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導致伊麗莎白最終離開了這份在海德公園的工作，但是1888年死因研訊時出現過一種奇怪的推斷，暗示其背後可能是一樁醜聞，很像是她在哥德堡時陷入的那種。即便是從伊麗莎白躺在停屍房裡的遺容來看，人們也不難相信，她曾經擁有過一副姣好的容顏。高階督察沃爾特·迪尤傷感地評論說，儘管她經歷了種種磨難，但「她的臉上仍留有美麗的痕跡」。像她這樣一個年輕女子，身處倫敦，操一口稀奇的異國口音，有著高高的額頭和一頭深色的捲髮，一定會引來許多愛慕的目光。這些人裡有一名是警察，在她在海德公園工作的那段時期裡追求過她，不過由於她工作時間很長，這段關係沒能夠開花結果。不過，似乎還有一個更加近水樓臺的人也看上了她。
21多年後，在伊麗莎白的死因研訊中，一名叫邁克爾·基德尼的證人被問及和伊麗莎白之間戀愛關係的細節，他暗示說那是一段動盪的關係。他聲稱，儘管伊麗莎白曾經多次離開他，但他待伊麗莎白就像待妻子一樣。「你知道她還和誰在一起嗎？」驗屍官訊問道。
「她以前在海德公園附近的一名紳士家裡做女傭，我看到過那名紳士的兄弟的地址。」基德尼的回答乍一看似乎牛頭不對馬嘴。
「我沒在問你這個，」驗屍官說，「你認為她是跟其他人跑了嗎？」他進一步明確了問題，表示自己問的是基德尼與伊麗莎白交往時期的事，而不是在問女方在兩人認識之前的情史。
為什麼伊麗莎白保留的地址不是來自21多年前服侍過的僱主，而是來自僱主的兄弟，這引出了許多疑問。然而，鑑於基德尼是在被問到伊麗莎白的男女關係問題時，主動提供了這一資訊，其中的深意非同一般。至於這個地址是以什麼形式出現的也很神秘。由於伊麗莎白不會寫字，這些內容應該是由另一個人寫下並交給她的。也許這是男方親手寫的一封信，伊麗莎白悉心儲存了幾十年。顯然，伊麗莎白也曾向邁克爾·基德尼提到過男方，說起過兩人的往事。很難想象會有人用21年的漫長時光，來回憶一個僅僅是僱主兄弟的人。
或許正是這段私情，使得伊麗莎白最終離開了海德公園的居所。無論情況如何，她的僱主（或許是僱主的兄弟）為她出具了足夠好的推薦信，讓她可以在其他地方另謀高就。
1869年初，也可能是更早一點的時候，伊麗莎白在一名寡婦的手下幫傭，寡婦名叫伊麗莎白·邦德。據她兩名傭人說，邦德太太經營著一家雅緻的寄宿屋，向一些體面的房客出租傢俱房。寄宿屋的位置在高爾街67號，距離托特納姆宮路的傢俱倉庫和商店不遠。儘管家務活兒還是一樣的繁重，不過，作為一個在海德公園的紳士家庭中受到過良好訓練的瑞典女僕，伊麗莎白想必能把寄宿屋打理得井井有條。邦德太太和她的寡婦女兒艾米莉·威廉姆斯負責安排伊麗莎白每天的工作，伊麗莎白和其他傭人則提著一斗斗煤和一桶桶水，捧著搖搖欲墜的餐盤和成堆的待洗衣物，日夜不停地在三層樓梯上奔波。那些她擦洗過的爐柵和鋪過的床，其主人無疑都屬於中產階級。在不同時期裡，邦德太太的房客包括一名牛津大學基督聖體學院的講師兼研究員、一名賣「花哨禮品」的普魯士商人、一名前釀酒師及其妻女、一名律師，以及一名「自食其力」的寡婦。1868年至1869年期間，房客裡還有過一位叫查爾斯·路易斯·戈弗裡的德國音樂家和他的女兒，他們向邦德太太租了房間，自己居住的同時還用來教授唱歌和鋼琴課。伊麗莎白再一次發現身邊有了音樂家，她的生活和差事因為旋律的存在而變得輕鬆了一些，也許這樂聲還會讓她想起那些曾經救她於水火的人。
某日，伊麗莎白接到主人的吩咐，可能是出門採購食品或是去郵局跑腿，說不定她在當地咖啡廳停下來喝杯茶略作小憩的時候，有一個來自施爾尼斯的47歲木匠注意到了她。沒人知道約翰和伊麗莎白是如何相識，又是怎樣相知的，他們的邂逅有好幾種可能，也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又或者是在木隔間裡喝著加了糖的黑咖啡的時候。不管是哪種情況，總之到了1869年初，二人已經訂下了婚約。
約翰·斯特賴德長得怎樣是一個謎，他或許相貌堂堂，也可能長相一般但衣冠楚楚。頂著奔五的年紀，他的頭髮肯定已經開始花白。那麼，一個漂亮過人的25歲女傭，不久前才做過有錢僱主兄弟的情婦，究竟是圖什麼，才和一個年齡幾乎是她兩倍的普通傢俱工人走到了一起呢？伊麗莎白二十過半了，心知自己應該儘快嫁人，而單身多年的約翰想來積蓄不少，值得託付。也許，在經歷了過去的坎坷後，來自約翰的愛慕顯得很真誠。她經歷過男人對她的傷害，而約翰·斯特賴德看上去無疑是一個安全的選擇。
