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1841年9月—1888年9月8日
5士兵與女僕
報紙用「摧枯拉朽」來形容這場雨。大雨傾盆而下，澆透了一切。雨水滲入羊毛斗篷和大衣，從帽簷上瀑布般瀉落。這場2月的寒雨，肯定會讓那些堅持站在雨裡的人患上肺病或寒熱，但據說，觀眾的「精神絲毫沒有受挫」。數以千計的人來到這裡，抵著白金漢宮的欄杆，在通往聖詹姆斯教堂的路上排起長隊。正如《紀事晨報》所寫的那樣，聚集的人「普遍是工人階級」。他們「爭先恐後、你推我擠」，只為佔一個最佳席位，好看一眼維多利亞女王和阿爾伯特親王的結婚禮服。小年輕爬上樹，很快就被警察拽了下來。有幾次，聚集的人險些要衝進遊行路線，但都被騎馬的近衛團士兵攔下了，他們閃亮的胸甲在猩紅色的冬季披風下半隱半現。當第一隊馬車出現時，人們的情緒突然激動起來。歡聲如雷，隨之而來的是「神佑女王」的高呼。人群向前湧動，伸出他們的手去觸控馬車和馬匹，去窺看王室新娘明亮的藍眼睛。女王近衛騎兵團第2軍團計程車兵們迎著人群前進，在民眾的頭頂上抽響手中的鞭子，「以堅定的作風和愉快的態度」牢牢維持住隊伍，「贏得了在場所有人的認可」。
為了這種盛會的場面，為了加入騎兵隊、在全國最負盛名的軍團服役的自豪感，為了穿著鋥亮的靴子坐在高頭大馬上的興奮心情，1834年時年僅15歲的喬治·史密斯離開了林肯郡的農村老家，奔赴倫敦。三年前，一名徵兵中士來到附近的富爾貝克村，將他的哥哥托馬斯招進了近衛騎兵團的第2軍團。作為一個小男孩，喬治簡直等不及想跟著哥哥一起當兵。儘管來到攝政公園軍營時，他還沒有成年，但軍團還是讓這個熱情的新兵入伍了。他們教他像騎兵一樣騎馬，教他如何擦亮胸甲、清潔頭盔。他很快就學會了軍隊生活的嚴格規矩：怎麼站，怎麼行軍，怎麼敬禮，怎樣操練身體，讓自己絕不偷懶或「打混」。軍隊之所以招收喬治和哥哥入伍，是因為他們是強壯、健康的農村小夥子，體格結實，非常適合跨坐在馬背上。根據軍隊記錄，喬治入伍時身高178釐米，膚色白皙乾淨，有一雙棕色眼睛。團裡的理髮師把他的淺棕色頭髮剃得很短，但是，由於喬治是騎兵隊計程車兵，他被准許蓄上一撮考究的小鬍子。
在近衛騎兵團第2軍團的指導下，喬治成年了。身為皇家近衛騎兵的一員，他得以多次站在前排見證歷史。他在英王威廉四世的葬禮上效力，見證了喬治時代的逝去，也在1838年新女王的加冕儀式上見證了維多利亞時代的誕生。1840年2月10日，女王的結婚大典他也在現場，在洶湧的人潮中護衛他的君主。
那一天，當倫敦人湧上大街慶祝女王的婚禮時，很可能人群之中就有一名叫作露絲·查普曼的22歲女僕。人們對這位出生於薩塞克斯郡的年輕女子知之甚少，她和許多人一樣，背井離鄉來到首都打工。在被送往誘惑繁多的廣闊世界前，15歲的她接受了洗禮，至少她的家人覺得這麼做是明智之舉。但是此舉看來並不奏效，因為在女王成婚的當時，她就已經結識了近衛騎兵團第2軍團的一名士兵，並與之情投意合。
喬治的軍營駐紮在波特曼街上，兩人可能正是在這附近的某處遇見的。露絲有個親戚為薩塞克斯出身的一戶人家工作，那家人住得離克利夫頓廣場不遠，露絲或許也給這家打過工。海德公園，就位於波特曼街和克利夫頓廣場之間，作為士兵和女僕之間的調情聖地而臭名遠揚。根據記者亨利·梅休的說法，來往於工作地點的女傭和保姆在經過公園時，經常會接觸到「高大威猛的紅衫們」，並「迷戀上那身猩紅色軍裝」。瀟灑的制服和軍人的英姿對異性充滿了吸引力，士兵們自然無法免俗，紛紛為了私慾而利用這一點。由於軍隊極不提倡士兵結婚，而低工資意味著普通士兵「沒錢找專門做那行的女性來滿足情慾……他非常樂意抓住機會與一個女人建立親密關係，這個女人看上的不是別的，正是他本身，除了偶爾要費心帶她出去玩外，他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更重要的是，對軍人來說，與清白的工人階級女孩建立一對一的關係「不容易染病」，也能讓他不用去找妓女。這樣的安排可能方便了士兵，卻將他的相好陷於窘境，甚至會給對方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到了1841年1月，露絲髮現自己落入了這種處境。
安妮·伊麗莎·史密斯出生於1841年的9月，具體是哪一天不得而知。由於是私生女，母親可能隱瞞了她出生的許多資訊。顯然，安妮的降生對露絲來說並不完全是喜事一件，隨著肚子慢慢變大，她會丟掉工作，並且發現自己要仰賴於喬治那微薄且靠不住的施捨過活。在社會和軍隊眼中，露絲已經成了一個「馬子」：這種士兵的情人，雖然還不至於被算入「職業」妓女，但會被當作某種「業餘」妓女。幸運的是，軍隊對「馬子」的態度還算務實，只不過一個團裡每一百名士兵中只有六個結婚名額。戰場上，這些女性被稱為隨軍婦人，她們被允許通過幫軍團洗衣服來賺取生活費。當騎兵留在軍營裡時，這些活兒也經常叫她們來幹。一名騎兵的女人說，她靠「白天做一些針線活兒」以及「偶爾幫忙洗洗衣服」來維持生計。和露絲類似，她住在靠近軍營的地方，每週掙一先令。
在安妮出生後的五個月裡，露絲的處境仍然岌岌可危，尤其是她很快發現自己懷上了第二胎。就算喬治喜歡她，他也隨時可能會被派去國外，眾所周知，這種情況是許多士兵和他們未婚物件之間浪漫關係的喪鐘。如果發生這種事，露絲就會失去經濟支援，只剩下兩個孩子和一份被玷汙的名節。當遇到類似狀況，「馬子」們通常會繼續忠實於這個軍團，從軍團或軍營裡面找一個新的保護人，但是這一對策並非沒有代價；一旦這樣做了，她們也就徹底地淪落風塵。幸運的是，1842年2月20日，在戀愛兩年後，喬治得到了批准，可以迎娶他的心上人了。不管是因為喬治主動的請求，還是有細心的指揮官從中斡旋，總之，在軍隊記錄上他的結婚日期被往前寫了兩年。如果有人檢視記錄，就會發現喬治和露絲的婚禮與維多利亞女王和阿爾伯特親王的婚禮在同年同月舉行。
