回過頭看，你覺得當初的目標實現了嗎？
包慧怡：肯定沒有我希望的那麼……我也不知道我在希望什麼，我其實沒對自己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覺得自己能夠憑一己之力做出多大的改變，我能做出的推進都在很小的地方，比如外文系圖書館這幾年都在訂購中世紀相關的書，雖然系圖書館訂書很慢，要一年時間，但至少現在的學生可以找到我在博士期間用過的參考書。
此外還有活生生的人。每年至少都有三到五個學生開始喜歡中世紀，改變「黑暗中世紀」的偏見，擁抱和進入這個異域，為它做出更多努力，無論是通過語言學習還是旅遊觀光，他們有各種不同的介入方式，但至少我能看到他們眼裡的光，看到他們開啟了新的大門。這讓我又看到了在愛爾蘭的自己。
至於我個人，我也在不停寫作，雖然遠遠沒有我希望的寫得那麼多。但我覺得我已經有點太快了，接下來反而需要緩慢一點。因為寫作、閱讀以及傳播知識不在於一朝一夕，需要保持一個持續的狀態，一輩子做這件事情。在中文語境裡，也並不只有我個人的力量，許多留學回國或在海外用中文寫作的研究中世紀的學者——比如我在《翡翠島編年》中提到的邱方哲——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做出推動，哪怕是以科普的方式寫一些中世紀相關的專欄，哪怕一般讀者一開始是因為想聽獵奇故事進入的（坦白來說這是最容易產生誤解、最狹隘化的方式），都沒關係，沒有什麼唯一正確的進入方法。只要進入之後，他們不滿足於只聽狗血的故事，就會自己主動去了解更多。這談不上是什麼「啟智」，我只不過想通過這個鏈條，把以前獲得的靈感啟發擴散出去。我不能說做到了多少，但至少我做了。
新京報：有時候一顆種子播下去了，雖然它特別小，但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它可能發芽演變出很大的影響。比如我們採訪某位學者或者讀某一本書時，也可能回想起求學期間聽過的一場講座或旁聽的某一節課，然後獲得新的滋養，這種感覺是很奇妙的。
包慧怡：對，意外發現收穫的時刻才是真正值得的。我們現在太看重kpi了，做什麼事情都希望立刻得到回報，這怎麼可能呢？這是違揹人類認知規律的。雖然我完全不懂腦神經原理，但我大概知道每個神經元儲藏的資訊不是立刻就能啟用的。觸發點未必操縱在你手裡，可能某一天陽光很燦爛，某一天溫度很適宜，它突然被激發了，這才是人之為人最開心、最值得雀躍的事情。
新京報：這很像《心靈奇旅》這部電影。在電影中，人類的靈魂需要在一個稱為「生之來處」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個性和興趣，才能獲得身體前往地球。有一個靈魂始終找不到自己的「天職」，無數科學家、音樂家、文學家想要培養他，他就是提不起興趣、過不了關，最後他被地鐵歌手賣力的歌聲、理髮店贈送的棒棒糖和秋高氣爽中飄落的一片銀杏葉點亮而成為一個真正的靈魂。
包慧怡：這些都不是雞湯，雖然聽起來很像，但我的切身體驗告訴我確實是這樣的。人性的尊嚴不在於你計劃什麼就能立刻得到什麼，這是人的自我機械化，只有機器才是絕對可預測的。就連扭蛋都不知道會扭出來什麼，個人心靈的生成難道不如扭蛋複雜嗎？為什麼要把自己預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