有趣的是，他們的婚禮地點既沒有選在衛理宗的小禮拜堂，也沒有選在路德宗的教堂，而是定在了伊麗莎白所屬教區的教堂——原野聖吉爾教堂，教堂那龍蝦尾巴似的尖頂刺破倫敦的煙塵直插雲霄。1869年3月7日，伊麗莎白站在祭壇前，身邊沒有半個親朋好友為她見證。當丹尼爾·弗萊耶特與他的常客兼好友一起，在結婚登記冊上籤上大名時，替伊麗莎白做見證人簽字的是教堂的司事。沒有什麼故人或往事可以打擾到她的婚禮。她甚至給父親編了一個假名字：「奧古斯塔斯·古斯塔夫森」。很多移民都會像她這樣做，希望避免一切往日的陰霾或舊夢落在這個新篇章上。對於她在哥德堡的悲慘生活和她身上依舊攜帶著的疾病，她的丈夫究竟瞭解幾分，人們就不得而知了。
步入婚姻的殿堂，標誌著斯特賴德夫婦兩人的人生都有了一個全新的起點。他們決定開一家店，並搬到了約十公里之外的倫敦東區一個叫波普勒的地方，夫婦倆的關係也因此變得更為穩固。這次搬家無疑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約翰·斯特賴德打算開一家咖啡廳，但萬一失敗了，還可以在碼頭做木工活兒。該地區欣欣向榮的碼頭僱用了兩百多名全職工人，在19世紀61年代還有一項連線北倫敦鐵路與港口的擴建工程正在進行。約翰的哥哥喬治是一名碼頭職員，在當地已經成家立業。附近有個親戚照應，這對想要快點生孩子的夫婦倆來說，同樣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到了1871年，過去住在萊姆豪斯的另一個兄弟查爾斯，也趕來投奔了喬治和約翰兩兄弟。
婚後幾個月內，斯特賴德夫婦在上北街開設了他們的新店，位置就在俗稱的波普勒新城的中心。泰晤士河岸以北，這些19世紀新近建成的街道縱橫交錯，小別墅、中產階級的排屋和工人家庭的住所混雜在一起。作家傑羅姆·k.傑羅姆說，他在19世紀61年代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住在那裡，這是一個充滿反差的地方，「城鎮和鄉村誰也不甘落下風」，周圍的沼澤地仍然分佈著零星的農場，成群的山羊和奶牛在農民的驅趕下穿過街道。在碼頭和濟貧院之間穿梭的「失業者隊伍」也屢見不鮮。
約翰曾在芒斯特街跟著丹尼爾·弗萊耶特學過經營咖啡廳的門道，上北街的社會構成包括雜貨店、藥房、裁縫屋和肉鋪，從理論上講與芒斯特街沒有什麼不同。相比碼頭上的工人，小店周邊那些教師、石匠、傭人、船工和幹體力活兒的人，才應該是斯特賴德夫婦的目標客群。咖啡廳開在衛理公會三一堂對面，這個位置也很有講究。租金和開店的初始投資大概是來自積蓄，伊麗莎白可能也出了一部分。約翰沒準兒利用他的木匠手藝裝修或改造了一下店面，一般來說，內裝會包括樸素的木隔間、上過清漆的隔板和有活動翻板的折面桌。由於伊麗莎白有做僕人的經驗，她會和約翰一起打理這家夫妻店。查爾斯·狄更斯曾描寫過那些工人階級咖啡廳裡隨處可見的「利索的女招待」，她們「說起話來言簡意賅」，但「每次重複那兩句‘咖啡點心’‘茶和雞蛋’時，語調總是變著花樣」。儘管咖啡店店主的工作時間很長，但夫婦倆能夠保持自己的節奏，而且生平第一次，伊麗莎白洗洗涮涮、做飯端菜不再是為了東家，而完全是為了自己和丈夫的利益。
要說斯特賴德夫婦面臨的困難，那可能就是和酒館的競爭了。雖說咖啡廳很受歡迎，但不是每個工人都願意放棄酒精和在當地酒吧裡呼朋喚友的快樂時光。儘管咖啡廳或許有其忠實的擁躉，但一家店的生意好壞還要看地段；附近酒吧太多、戒酒者太少的話，哪怕贏過了其他的咖啡廳也難免倒閉。到1871年，斯特賴德夫婦已經深刻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們不得已把店搬到了波普勒高街178號，希望在那兒的人氣會更旺些。首次創業失敗讓夫婦倆付出了代價。為了彌補經濟上的虧損，約翰似乎又幹回了老本行，至少是兩頭兼顧，因為他在那年人口普查中登記的職業不是咖啡廳老闆，而是木匠。不過，斯特賴德夫婦並不打算認輸，他們的店也確實又支撐了一段時間。