從相識第一天起，到往後的歲歲年年，喬治、露絲和他們每個孩子的生活，都要完全服從軍隊的指示和規定。雖說結婚使得史密斯夫人現在是「有組織」的人了，或者說她被吸納為了正式的軍嫂，但這未必能讓她過上更好的生活。儘管軍隊會給露絲和她的孩子們提供半額配給，並允許他們住在營裡，但軍營裡的生活既不健康也不愜意。直到19世紀50年代，軍營才開始提供專門的夫妻宿舍，在那之前，新婚夫婦不得不在公共營房裡找個角落湊合度日，用懸掛的床單和毯子當屏風和別人隔開。女人們在單身男性的包圍下，換衣服、睡覺、洗漱、分娩、餵奶，而男人們半裸著走來走去，咒罵、訕笑、唱猥瑣的小曲。衛生狀況也沒有好到哪兒去。1857年國家對軍營進行普查時，發現軍人的居住狀況糟得驚人。許多宿舍底下就是馬廄，空氣不流通。潮溼和昏暗是全營的常態，洗濯和便溺設施也不夠用。在有些營房裡，軍人拿幾個大桶當公共尿壺，尿倒掉後又用桶洗澡。廚房設施也嚴重不足。大多數軍營沒有爐子，這對主要靠煮食維生的軍人造成了很大影響，害他們吃不飽、吃不好。
不過，對於那些「有組織」的家庭來說，也有一些有利的地方。儲蓄銀行的設立使士兵們可以存點小錢，病號及其家屬能獲得團裡供應的藥品，與此同時，所有軍階的軍人及其家屬都可以進入軍營的圖書館。最重要的是，到了1848年，部隊會撥給家庭少量津貼，供他們在軍營外尋找合適住所，雖然不見得能住得多舒服，但至少能讓士兵夫妻擁有個人隱私和一個屬於自己的小家。這對史密斯夫婦來說簡直是解了燃眉之急，因為他們一家的人丁在這十年間不斷增加。在露絲和喬治於1842年結婚後不久，夫婦倆和安妮就迎來了一個小男孩，喬治·威廉·托馬斯。在他之後，1844年是艾米莉·拉蒂夏，1849年是伊萊，此外還有1851年的米麗安和1854年的威廉。安妮和她的兄弟姐妹有權進入軍團學校讀書，這被公認是過一種「有組織」生活的最大好處之一。
在1870年實施國家義務教育制度前的20多年裡，「有組織」的家庭的子女被要求參加由部隊出資安排的課程。在某種程度上，這一舉措是為了讓孩子們遠離軍營生活的「懶散和惡習」，人們認為這種生活「缺乏教養」，尤其是對女孩來說。不過，軍隊也希望通過展示他們對下一代教育和福祉的關心，來獎勵入伍者的精忠報國。軍團學校不但要給孩子們灌輸符合軍事目標的紀律、責任、尊重等觀念，還要教給他們「一技之長，使他們能自食其力」。大多數軍團將入學就讀視為義務，若不遵守，一家人就有被逐出組織的危險。同時，軍團還希望士兵為子女受教育的權利付費，因此家庭開支不得不相應增加。喬治每個月要為安妮支付兩便士的學費，然後為和她一起上學的弟弟妹妹每人支付一便士。
軍團學校教授的課程與民間慈善機構的相似。學校分為幼兒班和大童班。較小的孩子早上由女教師授課，而較大的孩子則不分性別統一由男教師指導。晚飯後，孩子們男女分開，男孩留在男教師身邊，女孩則跟隨女教師接受更多針對女性的職業指導。按照維多利亞時代前半期的標準，所有兒童都接受了相當嚴格的教育。幼兒被教授拼寫、閱讀和唱歌，之後課程拓展至寫作、發音、語法、英國曆史、地理、算術和代數等科目。在該制度下，安妮所接受的教育將遠遠超過大多數工人階級的同齡人，不論男女。作為女孩，她還會從下午的「職業」課程中學到很多，特別是從刺繡到製衣、鉤織和編織的各種針線活兒。通過上述培養途徑，女孩們將掌握一些技能，這些技能不僅能讓她們以縫縫補補、製作衣服的形式為軍團出一份力，還能幫助她們在完成學業後找到工作。這一安排的唯一難題在於軍隊生活的流動性，隨著家人的駐地調動，孩子的教育也會經常中斷。
即便喬治一家沒受過派駐海外之苦，國內的環境也讓他們不得安生。各團常常要在短時間內完成軍營間的輪換調防。雖然在波特曼街、海德公園和攝政公園的軍營附近搬遷、找新居，每次挪個幾公里地很不方便，但奔赴城外30多公里位於溫莎的另一個駐地更是勞神又費錢。從19世紀40年代到19世紀60年代初，在喬治為軍團效力期間，他們一家在倫敦和溫莎之間至少住過12處地方。
身為士兵子女，父親所屬的又是聲名顯赫的軍團，這些孩子的成長過程有著不同尋常的一面——他們的生活就像是夾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之間一樣，維持著某種尷尬的平衡。騎兵的世界裡有貴族軍官，而且接近王室，這讓騎兵的子女有機會——哪怕是隔著遠遠一段距離——目睹地位、特權和財富的存在，這樣的日常經歷是大多數工人階級小孩所無法想象的。安妮的少女時代是在騎士橋和溫莎之間度過的，前者有優雅的灰泥牆別墅，後者則以王室行宮聞名。戴著昂貴絲綢軟帽的女士和制服上獎章叮噹作響的貴族紳士，一群人滿滿當當地坐在四輪敞篷馬車上，這種場景對安妮來說想必是司空見慣。同樣，她也一定能經常瞥見維多利亞女王的身影，或是看到某位王子騎著馬小跑穿過溫莎大公園。當露絲和孩子們從臨時住所推門而出時，他們腳下的街道乾淨、寬闊、光線充足，看不出貧窮的跡象。他們呼吸著海德公園的新鮮空氣，身邊是衣著光鮮的上流人士轉動著手中的遮陽傘。從小，安妮就被教育要以父親的職業為榮，要像父親一樣愛戴女王、熱愛國家。軍團那套關於榮譽和尊嚴的價值觀也會被一再灌輸給她。安妮的站姿、言談和舉止，儘管不會讓她顯得高人一等，但能讓人看出她很有教養，知道如何與周圍環境相稱。這些能力將一直伴隨她，即使在她長大成人之後，也會給人留下出身良好的印象。