婚後的四年中，夫婦兩人沒有孩子。就算伊麗莎白懷過孕，小孩也沒能生下來，這很可能是她的病情所致。雖然她身上的梅毒處在潛伏期，不會傳染給約翰，但流產和死胎的風險相當高。為了隱瞞過去的經歷，伊麗莎白也許恥於向約翰坦白這一秘密。兩口子裡如果有人得了梅毒，在當時會被認為是醜事和悲劇，但人們只會怪罪於丈夫，認為是他們嫖娼和包養情婦的錯。醫學文章談到梅毒時也通常採取這一看法，同時還聲稱問題的根源在於賣淫女的自私下流，以此來為男人的行為開脫部分責任。人們根本想象不到，男人有可能娶一個有性經驗的女人，而這個女人還感染過這種疾病。在那個時代，成為母親被視為女人的使命和價值所繫，當不上母親一定讓伊麗莎白感到痛苦萬分，尤其是社會和教會還將這怪罪於她。伊麗莎白從小受到的教育讓她相信，這是對她有罪生活的懲罰。約翰和他虔誠的衛理宗家人如何看待伊麗莎白遲遲不孕，我們不得而知。雖然約翰在和伊麗莎白結婚的頭幾年裡，與兄弟查爾斯一家保持著聯絡，但在1872年之後，兩家人似乎開始疏遠了。斯特賴德家族彷彿本就四分五裂，隨著德高望重的大家長撒手人寰，兄弟間的裂痕暴露無遺。
19世紀71年代初，威廉·斯特賴德即將迎來他的九十歲大壽。頑固而執著的他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都沒有錯過一次施爾尼斯碼頭委員會的會議。然而，到了1873年夏末，他的身體已經不太行了。9月6日，他在他和兒子丹尼爾共同居住的家中去世，女兒薩拉·安陪在一旁。對於這麼一個曾為施爾尼斯的發展立下汗馬功勞的人，當地報紙上刊登的訃告卻是那樣惜字如金。訃告僅僅把他描述為一個「受到全鎮尊敬的人」。訃告中既沒有記載他的豐功偉績，也沒有言及他的樂善好施，更令人吃驚的是，沒有提到他有一群深愛他、悼念他的家人。
除了丹尼爾之外，斯特賴德家的孩子中在成年後陪伴父親最久的就是約翰。如果有誰可以期待從威廉·斯特賴德的遺囑中得到什麼的話，那必須是這個二兒子。他直到41多歲才結婚，犧牲自己的收入和未來的經濟保障留在施爾尼斯，就是為了照顧家人。然而，在當月31日宣讀遺囑時，裡面的內容讓人跌破了眼鏡。
丹尼爾得到了豐厚的財產回報。他的父親給他留下了斯特賴德街的五棟房子和勝利街的兩棟房子，還包括一小塊額外的「菜地、一個馬廄、一個煤棚、一間作坊和一個花園」。他的女兒薩拉·安·斯努克住在離父親一步之遙的地方，也獲贈了斯特里德街的兩棟房子。約翰的闊綽弟弟愛德華留在施爾尼斯，經過培訓當上了外科醫師，成了家族中的紅人，他同樣被贈予了斯特賴德街上的一套房子。約翰什麼也沒拿到，甚至沒有得到一句提及或感謝。
威廉·斯特賴德玩了一個報復性的偏心遊戲，想借遺囑從墳墓裡昭告天下，子女裡誰討得了他的歡心，誰又讓他丟臉。約翰的長兄威廉·詹姆斯生來就是聾子，一生都在施爾尼斯當工人，日子過得捉襟見肘，他同樣被遺囑排除在外，所有拋下父親前往倫敦的兒子也是如此。
約翰和伊麗莎白在威廉·斯特賴德死後的幾個月內就被迫轉讓了咖啡廳，這絕不是一個巧合。在上北街開的第一家店倒閉後，他們很可能欠下了錢，而第二次生意失敗想必讓他們越發債務纏身。為了讓店活下去，約翰可能以未來的遺產做抵押借了錢。當父親的遺囑讓他希望落空時，他別無他法，只得永遠斷了創業的念想，並儘可能地保證兩人不要變得無家可歸。
12「高個兒莉茲」
傍晚8點將近。天空已經變暗，月亮從風平浪靜、波光粼粼的泰晤士河上升起。1878年9月3日的晚上，夏天漸入尾聲，「愛麗絲公主」號上坐滿了一日遊的旅客和從施爾尼斯度假回來的人，這八百多名乘客正在乘船返回倫敦。甲板上，船上的樂隊奏起歡快的波爾卡舞曲，情侶們、夫妻們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孩子們在溼滑的木地板上互相追逐。紳士們讀著報紙，看海岸線從身邊掠過，倉庫、碼頭和工廠消失在夜幕之中。當船靠近北伍利奇碼頭時，那些陶醉在溫柔的夜色與樂聲中的人做夢也想不到，他們正在徑直朝著「百威爾城堡」號的航線駛去，後者是一艘891噸重的鐵甲運煤船。等到兩艘船上的人發現即將發生碰撞時，為時已晚。「百威爾城堡」號船頭的尖端如同刀子一般刺穿了「愛麗絲公主」號，直接撕裂了引擎室，將船一切為二。幾分鐘內，斷成兩半的船就被吸進了滿是汙穢的泰晤士河深處，驚慌失措的人們在下沉過程中艱難地往上攀爬、扒住船壁。河裡漂滿了浮動的人頭，他們掙扎著喘氣，隔著黑漆漆的河水向親人呼喊。父母緊緊抓住溺水的孩子，婦女沉重的裙子和金屬裙撐使她們幾乎不可能抵抗潮水的拉扯。「百威爾城堡」號扔下繩索，放下了船上為數不多的幾隻救生艇，但在如此眾多的遇險者面前卻顯得有心無力。
超過651人死於這場悲劇，這是泰晤士河的航運災難中死難人數最多的。倖存者的人數至今沒有定論，據估計是在69至171人之間。那些活下來的人面臨著可怕的任務，即幫忙辨認每天從事發的河裡撈出的屍體。許多家庭在9月3日晚上全家喪生；孩子們成了孤兒，妻子和丈夫成了寡婦和鰥夫；一些人絕望地看著親人被波濤吞沒。
「愛麗絲公主」號沉船事件給倫敦帶來了巨大的創傷。事情在東區碼頭周圍的民眾間傳得沸沸揚揚。許多人目睹了這一事件，看到了成堆的屍體和船隻的殘骸，其餘人則驚恐地聽目擊者講述見聞。由於這場慘劇還波及了那些從施爾尼斯過來的人，住在波普勒和萊姆豪斯的斯特賴德兄弟想必對此事尤為關注，他們肯定會焦急地在一天天變長的死者名單中尋找親朋好友和左鄰右舍的名字。伊麗莎白一定也密切留意著事件，隨著一個又一個故事在報上和熟人間流傳開來，她認識到了這場災難有多麼嚴重。
「愛麗絲公主」號沉船事件發生之時，伊麗莎白的生活也陷入了動盪。在咖啡廳倒閉後，她與約翰的婚姻不復甜蜜。隨之而來的經濟困難，以及無法生育等其他潛在因素，可能導致了兩人的不和。此外，酗酒好像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1877年3月，在兩人結婚8年後，伊麗莎白似乎離開了約翰。雖然這次分離時間不長，但她無處可去，也沒有選擇去臨時收容所，而是決定在街上碰運氣。24日那天，不知是因為乞討還是露宿街頭，她被警察根據《流浪法》帶走，並強制送入了濟貧院。在這次經歷之後，斯特賴德夫婦複合了，但他們的爭執和困難仍在繼續。兩年後，約翰生了場病，伊麗莎白向瑞典教會教堂尋求援助。1881年時，她的名字出現在濟貧院的記錄中，一次是2月在斯特普尼聯合濟貧院，另一次是4月在哈克尼聯合濟貧院，在她的登記資訊旁寫著「赤貧」一詞。
正是在這一時期，即1878年9月以後，伊麗莎白想到了一個巧妙的方法來掙錢。既然約翰無力養家餬口，那麼她只好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活下去。隨著1878年的秋天一天天過去，她目睹了關於「愛麗絲公主」號船難受害者的可怕故事如何激起了大眾的同情之心並收穫了物質援助。報紙上滿是倫敦人慷慨解囊的訊息，他們籌集了超過38246英鎊投入救濟基金。人們鼓勵受害者、倖存者及他們的家人站出來提出索賠。伊麗莎白也許受此啟發，想要如法炮製一番，於是給自己編造了一個悲慘的故事。在災難發生後的幾周裡，許多人都在玩同樣的把戲。9月29日，一個名叫伊麗莎白·伍德的21歲女子號稱自己在船難中倖存但失去了家人，藉此從伍利奇的一名咖啡廳老闆那兒騙錢，結果被判入獄一個月。無獨有偶，「愛麗絲公主」號基金也拒絕了55份「無充分理由者」的援助申請。伊麗莎白·斯特賴德的名字並沒有出現在倖存者名單中，也未曾從救濟基金中成功獲得善款，除非她使用了化名。更大的可能是，她僅僅是通過向好心人兜售悲慘身世賺了點小錢。
伊麗莎白的故事編得很用心，活靈活現，跌宕起伏，引人入勝。她聲稱，自己曾和約翰以及他們九個孩子中的兩個一起登上了「愛麗絲公主」號。她似乎跟一些人說，約翰是船上的員工，她和孩子那天在陪他。當遊船遭到撞擊時，他們一家人被衝散了；約翰試圖去救孩子，但他和兩個孩子被河水沖走，淹死了。伊麗莎白髮現自己身處船上正在倒塌的一根菸囪裡，她看到「百威爾城堡」號扔下一根繩子，於是趕緊伸手抓住。在她為了逃生往上爬的過程中，上方的人一腳踢到她嘴裡，弄傷了她的上顎。萬幸的是，她活了下來，或者說她是這樣告訴她的聽眾的。她接著說，作為一個寡婦，生活實在是太不容易了。由於她無力撫養餘下的七個孩子，他們被送去了瑞典教會在南倫敦開辦的孤兒院裡。最後，她無處可去，只能求助於她丈夫的一個朋友，儘管如此她的生活依然捉襟見肘。