然而，雖說安妮眼中所見是宮廷生活的富麗堂皇，但她過的日子和生活條件卻與工人階級的小孩沒兩樣。父親職務帶來的少數特權被他微薄的薪水所抵消。住在溫莎時，史密斯夫婦在凱普爾排屋租了房子，這條路上的房子都是「花了大價錢」建造裝修的，以吸引「知書達禮的小家庭」入住。每棟三層小樓都有「波特蘭石壁爐、精美簷口裝飾」，並能「飽覽泰晤士河美景」，內部包括「兩間客廳、三間臥室配傭人房」，而實際情況是三戶軍人家庭擠在一棟樓裡，共用一間廚房和盥洗設施。他們在騎士橋住過的幾處地方有時比這更糟。
在海德公園軍營的對面，騎士橋的「漂亮公館和體面住所」之間，隱藏著一塊「烏煙瘴氣」的小地方，離那些高階商店不過幾步之遙。「從騎士橋綠地開始沿著‘高路’，是一長溜兒的遊樂劇院、小酒館、啤酒店、生蠔吧和廉價菸草店」，大眾認為這塊地方「放在倫敦哪裡都是恥辱」。對於一些軍人家庭來說，他們能負擔得起的也只有這裡的房子了。只要條件允許，史密斯夫婦總是儘可能住得離這類場所遠一些。1844年，他們在靠近布朗普頓路的拉特蘭排屋租了一間小別墅，但隨著時間推移，好地段租金上漲，逼得軍團家庭只能住到那幾條擁擠不堪的街道上，夾在兩家最臭名昭著的遊樂劇院之間：「太陽」和「特雷弗·阿姆斯」。拉斐爾街是條東西走向的街，就處在這片不法之地的邊界上，雖然住宅用房才建成沒幾年，但房子已經被分割開來，租給多個低收入家庭。1854年，史密斯夫婦和另外至少兩戶人家合住在15號，每戶兩個房間。
這一年的春末，就在天氣漸暖之時，倫敦的報紙開始報道丹疹（也就是猩紅熱）病例大幅增長。不久，伊斯林頓、騎士橋和切爾西都傳來猩紅熱爆發的訊息，儘管記者們試圖寬慰讀者，稱「這種疾病主要發生在勞動階層裡」。5月3日，《每日新聞報》寫道，一位家住伊頓馬房南街附近、緊鄰著社會最富裕階層的馬車伕，眼睜睜地看著「惡性猩紅熱在九天內帶走了他全部五個孩子」。報紙繼續警告讀者，「該地區疫情非常嚴重」。猩紅熱引起的種種慘劇一直持續到夏天，今天的人們將之定性為傳染病流行。「猩紅熱病例每週都在增加，」7月27日的《晨郵報》寫道，「……疾病已經嚴重侵襲了一些家庭，……據報道，有一戶人家在六天內就有三個孩子死於此病。」6月初，倫敦熱病醫院告急，因為僅因猩紅熱入院的病患就「多達100多人」。隨後，第二種流行病的到來使情況進一步惡化：斑疹傷寒。
猩紅熱是一種類似流感的鏈球菌疾病，其特徵是紅色皮疹，主要感染兒童，而斑疹傷寒則無差別地在年輕人和年長者之間傳播。該病通常被稱為「營地熱」或「監獄熱」，通過跳蚤和蝨子的叮咬傳播，住在同一狹小空間裡的人共用的衣服、毯子和寢具，都是這些跳蚤、蝨子的溫床。與猩紅熱一樣，患斑疹傷寒的人也會發高燒，並出現蔓延至全身的紅色皮疹。最終，在某些危重情況下，感染會轉移至大腦。5月中旬，這兩種流行病都降臨了拉斐爾街。一個名叫約翰·福塞爾·帕爾默的嬰兒，還不到18個月大，成為第一個死於猩紅熱的人。我們不知道疾病究竟以多快的速度穿過了沿街疏鬆的灰泥牆，在擁擠的家家戶戶裡蔓延開來，但在帕爾默家的孩子得病後不久，病魔就造訪了史密斯一家。兩歲半的米麗安應該是由12歲的安妮在照看，當時她的母親正忙著照顧剛出生的威廉。在那個年紀，米麗安本該在房間裡蹣跚學步，咯咯笑著咿呀學語，弄倒椅子妨礙別人走路。然而，她的童年卻在發燒、咽痛、流感似的疼痛和哭聲中度過。當皮疹出現時，她患上的是什麼病也就很明顯了。病痛的折磨一直持續到5月28日，她終於得到了解脫，並在第二天迅速下葬。就在露絲和喬治照顧么女時，威廉也患上了皮疹和高熱，並在五天後的6月2日去世，死時才五個月大。在帶走兩個最小的孩子後，過了七天，猩紅熱又帶走了一個孩子：五歲的伊萊。
當剛滿12歲的長子喬治·托馬斯開始生病時，無法想象喬治和露絲心裡是何感想。和其他人一樣，喬治高燒了兩週，皮疹遍佈全身。在弟弟伊萊下葬期間，他正臥床不起，病情不斷惡化。由於軍團所屬的醫生不向軍人家屬提供服務，史密斯夫婦不得不從外面請了一位醫生，高昂的診費讓夫婦倆捉襟見肘。喬治·托馬斯經診斷患有斑疹傷寒。他與病魔搏鬥了三個星期，於6月15日去世。
在僅僅三週的時間裡，死神就帶走了史密斯夫婦六個孩子中的四個。如此慘重的悲劇對於現代西方人來說幾乎是駭人聽聞的，尤其是想到倘若生活在一個有抗生素的時代，這些孩子的生命可能會得到挽救。然而，喬治和露絲當時在這樣的不治之症面前無能為力。孩子的死亡只是生活中不幸但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不過這些經歷帶來的痛苦並不會因此減輕半分，不論是對父母，還是對倖存的安妮和艾米莉來說。事情過去很久後，這段不幸仍持續地在那些過來人的生活裡投下深深的陰影。
露絲和喬治是怎樣振作起來繼續前行的，我們不得而知。兩年後，即1856年，他們的女兒喬治娜在溫莎出生。隨後在1858年，他們又生了一個孩子，也叫米麗安——米麗安·露絲。在這期間，安妮長成了一個十幾歲的少女，有著一頭深棕色的波浪秀髮和一雙銳利的藍眼睛。當母親的臂彎再次被新生兒填滿，此時的安妮已經臨近15歲生日。傳統上認為，女孩到了這個年紀就不用再上學，可以出去全職做工給家裡掙錢了。對許多少女來說，這意味著去別人家裡做幫傭。年輕女子像這樣承擔起供養弟妹的重任，在許多情況下相當於一種成年禮，而這往往要以離家為代價。儘管離開父母看管的目光會帶來潛在的道德危險，但家政工作仍比工廠工作更受青睞，因為年輕女性在廠裡學到的技能在她未來的婚後生活裡都派不上用場。因此，在1851—1891年期間，將近43%的15—20歲女性進入了服務業。由於露絲有艾米莉在家幫忙照顧年幼的孩子，安妮作為長女，出去做住家傭人替家裡掙錢也就順理成章了。