伊麗莎白可能整合了一些道聽途說的故事，也可能從認識的人那裡全盤照搬了他們的說法。作為約翰·斯特賴德的妻子，她並沒有生下九個孩子，或者說如果她有過，真正的悲劇也許在於這些孩子一個都沒能活著降生。她可能經歷了九次失敗的懷孕，也可能她只是從約翰那裡借用了這個數字，因為約翰是九個兄弟姐妹中的一個。無論如何，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伊麗莎白會反覆講述這個故事，直到她身邊的人都信以為真。這是她重寫自身歷史的第一步，在未來她將繼續改頭換面。她還會利用這個故事來和丈夫劃清界限，在兩人分開的那段時間裡，她聲稱丈夫已經死了。
1881年4月，夫婦倆再度複合，不過這一次只持續了寥寥數月。從這一年的人口普查中可以發現，他們的生活狀況大不如前。他們曾經在自家的咖啡店樓上擁有好幾個房間，如今他們的居住空間只剩下堡區厄舍路某棟房子裡的一個單間。到了12月，約翰和伊麗莎白似乎已經商定了要永久分開。如同威廉·尼科爾斯和約翰·查普曼一樣，約翰·斯特賴德可能也答應向妻子支付少量的生活費，以此象徵兩人正式分居。從這一時期起，伊麗莎白搬到了白教堂地區，先是住在紅磚巷，接著因為患上支氣管炎而在濟貧院附屬的診療所裡住了一段時間，在那之後她住進了一家寄宿屋，在餘後的六年裡她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這個地方：弗勞爾迪恩街32號。
根據作家霍華德·戈德斯米德的說法，「弗勞爾迪恩街」——街上的居民們這樣稱呼它——絕不像「名字聽起來的那般如花似錦」，而是「東區最糟糕的貧民窟之一」，聞起來「衛生堪憂」，看起來「一片狼藉」。1888年，美聯社的記者探訪了這裡，他的用詞多少要緩和一些，稱「對於東區來說」，它「看起來還挺像樣的」。他繼續寫道：
街道的一側主要被一大堆現代建築所佔據，本意是供工匠家庭居住，實際上幾乎全租給了中產階級的猶太人群體。另一側看上去則要髒亂得多。房屋的磚牆因年代久遠而發黑，門窗也和人們印象中極端貧困者的居住環境如出一轍。
根據這篇文章所說，街道破敗一側的所有建築都是登記在冊的寄宿屋，32號的寄宿屋有一百張給「宿客」的床位。雖然戈德斯米德說這些宿舍爬滿了害蟲，「人滿為患，空氣汙濁，並且……散發著惡臭，有害健康」，但美聯社記者認為32號內部「看起來意外地舒適」。毫無疑問，比起其他寄宿屋，伊麗莎白更青睞這裡。幾年下來，她逐漸把這裡當成了自己的大本營。
住在弗勞爾迪恩街32號的時候，伊麗莎白通過「打雜」來養活自己。打雜女工被形容為「家政業裡的底層工作——比任何女傭都不如」，她們作為臨時傭人，到那些請不起住家僕從的人家裡，幹上幾小時的活兒。打雜女工的年齡一般比女僕大，「在41至61歲之間」，而且通常來說窮困潦倒，這從她們「髒兮兮的頭巾，破舊的帽子……向上捲起的長袍，和裸露在外發紅的雙臂」就可見一斑。除了兩先令的工錢外，伊麗莎白可能還會得到一些食物：烤麵包和茶、主人家的剩飯剩菜，幸運的話還會有砂糖。
在東區，猶太人群體佔據了白教堂高街和漢伯裡街之間人口的大多數，在週六安息日期間，他們依靠打雜女工來幫自己幹活兒。由於宗教習俗禁止猶太人在週五的日落到週六的日落期間從事任何形式的工作，因此他們僱用打雜女工來生火、點煤氣燈，以及做飯端菜。作為逃離俄羅斯、普魯士和烏克蘭迫害的新移民，這些家庭大多不會說英語，但是伊麗莎白學會了用意第緒語與他們交流。事實上，她或許在哥德堡時就已經掌握了這門語言的基礎。她當時所居住的工人區哈加也是該市猶太人群體的聚集地。為猶太家庭工作還將給伊麗莎白帶來安全感——同為移民，她知道這些人通常很少討論他們的過去，因此也不太會對她的過去問長問短。
與約翰分開生活，遠離西區和波普勒，給了伊麗莎白一個機會，讓她可以隨心所欲地改頭換面。她已經懂得，擺脫身份就像搬到新地方住一樣輕而易舉。當她住在白教堂時，她是寡婦伊麗莎白，也是船難的受害者伊麗莎白。農夫的女兒變成了女僕；女僕變成了男人的情婦和墮落女子；墮落女子變成了妓女，然後又變成獲救的從良女子。她曾經是移民，是有錢人的姘頭，是窮木匠的妻子。她做過咖啡廳的老闆娘，也做過濟貧院裡的宿客。她是瑞典人，但英語說得很好，足夠騙到別人。她有時也可能自稱是愛爾蘭人，並化名為安妮·菲茨傑拉德。只要伊麗莎白願意，她甚至可以把自己變成另一個女人的妹妹。