不管這是不是她的第一份工作，總之1861年的時候，安妮·史密斯在威廉·亨利·盧爾的家裡做女傭，盧爾是一位成功的建築師，住在威斯敏斯特杜克街的2號和3號，許多設計師和工程師都住在這一帶。數門之隔，在17到18號，住著偉大的鐵路、橋樑、隧道設計者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魯內爾及其家人。作為杜克街的老街坊，乾的又是同一行，盧爾家和布魯內爾一家多半有所往來。安妮，連同她的女僕同伴埃莉諾·布朗，以及盧爾家的管家瑪麗·福特，即便沒有機會在主人家的客廳裡服侍布魯內爾一家，也至少會眼熟。
1861年，有三個傭人負責照顧67歲的威廉·盧爾和他的光棍哥哥愛德華（一名退休的股票經紀人），安妮是其中最年輕的一個。雖然這三個傭人都從早上五六點就開始幹活兒，有時甚至工作到凌晨，但安妮身上的家務活兒是最重的。小家庭的傭人什麼事都要幹，從每天三次清洗餐具，到把煤桶拖上樓、鋪床和給壁爐生火，有時她們也被稱作「萬金油女僕」。在盧爾家，管家福特夫人可能還兼任了廚師，這時安妮就需要從旁協助，不僅做飯時要打下手，還要服侍主人用餐。即便家中只有兩位老先生，安妮要乾的活兒也有一大堆，很少得空。她要麼在打掃灰塵、清理壁爐，要麼就在擦地板、撣地毯、準備洗澡水、擦亮靴子或是縫補衣服。倫敦有大量的商業洗衣店，如果盧爾先生沒有選擇把髒床單送去店裡洗，那麼洗滌、漂洗、擰乾和熨燙床單的繁重工作也會落到安妮身上。女傭雖然從早忙到晚，拿到的報酬卻低得很。根據比頓夫人在當年出版的《家政寶典》中的建議，安妮作為一個「萬金油女傭」，年薪應該在9到14英鎊之間，如果威廉·盧爾為她提供津貼，讓她自己購買茶葉、砂糖、便宜啤酒等日用物資，那麼這個數字將降至7英鎊6先令至11英鎊之間。僱主相信這個最低數額是合理的，因為他們要給這個年輕女子管吃管住。在盧爾家，空間似乎很充裕，安妮和福特夫人在杜克街2號的建築師辦公室樓上有自己的房間，埃莉諾則睡在3號的閣樓上。在此之前，安妮都和一家人擠在兩三個房間裡，在威廉·盧爾家的傭人房裡她第一次能夠獨處，這種感覺對她來說一定顯得稀奇又美妙。
成為住家傭人後，安妮就很難見到自己的家人了。女傭的放假時間由主人酌情決定，大多數傭人每月放假不會超過一天，甚至只有半天。週日去教堂一小時左右也是允許的。但是，在這些限制下，安妮想要往返溫莎就很困難了，1861年以前史密斯一家都住在那裡。
大約21年裡，史密斯一家都跟隨部隊東奔西走。對於露絲和喬治來說，軍團以及組成軍團的家庭和軍官，構成了他們生活的決定性框架。這個獨特而封閉的群體在軍營之間來回遷徙，他們同住同吃、親如一家，孩子們一起讀書、長大，就像表兄弟一樣。他們失意時相互安慰，困難時彼此幫襯，史密斯家的每一個人都深深感念自己是軍團的一分子，永誌不忘。這對喬治來說尤其如此，即將滿43歲的他，不得不開始考慮退役和離開軍營後的生活。喬治早已把近衛騎兵團第2軍團的騎兵視為家人，和妻小一樣重要。軍團與家庭是如此密不可分，以至於他給小兒子取名時化入了長官的名字。1861年2月25日，方登·漢密爾頓·史密斯在離拉斐爾街不遠的中街北6號出生了，1854年的時候，喬治和露絲正是在拉斐爾街失去了三個男孩。也是在那年，喬治迎來了幾名新上尉，其中之一是約翰·格蘭卡恩·卡特·漢密爾頓（後成為初代達爾澤爾的漢密爾頓男爵），這或許給痛失愛子的他帶來了一些安慰。無論漢密爾頓提供了什麼幫助，是經濟上的、情感上的還是精神上的，喬治從未忘記他的恩情。他同樣無法忘記的還有另一位指揮官方登·霍格·艾倫上尉，兩人之間曾結下深厚情誼。後者於1857年11月去世，這一定讓喬治悲痛不已。方登的出生在喬治眼裡，似乎預示著他的軍旅生涯即將結束，並讓他萌生出了紀念那些對他有恩之人的念頭。
作為團裡的忠誠士兵，獲有四枚象徵素行良好的軍章，喬治被認為是擔任其指揮官貼身男僕的合適人選。根據軍隊規定，尚無文職人員照顧的騎兵軍官被允許從團裡挑選一名「勤務兵」來打理其裝備和制服，同時這名「勤務兵」還要照管軍官的儀容，並處理其日常生活中的瑣事。正如比頓夫人所述，男僕的作用是服務主人，「為他們更衣，在旅途中伴其左右」，以及「在他們最不設防的時刻，充當他們的心腹和幫手」；更具體地說，這意味著要「刷洗主人的衣物，清潔他的馬靴、射擊靴、行軍靴和正裝靴；為主人打洗澡水，準備好要穿的衣物，服侍主人更衣，在旅途中為主人收拾和取出行裝……」。雖然比頓夫人指出許多紳士喜歡自己刮鬍子，但男僕也要記得這項工作是自己的分內事，並定期為主人修剪鬍鬚。
如果將僕人分為三六九等，那麼紳士的貼身男僕是最受主人信賴和尊重的。沒有其他僕人有權如此深入地瞭解他們的主人，從身體的弱點到秘密和想法。想要被選中擔任這樣的職位，喬治必須證明自己擁有「禮貌的舉止、謙遜的風度和恭順的姿態」，此外還要有「好眼力、好脾氣、一些自我犧牲精神和對他人的體恤」。1856年，羅傑·威廉·亨利·帕爾默，這位克里米亞戰爭的英雄在參加完「輕騎兵的衝鋒」後回到英國，並從第11輕騎兵團調至近衛騎兵團第2軍團。當要從新軍團中挑選一名男僕時，帕爾默發現這名叫史密斯的騎兵擁有做一名「紳士手下的紳士」所必需的品質。
帕爾默不僅是人人稱頌的戰鬥英雄，最終還繼承了其家族的愛爾蘭男爵爵位，喬治攀上他好處很多。當上男僕讓喬治不用參加檢閱，也免去了許多營裡的義務，包括大家都不喜歡的站崗工作。他可以在軍官食堂吃飯，伙食比普通士兵好，有時還能喝上葡萄酒。漸漸地，喬治的職務將使他完全遠離軍隊生活，進入到鄉村別墅、射擊聚會和政府的專屬領域，尤其是在帕爾默當選為國會議員之後。由於帕爾默軍官大部分時間都往返於他在梅奧郡的幾處家族莊園，因此喬治有機會飽覽愛爾蘭的風光，見識到那兒的城堡和莊園富麗堂皇的內部環境。隨後，在1862年，喬治·史密斯，一個林肯郡鞋匠的兒子，將前往巴黎。