1883年，命運讓伊麗莎白遇見了一位名叫瑪麗·馬爾科姆的女裁縫。長年對著針頭眯縫著眼睛，似乎已經毀掉了馬爾科姆夫人僅存的視力。再加上她喜歡喝兩杯，眼神就更為不濟。一天，不知是在大街上還是酒館裡，她瞥見了伊麗莎白·斯特賴德，並把她當成了自己久疏聯絡的姐妹伊麗莎白·沃茨。瑪麗可能叫出了她姐妹的名字，而伊麗莎白順勢答應了一聲。伊麗莎白·斯特賴德之所以將錯就錯，部分原因是她非常樂意利用這段新的關係為自己謀取好處。
這名女裁縫在講述兩人之間的交往時，言語中把自己所瞭解的伊麗莎白·沃茨的生活細節與伊麗莎白·斯特賴德所說的近況糅雜在一起，看來是把兩個女人的故事混為了一談。她說她的姐妹人稱「高個兒莉茲」，和一個在波普勒開咖啡廳的男人住在一起。她還說，她知道伊麗莎白的丈夫在一次海難中喪生，但具體細節就記不清了。事實上，伊麗莎白·沃茨的第二任丈夫確實死於聖保羅島的一次海難，然而瑪麗搞混了這些真實情況與伊麗莎白·斯特賴德關於「愛麗絲公主」號沉船事件編的謊言。瑪麗·馬爾科姆知道自己的親姐妹命途多舛，結過至少兩次婚，還進過精神病院，於是她不禁相信她遇到的那個衣衫襤褸的窮女人就是自己的姐妹。
從瑪麗第一次遇到「她的姐妹」時起，她就斷言貪杯是伊麗莎白最大的缺點。伊麗莎白總是缺錢，而且瑪麗對她的謀生手段「心存疑慮」。但是，作為家人，瑪麗覺得自己有義務接濟她。在接下來的五年裡，這兩名女性每週至少見面一次，有時還不止。每週六下午4點在法院巷的街角，馬爾科姆夫人都會交給伊麗莎白兩先令。偶爾她還會給伊麗莎白帶點衣服。不管表面上兩人看起來關係多密切，瑪麗似乎並沒有完全信任伊麗莎白，只是她寧願不去多想，或是選擇把懷疑藏在心底。事實上，在她與伊麗莎白見面的五年時間裡，她一直堅持同伊麗莎白保持距離。瑪麗從未邀請她的姐妹到家裡去，相反她表示「每次擺脫她後我都鬆了口氣」。當被問及她的丈夫或其他人是否知道她與「姐妹」碰面時，她承認道：「沒人知道，我瞞著所有人。我覺得太丟臉了。」
瑪麗·馬爾科姆會覺得丟臉，部分原因可能在於她明明感覺到了不對勁，卻還是堅持和伊麗莎白來往。只要瑪麗不對伊麗莎白的身份刨根問底，她就可以繼續欺騙自己，與此同時伊麗莎白也成功地向瑪麗隱瞞住了自己生活的真實情況。
1884年11月，伊麗莎白收到訊息說，約翰病了有一段時間了，現在已經被送進了斯特普尼精神病院。在這家醫院裡，約翰因心臟病逝世，時年63歲。約翰於當月31日被下葬，而在幾周之內，伊麗莎白的生活就迅速陷入了谷底。
到了11月13日，伊麗莎白因為在商業路上拉客而遭到逮捕，這顯然絕非巧合。她還被指控酗酒和擾亂治安，這說明她當時內心極為痛苦，因而想要麻痺自己、向外界洩憤也是很自然的事。米爾班克監獄的牧師弗雷德里克·梅里克注意到，他接觸到的大多數女囚犯都「極度厭惡」在街頭賣春，「只有當她們或多或少處在醉酒狀態時，她們對這種行為的反感才會被扼殺」。由於伊麗莎白的違法行為，法官判處她入獄服七天苦役。在此之後，沒有出現過她因拉客而再次被捕的記錄。
約翰去世後，伊麗莎白遇到了一個叫邁克爾·基德尼的男人，並和他住到了一起。基德尼是一名碼頭工人，負責給船裝卸貨物，此外他還在陸軍預備役中充當志願兵，以此賺取一些外快。他三十過半，比他的新伴侶小好幾歲，但在他眼裡伊麗莎白長得年輕，兩人看起來就像是同齡人。據信這兩個人是在商業路上相遇的，不過沒人知道他們是偶然邂逅，還是伊麗莎白拉客拉到了他。兩人很快就成了穩定的一對兒，輾轉住在幾間裝修破舊的出租屋裡，起初是在德文郡街，然後搬到了附近的時尚街。和伊麗莎白一樣，基德尼也喜歡酗酒，而且他喝醉之後發怒、動粗的衝動比起伊麗莎白有過之而無不及。1887年1月和6月，伊麗莎白向警方控告基德尼的暴行，但是，像許多面對伴侶施暴的女性會做的那樣，她後來撤銷了指控。然而，伊麗莎白在這段關係中絕不是一個消極忍受的受害者。根據基德尼的說法，在兩人同居的三年裡，伊麗莎白兩次離他而去，據他估計「總共離開了大約五個月」。「每次我都沒有去找她，她就自己回來了」，基德尼吹噓說，因為「她還是最喜歡我」。離開基德尼期間，伊麗莎白經常在她熟悉的弗勞爾迪恩街32號尋找床位。他們兩人之間的關係很複雜，最後之所以會分道揚鑣，除了伊麗莎白酗酒、基德尼打人外，可能還和身體上的背叛有關。在他們分手前夕，基德尼患上了梅毒，並於1889年在白教堂診療所接受了治療。他身上的病不可能是伊麗莎白傳染給他的，因為兩人同居的時候伊麗莎白已經沒有傳染性了。
有趣的是，儘管瑪麗·馬爾科姆見過伊麗莎白很多次，她卻自始至終對伊麗莎白經歷的這些磨難毫無察覺。她聲稱，她從來不知道伊麗莎白當時有男人，她只是模模糊糊知道她的「姐妹」住在一家寄宿屋裡，「就在東區那些裁縫和猶太人的聚集地附近」。然而，她確實知道伊麗莎白經常喝得神志不清，還因為酗酒被地方法官「關起來過」。
從大約1886年到去世前，伊麗莎白的行為的確能看出明顯的變化。她因為醉酒鬧事和汙言穢語而被逮捕的次數明顯地增加了。到1888年夏末，伊麗莎白在三個月內被控告了不下四次。雖然不可否認，這裡面部分有她酗酒成性的原因，但除此以外，也許還有另一個因素導致了這一切。自從伊麗莎白感染梅毒以來已經過去了21多年，當時這一疾病有可能已經進入了最後的第三期。
神經梅毒，在19世紀末也被稱為腦梅毒，當疾病開始侵襲大腦和神經系統時，會表現出各種各樣的症狀。法國醫生阿爾弗雷德·福尼耶對該疾病的發展過程進行了研究，他認為「癲癇發作」是其第三期的主要症狀。有趣的是，瑪麗·馬爾科姆在她的研訊證詞中提到，伊麗莎白最近開始出現類似表現。這些「發作」讓她很困惑，因為她從來不知道自己的姐妹有癲癇病。顯然，伊麗莎白的癲癇發作非常嚴重，以至於警察有幾次因為她的病情而免除了對她的指控。如果伊麗莎白天生就患有嚴重的癲癇病，那麼她是不可能保住她的女傭工作的，邁克爾·基德尼和其他人也不可能不在研訊中提到這一點。她的發作也不太可能是假裝的。警察和地方法官見識過各種想要逃避坐牢的花招，顯然不會上這種當。
除了癲癇發作外，神經梅毒還可能導致一些人癱瘓，另一些人則會出現類似痴呆的症狀。病人的記憶力可能會衰退，還容易產生幻覺和妄想，行為變得不穩定，甚至失去理智，迥異常人或充滿暴力。如果伊麗莎白確實曾受到神經梅毒初期階段的折磨，那麼她的酗酒習慣很可能掩蓋了這些症狀，或者至少為她越來越常發作的暴力和穢語提供了一個簡單的解釋。也有可能這些症狀本身驅使她愈發沉湎於酒精，以抵禦心中的迷茫或痛苦。
不管是不是生病導致的，總之伊麗莎白住在白教堂的大部分時間裡，做的無疑都是些偷偷摸摸、坑蒙拐騙之事。對瑪麗·馬爾科姆實施騙局，以及化身「愛麗絲公主」號沉船事件的倖存者，或許讓她見識到了人類有多麼容易受騙上當。她似乎已經學會了如何利用人性的這個弱點來獲取經濟利益，騙起人來愈發駕輕就熟。在瑪麗的證詞中，她提到伊麗莎白曾告訴她自己「右腳上有個洞」，是三年前「一次事故中被機器軋過」造成的。她告訴瑪麗，她打算利用這點來「弄倆錢」，但瑪麗不清楚「她究竟有沒有弄到錢」。然而，在看過伊麗莎白的屍體後，她注意到那個「洞」神奇地消失了，她也說不清這是為什麼。瑪麗·馬爾科姆還提到了另一件奇特的事。她聲稱伊麗莎白有一天把一個光著身子的女嬰放在了她的家門口。「我只能留著孩子，等她來領回去。」瑪麗繼續說道。在她的印象裡，這個嬰兒是伊麗莎白的孩子，是她和一名警察生的。邁克爾·基德尼被問及此事時，全然摸不著頭腦。「她從來沒懷過我的小孩，我也沒聽說過她和警察有孩子。」他說道。這個孩子很可能不是伊麗莎白自己的，而是她為了乞討從熟人或是育嬰人那裡臨時要來的。眾所周知，一些騙子會裝成「母親」的樣子，弄一個襁褓裡嗷嗷待哺的嬰兒抱在懷中，好激起路人的同情心，讓他們解囊相助。伊麗莎白後來領回了孩子。事情過去後，瑪麗再次問起孩子，伊麗莎白謊稱她把孩子送到了巴斯，和第一任丈夫的家人一起生活。
除了瑪麗·馬爾科姆之外，一名工人的妻子凱瑟琳·萊恩也聲稱和伊麗莎白認識了相當長一段時間。萊恩說，她大約在1881年至1882年伊麗莎白第一次來弗勞爾迪恩街32號住的時候就認識她了。那段時間裡，她幾乎天天都能見到伊麗莎白。由於寄宿屋相當於伊麗莎白的半個家，伊麗莎白沒事就會來轉一圈，哪怕是和邁克爾·基德尼住在一起的時候也是如此。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儘管她們相識已久，但無論是萊恩還是伊麗莎白·坦納（32號寄宿屋的管事），對伊麗莎白的真實情況都一無所知。她們既不知道她姓什麼，也不知道她幾歲。基德尼認為她只有三十多歲，但伊麗莎白告訴寄宿屋的另一名房客安·米爾斯，自己已經「五十多歲了」。她的出生地似乎沒有人知道。看來伊麗莎白的英語說得很好，以至於一些人甚至分辨不出她是外國人。除了兜售自己關於「愛麗絲公主」號的故事外，伊麗莎白還跟朋友說她來自斯德哥爾摩。只有斯萬·奧爾森，即伊麗莎白經常向其申請慈善救濟的瑞典教會教堂的書記員，從教會賬簿記錄的細節中瞭解了她的真實經歷。可悲的是，伊麗莎白在白教堂住了那麼久，結識的似乎都是些泛泛之交，即便是那些自認為了解她的人，也沒能打破她的心防。