前一年，喬治開始擔任團裡另一名軍官托馬斯·內勒·雷蘭德上尉的男僕。雷蘭德非常看重他的「勤務兵」，以至於當他選擇結婚並調去登比郡義勇騎兵團時，他要求喬治離開近衛騎兵團第2軍團，陪他一起走。面對這個邀請，喬治本應該三思而後行，但常識告訴他，他應該抓住機會。雷蘭德為他提供了一個帶薪職位，這將使喬治與管家、廚師一起成為雷蘭德家中級別最高的僕人。除了每天1先令1.5便士的軍人退役津貼外，他每年還能有25—50英鎊的收入。作為一個工人階級出身的中年男人，喬治很難為他的家庭做出比這更大的貢獻了。
1862年3月19日，離他43歲生日不到一個月的時候，喬治·史密斯騎兵變成了史密斯先生。他告別了戰友、軍營和培養他的軍團，啟程陪同托馬斯·內勒·雷蘭德前往巴黎，後者打算在當地的英國大使館和未婚妻瑪麗·安·斯卡里斯布里克結婚，然後開始他們在法國的蜜月之旅。
大約從1861年底開始，露絲和喬治似乎決定讓一家人更長久地在騎士橋安頓下來，靠近雷蘭德那宮殿一般、充滿藝術氣息的豪宅：海德公園別墅。這一帶是露絲最熟悉的，位置便利，靠近軍營，而且離喬治的哥哥托馬斯很近，後者也已經從軍團退役，重操家族舊業做起了鞋匠。與安妮一樣，喬治做男僕後很少能見到家人。同妻小疏遠，身邊也不再有近衛騎兵團第2軍團中的兄弟們，孤獨逐漸包圍了喬治。一個男僕在不服侍主人時，會有自己的時間——讀書、思考；沒有了家庭或軍團來分散注意力，許多喬治過去不願意深思的問題會進入他的腦海。毫無疑問，他四個孩子的死就是其中之一。
1863年6月13日，登比郡義勇騎兵團賽馬大會在雷克瑟姆舉行，雷蘭德上尉應邀出任幹事。這將是一場愉快的大型社交聚會，其中還設有一場隆重的晚宴，招待軍官及其女伴們。前一天晚上，軍團成員和賓客抵達鎮上，下榻住所。雷蘭德住軍官宿舍，而喬治在一家叫「象堡」的酒館與主人的另一名手下睡一間房。當晚熄燈時，喬治看上去和平時沒什麼兩樣，「挺快活的」。第二天早上7點到8點間，傭人來喊喬治，提醒他別睡過頭了。「沒事，我醒著。」他回答說，人卻沒有要下床的樣子。不到一個小時後，因為喬治遲遲不出現，房東太太便上樓去叫他，卻驚恐地發現雷蘭德的男僕「喉嚨被割開，模樣慘不忍睹，一把剃刀掉在他身旁，上面沾滿了血」。當人們發現躺在地板上的喬治時，他已經死了，「身上僅著襯衫和內褲」。
這一天，本該是運動消遣的一天，轉瞬之間，卻成了令人震驚和沮喪的一天。得知這個可怕的訊息後，托馬斯·內勒·雷蘭德趕到現場，眼前的景象「讓他深受刺激」。然而，為了比賽能夠照常舉行，驗屍官在當天下午集合，並作出了「受一時的精神錯亂影響，用剃刀割喉自殺」的裁定。還有人說喬治經常喝酒，自從離開軍隊後，他酗酒的問題就相當嚴重。
儘管突發了這樣的悲劇，雷蘭德那天下午仍然出現在了賽馬場上，觀看他的馬奔跑，不過很難想象他從中會得到多少樂趣。
後來他支付了喬治的葬禮費用。
***
關於露絲和女兒們得知訊息時的情形，沒有留下任何記錄。年僅兩歲的方登，再也沒有機會認識他的父親了。喬治本可領取的退役津貼將隨著他的去世而終止發放；在19世紀中期，法律不允許遺孀代表其亡夫領取退役津貼。一夜之間，這個家庭將失去收入，只剩下安妮寄回家的錢，如果妹妹艾米莉出去打工的話，也就再多一份。
在此種情形下，露絲和年幼的孩子本來很可能會淪落到進濟貧院，奇怪的是，這樣的悲劇並沒有發生。到了第二年，露絲搬回了1851年時一家人住過的地方：蒙彼利埃廣場29號，此處位於受人尊敬的、小中產居住的騎士橋社群，露絲一家對這裡很有歸屬感。這棟房子有三層樓，還包括一間用作廚房和食品儲藏室的地下室，一樓的會客廳彰顯著中產階級的自負，無疑是露絲一家住過的最舒適的居所。像這樣的房子，如果不是有人資助，露絲斷然是租不起的。喬治死後，雷蘭德多半把他欠貼身男僕的季度工資支付給了身為妻子的露絲，而且，慘禍當前，即便東家給遺孀捐上一筆錢也不是什麼稀罕事。露絲將收到的錢進行了明智的投資，並效仿她的許多鄰居，租下一棟大小合適的房子，再把房間出租給租客。樓下有一間完整的廚房和洗滌室，這也讓她能靠洗衣服來賺些外快。
由於租金低廉且毗鄰騎士橋的豪宅，蒙彼利埃廣場及其周圍的街道成了傭人們的天堂。在19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該地區的人口普查報告中滿是女傭、管家、貼身男僕和隨從。此外，這條街道附近有不少馬廄，這意味著光是在蒙彼利埃廣場就有十多戶人家住著馬車伕和馬倌。其中就有一個名叫約翰·查普曼的年輕人。
一天，這個男人出現在了蒙彼利埃廣場29號門口並詢問租房的事，關於他，人們知道的資訊很少。雖然他和露絲同姓，但兩家之間沒有明顯的聯絡，不過這種共同點肯定讓房東太太從一開始就對他心生好感。約翰出生於1844年，來自薩福克郡紐馬克特的一個「養馬人」家庭。當地以賽馬和養馬聞名，這讓查普曼在耳濡目染中學會了如何照料這些動物。他和他的四個兄弟從馬廄小工和馬倌起步，刷馬、餵馬和馴馬，最終通過努力當上了馬車伕。19世紀60年代後半期，約翰把工作地轉移到了倫敦，可能是有某戶人家僱用了他。
可以想象，安妮在她少有的休假日里，在自家廚房遇見了母親的房客。又或者，約翰走進這家人生活的時候，安妮還住在家裡。不管是哪種情況，總之兩人之間萌生了一些感情，雖然很難說這究竟是不是愛情。對於一個大好年紀都在做幫傭的女性來說，27歲還沒結婚倒也不稀奇，不過要是拒絕了這次機會，她也許就要做一輩子世人眼中可憐的老處女了。除開尚是孩子的方登，史密斯一家現在全是娘子軍，領頭的是個寡婦。如果能迎進一個有穩定收入的男人擔任一家之主，那就再好不過了。這將是安妮的重大時刻。她得到了一個機會，讓自己的人生獲得成功，完成社會對她的所有期待：不僅僅做家中的幫手，而且建立屬於自己的家庭，成為女主人，最重要的是，成為妻子和母親。
6查普曼太太
像許多維多利亞時代的新婚夫婦一樣，約翰·查普曼夫婦預約了去照相館照相。為此，他們穿上了自己最體面的衣服。夫婦倆到達布朗普頓路的照相館後，約翰摘下帽子，兩人被領到照相館的一角，角落裡展開著一幅作為背景的畫，旁邊擺有幾件傢俱。選中這個場景的不是新人就是攝影師：畫上是宜人的戶外景色，一級級花園臺階通向遠處的教堂。畫布兩側垂落著帷幔，目的是讓拍照的人看起來像在一扇大的景觀窗前留影。安妮被安排在畫面中央，坐在椅子上，約翰則按照指示站在她身邊，隨意地靠在一個木頭和石膏材質的臺座上。由於這是一張紀念新婚的照片，攝影師將一本《聖經》放在了安妮的腿上。作為一名妻子和未來的母親，婚姻中所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價值都將由安妮來替全家人捍衛：忠貞、能生養、心地善良、低眉順眼、俯首帖耳，並且身心純潔。
當攝影師取下相機的鏡頭蓋，將底片暴露在光線下時，他捕捉到了安妮和約翰在1869年5月時的模樣。查普曼太太很熟悉她在騎士橋的人行道和海德公園的林蔭路上看到的那些流行時裝。她背靠椅背坐著，裙子底下束身衣的形狀依稀可見。她的禮服是格子圖案，胸前有一排黑色的小紐扣，袖口和肩膀處有深色滾邊，禮服下面是底部略收的鐘形硬質裙撐，非常符合1868年至1869年的時尚。雖然查普曼夫婦並不富裕，但安妮的打扮不缺飾品。除了結婚戒指，她的耳朵上還掛著圓圈形的小金耳環，領口處別有一枚大而華麗的胸針，與此同時她的腰上繫著一條暗色腰帶，上頭有一個顯眼的鍍金扣。約翰也是如此，他身穿長袍外套，雙腿交叉著，一邊胳膊輕鬆地靠在傢俱上，露出懷錶上的金鍊和墜飾——懷錶乃馬車伕的必備之物。儘管按照那個時代的標準，安妮和約翰都不能算是傳統意義上的俊男美女，但他們都透著一種自信的氣質。安妮的深色頭髮用流行的樣式編成髮辮，攏在額頭兩旁，寬闊的額頭下方，一雙藍色的大眼睛緊緊地盯著鏡頭。約翰驕傲的神情與安妮相配，嘴角下撇，很有維多利亞時代的風格。
在19世紀中期，用銀版照相法記錄自己的形象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權利，因此查普曼夫婦可以選擇以廉價、簡單的方式紀念他們的新婚。只要花5先令，就能訂製一套三張的肖像名片，即貼在卡片上的6.5釐米×7.5釐米的小照片。小影樓迎合經濟條件較好的工人階層，為顧客拍攝沒有傢俱和背景的樸素照片，但約翰和安妮渴望擁有一張更能表達他們對未來美好生活憧憬的照片，而且他們願意為此掏錢。兩人選拍的是櫥櫃照片，尺寸更大，適合裝裱，可以擺在中產家庭客廳的壁爐架或邊桌上。
這對新人於當年5月1日在騎士橋恩尼斯莫爾花園的諸聖堂舉行了婚禮，從安妮還是小女孩時起，全家人就在這裡做禮拜了。新人和婚禮隊伍很可能是從蒙彼利埃廣場走過來的，安妮懷著自豪的心情，在大喜之日穿過鄰近的街巷，風光了一把。艾米莉作為安妮的證婚人簽了字，約翰則由他的同事，一個叫喬治·懷特的馬車伕陪同出席，據說這對新婚夫婦結婚後不久就和懷特合住在了一起，地址在布魯克斯馬房北街1號。
安妮，作為貼身男僕的女兒，嫁給紳士手下的馬車伕可謂好事一樁。約翰·查普曼不是出租馬車車伕，那種車伕會拿著一杯白蘭地在酒館裡轉悠，髒話連篇，晚上經常就睡在馬車後座；他也不是麻煩的公共馬車車伕，拉著一車普通工人從東到西、從北到南地跑。私人馬車伕受僱於富裕家庭，作為首席或第二車伕為主人駕車。首席馬車伕負責駕駛較大型的上等馬車，比如需要兩匹馬拉的四輪大馬車，單匹馬拉動的車則歸第二馬車伕駕駛。與安妮父親擔任的職位一樣，安妮丈夫的車伕身份使他在僕人中的地位僅次於最高的那一級。不同於其他大多數圍著家中打轉的家僕，馬車伕擁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如果車伕已婚，那麼他和家人一般會住在馬廄旁或馬廄樓上的馬房裡，方便監督馬倌幹活兒，以及保養主人的車馬。儘管他也可能會選擇在管家房裡與上層僕人一起用餐，但更多情況下，他會和妻子一起在自己家裡吃飯。在倫敦，一些豪宅配有自己的馬房和馬廄，馬車伕可以免租金居住，又或者主人會付給馬車伕一筆補貼，讓他自己找地方住，只要在附近就行。
在19世紀60年代，根據東家社會地位的不同，約翰的年收入預計在35—80英鎊之間。這還沒算上小費，算上後他的收入就更高了。主人通常還會為馬車伕提供至少一到兩套幹粗活兒時穿的馬廄服，以及一套號衣（或制服），其中要包括兩雙靴子和兩頂帽子——因為眾所周知，惡劣天氣下靴子和帽子很容易被風捲跑。這些好處能讓約翰一家過得還不錯，夫婦倆存得下錢，兩人的心氣或許也跟著高了起來。
在社會上，和貼身男僕的家庭相仿，倫敦的私人馬車伕及其家人雖屬工人階級，卻身處尷尬的真空地帶。馬車伕被描述為僕人隊伍中「最重要且最愜意的一個……主持著一個屬於自己的小小機構；馬匹、馬車和馬廄都由‘幫手’照料」，而他「端坐高位，目視前方，表情冷漠肅穆」。私人馬車伕的優越地位往往會讓他的家人，特別是他的妻子，產生高人一等的錯覺。梅休評註道，大多數馬車伕都會吹噓說，做馬車伕的老婆意味著不必工作，因為他們「完全能讓（他們的）妻子不必屈尊去做活兒」。有些家庭足夠富裕，可以僱用屬於自己的女僕，甚至能送女兒去寄宿學校唸書。然而，這些中產階級生活的表象與他們住在狹窄馬房中的現實格格不入，馬房中掛滿了晾衣繩，散發著馬廄的氣味。儘管如此，他們寒酸的小家仍坐落在該國最尊貴的地區之一，家中通常有三四個房間，其中一個被設計成體面的客廳。
約翰和安妮尤其符合這種情況。在他們結婚後的頭八年裡，約翰服務過住在昂斯洛廣場的一戶人家、一個住在聖詹姆斯傑明街附近的僱主，還「為龐德街的一位貴族工作過」。他們的小房子位處帝國倫敦的陰影下，不遠處就是蓓爾美爾的紳士俱樂部和白金漢宮的大門。安妮每天散步都會經過皮卡迪利和龐德街上亮著煤氣燈、閃閃發光的商店櫥窗，穿過伯林頓拱廊街，那裡展示著五顏六色最時興的帽子、鞋子、手杖、玻璃製品、珠寶、蕾絲、手錶、雪茄、鮮花和葡萄酒。繁忙的大街上，政客和交際花坐著車飛馳而過，前往威斯敏斯特或新建的標準餐廳喝下午茶。面對這些消遣，安妮很可能不只是個旁觀者，還參與了幾分。約翰的工資夠她進行一些消費：一副手套、一頂漂亮的軟帽、一本哈查茲書店的書、進埃及廳或伯林頓府皇家藝術研究院一窺珍奇藏品。
雖然生活在倫敦對私人馬車伕來說益處良多，但約翰的工作可能像潮水一樣來來去去。一些僱主會在客居首都的時候僱用員工，但他們往往只在倫敦待幾年或一兩個季度。理想的情況是找一個更長期的工作，東家擁有土地，主要住所不在倫敦。鑑於降臨在史密斯夫婦身上的一連串悲劇，安妮和約翰之所以留在倫敦，很可能是因為安妮不願與親人分開。由於約翰是家中唯一的成年男子，他或許也揹負著壓力，要照看好露絲、艾米莉、喬治娜、米麗安和小方登的生活，方登最近剛在威斯敏斯特的灰衣學校爭取到一個寄宿生名額。即便在婚後，夫婦倆也經常回家探望，並在蒙彼利埃廣場29號小住幾天。1870年，安妮要生第一胎了，她沒有把露絲叫到自己家幫忙，而是回到孃家這個避風港，等待第一輪陣痛的到來。6月25日，她生下一個女孩，她給女兒取名為艾米莉·露絲，紀念與她血肉相連的兩個女人。到1873年，這個孩子又添了一個小妹妹，安妮·喬治娜。
正如安妮在結婚時做過的那樣，她後來也堅持要給女兒們照相。1878年年末，安妮替八歲的艾米莉·露絲穿上她最好的衣服：一條格子呢的連衣裙，領口處裝飾著一個大蝴蝶結，胸前有一排紐扣。她為她穿上條紋長襪和靴子，並在她齊肩棕發的頭頂處繫了一條緞帶，最後作為點綴，在她脖子上掛上了一串女孩氣的誇張珠鏈。接著母親便把她領到了布朗普頓路的伍德公司工作室。攝影師作為哄孩子的專家，能叫最不聽話的孩子也乖乖就位，他讓膚色蒼白、看上去弱不禁風的艾米莉把胳膊肘靠在一張寫字檯上，彷彿是在教室裡擺姿勢一樣。三年後，同樣的流程再次在安妮·喬治娜身上上演。某次帶孩子去看望外婆時，安妮給小女兒穿戴上了姐姐以前的裙子和珠鏈，沿著布朗普頓路來到薩奇兄弟的工作室。她給攝影師看了艾米莉·露絲的照片，指示攝影師讓稍健壯一些的安妮·喬治娜擺出一模一樣的姿勢，只有背景不同。當兩個女兒的相片並排放在一個相框中時，在同樣年紀拍下照片、穿著同樣衣服的姐妹倆，彷彿在凝視著彼此。
拍下最初那張照片的時間點很重要，因為查普曼夫婦的生活就是在那個當口起了變化。艾米莉·露絲的照片很可能其中一張是印來留給她的外婆做紀念的，因為到了1879年初，約翰已經接受了一份新工作，擔任弗朗西斯·特雷斯·巴里的馬車伕。巴里是位相當富有的紳士，在伯克郡擁有一處農莊，如此大好機會對查普曼夫婦來說是千載難逢的。
像許多19世紀的工業家一樣，弗朗西斯·特雷斯·巴里來自一個相對普通的中上階層家庭。他出生於1825年，16歲時完成學業，隨後便一頭扎進商海。他先是在西班牙北部確立了自己作為商人的地位，接著開始探索葡萄牙銅礦中的潛在商機。他靠銅礦發了財，最終創辦了一家成功的礦業公司——梅森＆巴里公司。很快，讓他的社會地位得以躍升的榮譽和職務紛紛找上門來。1872年，他被任命為駐厄瓜多共和國的總領事，1876年，他被授予葡萄牙巴里男爵的稱號。不過，想要在英國獲得類似認可的話，那就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策略了。直到1890年，他才被選為溫莎地區的國會議員，九年後維多利亞女王授予了他準男爵爵位。
巴里是個精明的企業家，他在1872年買下了聖倫納德山莊，這顯然是為了將自己和家人置於女王的眼皮底下。這處25公頃的地產位於溫莎附近的克萊沃村，據說「站在東邊的草坪上可以看到城堡最恢弘的景緻」。此外，山莊還以附帶超過「90公頃的古老公園和森林」著稱，那裡是「巨大的橡樹、高聳的山毛櫸、榆樹、冷杉和紅杉」的家園。不僅如此，山莊本身的來頭也不小。莊園於18世紀為瓦德格雷夫伯爵夫人瑪麗亞建造，後來被哈考特伯爵買下，數代相傳。然而，當巴里收購它時，他打算用最摩登的風格打造一座優雅且令人肅然起敬的宅邸。實現巴里設想的任務交到了建築師查爾斯·亨利·豪威爾的手中，後者開始以時髦的法式城堡風格建造屬於實業家的宮殿。儘管豪威爾保留了一些原有的18世紀的房間，但他重建了房子的大部分，並增加了許多維多利亞時代後期才有的特色。當客人步入聖倫納德山莊那墨西哥縞瑪瑙飾邊的中央大廳時，迎接他們的是富麗堂皇的樓梯和描繪著希臘神話場景的壁畫。接待客人的房間都很氣派：一間餐廳、大大小小的休息室、一組桃花心木門，還有一間玻璃花房。樓上有六套臥房，由於日本裝飾正風靡一時，其中一套臥房在巴里的要求下，完全採用了日式風格進行裝修。在一樓，有檯球房、吸菸室和棋牌室以及圖書館，可供巴里盡情消遣。巴里希望聖倫納德山莊擁有最現代的便利設施，因此叫人安裝了早期的中央供暖系統，除此之外山莊還配備有傳統的壁爐、煤氣燈照明、熱水管道、廁所和兩部運輸物品用的液壓式升降梯。管理這樣一棟宅邸，必須有一套完整的員工班子，所以豪威爾開闢了一處足以容納30名僕人的員工宿舍。約翰·查普曼不僅要駕駛弗朗西斯·特雷斯·巴里的馬車，還要負責維護和監管馬廄區的運作。和東家的家宅一樣，馬廄區要操心的事也不在少數。馬廄的建造風格與大宅相似，可容納不下30匹馬和數駕馬車。上任後，約翰領導著兩名馬倌、四名馬伕和一名第二馬車伕。管理馬廄賬目，以及訂購飼料、所需物品和裝備的工作也由約翰負責。鑑於巴里是該地區最富有、最顯赫的地主之一，約翰的職責便是代表主人高坐在擦得一塵不染的馬車之上，臉颳得光光的，頭戴大禮帽，腳蹬一雙鋥亮的靴子。對於溫莎的大多數村民和居民來說，除了駛過的馬車，他們根本無從瞭解巴里，因此馬車伕必須確保主人給人留下的印象無可挑剔。
作為聖倫納德山莊的高階僕人，約翰和家人可以住進馬車伕專屬的房子裡，位置就在馬廄的院子對面。對於習慣了倫敦馬房生活的安妮來說，這是個重大的進步。馬車伕小屋比馬房大多了，包括一間會客室或正式的客廳、一間起居室（一家人在這裡用餐並度過大部分時間）、廚房、洗碗間、洗衣房、食品儲藏室和三間臥室。裝在精緻相框裡的家庭照片，如今有了一個合適的房間來展示。
如果安妮的抱負是正式跨入中產階級，那麼來到聖倫納德山莊就讓實現這個夢想指日可待了。住進了大房子裡，收入也豐厚起來，查普曼太太便會僱一名打雜女工或日間女僕來協助她做一些比較費力的家務事。等一家人適應了新的生活，查普曼夫婦就盤算著把九歲的艾米莉·露絲送到溫莎「一所非常有名望的」年輕女子學校裡去。不上學的時候，安妮和孩子們可以進入弗朗西斯·特雷斯·巴里名下的公園和森林，在那裡散步和嬉戲，如果馬車伕的妻子想去溫莎的商店逛逛，她可以差一輛莊園的「飛行」馬車送她進城。
社會地位成功地攀升了一級，這令安妮倍感自豪——有時甚至有點自鳴得意。1881年春天，約翰留在聖倫納德山莊，而安妮帶著孩子們回蒙彼利埃廣場29號探親。在孃家小住期間，安妮恰好碰上了當年的人口普查。當普查員問起約翰的「身份、專業或職業」時，約翰會毫不猶豫地稱自己是「馬車伕、家僕」。而安妮在面對同樣的問題時，自稱是「一名育種馬伕的妻子」。雖然約翰的職責完全有可能擴充套件到了為巴里購買和飼養賽馬，但安妮對自己的定位表明她很想出人頭地。很少有僕人的職位能像育種馬伕那樣受到鄉紳們的尊重。作為替主人管理賽馬的人，育種馬伕對馬的瞭解和他培育冠軍馬的能力使他宛如某種先知。主人會認真聽取育種馬伕的意見，以禮相待，在這一前提下，階層的界線也許會被稍微打破。育種馬伕有別於在馬廄工作的其他人，他可能會受邀與其他熱衷運動的紳士一起飲酒作樂，參加賽馬會，並和主人同席用餐。這樣一來，約翰的地位就會遠遠超過一名馬車伕；他將成為上流社會的心腹知己。
一個人越是接近高於他的社會階層，他就越有機會躋身其中，弗朗西斯·特雷斯·巴里同樣明白這個道理。自1878年聖倫納德山莊建成以來，巴里就一直在按照計劃努力，通過一次次的晚宴和聚會宣告自己搬到此地。他獲得了和克萊沃的老牌地主們——丹尼爾·古奇爵士、西奧多·亨利·布林克曼爵士和埃德蒙·本森·福斯特——同等的地位，但最終，讓巴里贏得威爾士親王愛德華和雅麗珊郡主友誼的，不是他的歡宴款待，而是聖倫納德山莊的地理位置，山莊距離雅士谷賽馬場僅六公里。
1881年6月15日，巴里慷慨地借出了自己的房子，用於舉辦雅士谷賽馬周的王室宴會。聖倫納德山莊所接待的賓客中有劍橋公爵、斯賓塞伯爵及伯爵夫人、朗斯代爾伯爵夫人、法夫伯爵、克朗梅爾伯爵、可敬的h.卡爾·格林海軍少將和他的妻子，以及威爾士親王的一些富豪朋友，他們喜歡賽馬，也喜歡親王及時行樂的生活方式。按照計劃，眾人將於週二和週四去觀看兩場準國家級賽馬比賽，然後參加一系列的私人娛樂活動，包括在附近的弗吉尼亞水村舉行的野餐和泛舟派對，以及倒數第二晚在聖倫納德山莊為「部分鄰里」舉辦的小型舞會。這場為期一週的山莊宴會應該籌劃了好幾個月，當約翰忙於應付王室客人的車馬時，安妮或許就在遠處看著這副光景。
每次活動，王室一行都會乘坐五輛四輪敞篷馬車，由「溫莎王室馬廄派來的御用棗紅馬與灰馬」牽引著，從山莊出發前往雅士谷。在車前和兩旁身穿制服的騎手簇擁下，他們沿著車道前進，穿過溫莎森林，所有莊園的人都在圍觀這一盛況。下午他們返回時的景象也同樣激動人心：女士們戴著軟帽和麵紗，上面裝飾有褶邊、羽毛和花朵，雅麗珊郡主頂著一頭無可挑剔的捲髮，威爾士親王頭戴帽子，蓄著倒三角形的絡腮鬍，體形臃腫，臉上意興闌珊。傍晚時分，人們可能會看到他們在弗朗西斯·巴里的院子裡散步，身後拖曳著聳起的裙襬和長長的影子。聖倫納德山莊為巴里助了一臂之力，讓他在親王的社交圈站穩了腳根。王室成員和他們的隨從以後還會來到此地，參加更多的晚宴和活動、射擊派對與賽馬會。狂歡的聲響、音樂和笑聲會從大宅飄進不遠處的馬車伕小屋裡：這是孩子們有自己臥室的小屋，這是有會客室的小屋，這是歲月靜好、本應讓人心滿意足的小屋。安妮的全部故事本應如此。故事的結尾本該是一家人在紳士的莊園裡過著安靜、舒適的中產生活，查普曼夫婦勤勤懇懇地攢錢供孩子讀書，等約翰退休後在溫莎買下一棟自己的小房子。他們的女兒們彼時可能已經長大成人並嫁給了當店主、職員，甚至律師的中產男士。他們的人生軌跡可能會通往一個大不一樣的結局，如果安妮·查普曼不是酒鬼的話。
7酒癮纏身
1889年，《蓓爾美爾報》上刊登了一則來信，寫信者是一名堅定的禁酒主義者和虔誠的基督徒。在整個19世紀，報紙經常會收到這樣的信件，信件來自禁酒運動的大量擁護者，他們力圖限制酒精的買賣。然而，這封信與其他信不同，沒有老生常談的譴責和對《聖經》的引用。信是騎士橋的一位女性教友寫的，署名是米麗安·史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