1888年9月下旬，在和邁克爾·基德尼吵完架後——凱瑟琳·萊恩稱之為「拌嘴」——伊麗莎白再次回到了弗勞爾迪恩街32號。如今，伊麗莎白已經熟悉了這個迴圈。她整理好私人物品，然後拜託一位叫「史密斯太太」的鄰居，在自己不在的時候幫忙看管一本瑞典讚美詩集。值錢的東西在寄宿屋裡永遠不會安全，弗勞爾迪恩街32號也不例外。社會改革家托馬斯·巴納多稱，26日那天在弗勞爾迪恩街32號的公共廚房裡，他遇到過伊麗莎白和其他幾位婦女。作為一名關懷兒童福祉的運動家，巴納多此行本來是想聽取這些婦女在寄宿屋中帶著孩子生活的經驗，並和她們探討改變命運的方法。然而，女房客們更熱衷於討論白教堂謀殺案，她們「似乎對此感到非常害怕」。其間，一個「明顯喝過酒的可憐女人痛苦地喊道：我們都在做不好的事，沒有人關心我們會碰上什麼。也許下一個被殺的就在我們裡頭！如果過去那些年裡有人出手幫一把我們這樣的人，我們又怎麼會走到這一步」。事後，巴納多聲稱，他相信這個說話的女子很可能就是伊麗莎白·斯特賴德。事實上，這些女人都可能是伊麗莎白·斯特賴德，當然了，伊麗莎白也竭盡全力想要成為所有這些女人——她扮演著每個人，但誰都不是真正的她。沒人知道她是誰：她口中的故事變來變去，她過去的經歷改了又改，她認識到這個世界既不關心她，也不在乎她的死活，於是她選擇利用她的無名作為武器，讓自己活下去。
9月29日這一天對伊麗莎白來說和其他日子沒有什麼不同。幾個粉刷匠來到弗勞爾迪恩街32號，把寄宿屋裡的牆面重新刷了一遍。她和安·米爾斯在這些人完工後打掃了房間。伊麗莎白·坦納給了她六便士，作為幫忙打掃的報酬。隨後，伊麗莎白去了商業街的「女王頭」酒吧喝酒，坦納在那裡又見到了她。坦納順便提到，伊麗莎白去酒吧時「沒有戴軟帽，也沒披斗篷」，眼尖的報紙讀者一定不會遺漏掉這點。在貧民窟裡，那些想要賣弄風情的女性往往會「用真實的身材」示人，不讓衣物遮擋住自己的模樣。然而，同樣眾所周知的是，賣春女喜歡打扮得「花枝招展」，連最窮的妓女也會戴上有羽毛和裝飾物的帽子。假使伊麗莎白去「女王頭」真的是為了拉客，那麼她的運氣也並不好，因為6點半左右她和坦納一起步行回到了寄宿屋。根據推測，她可能就是在這個時候向管事坦納支付了床位費。正如報上對波莉·尼科爾斯和安妮·查普曼死前行動的報道充滿了矛盾和前後不一，關於伊麗莎白·斯特賴德的報道也是如此。一些報刊，如《西部日報》，斷言她確實向坦納預付了當晚的住宿費，而另一些報刊，比如《每日電訊報》，說的則完全相反。如果伊麗莎白已經付過了床位費，那麼當晚她離開32號時，心裡肯定是想著要回來的。她知道自己至少要外出幾個小時，於是把自己的一段綠色天鵝絨料子寄放在了凱瑟琳·萊恩那裡，也許是準備以後當掉。最後，臨出門前，她想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點，於是借了把刷子，把自己唯一一套衣服上的髒汙刷乾淨了。
有許多的謎團圍繞著這五名公認受害者的死亡，而伊麗莎白究竟去了哪裡，又是和誰在一起，是其中較令人費解的謎團之一。由於伊麗莎白對自己當下和過往的生活都諱莫如深，因此人們無從推斷她那晚的計劃是什麼。在研訊期間，沒有人說得出她除了邁克爾·基德尼以外是否還有別的男人，或是男人們。沒有人知道她有哪些獨特的習慣，常去哪裡，和誰為伴，又或者她根本沒有伴兒。相反，她的死亡只是給人們留下了更多關於她的疑問，誰也不敢說自己瞭解這個女人。或許，這正是伊麗莎白所希望的也未可知。
關於她那晚的行動，人們確知的只有少數顯而易見的事實。從屍檢報告來看，她似乎食用了一些土豆、麵包和乳酪。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她也喝了幾杯。在晚上的某個時候，她得到了一束胸花或小捧花：一朵紅玫瑰和幾葉鐵線蕨綁在一起，她或是其他人把花別在了她的緊身胸衣上。她還帶著一些喉片，或是用於清新口氣的硬糖。這些東西要麼是別人買給她的，要麼是她自己用多的零錢買來的。她出門大概是為了交際或者見人——可能跟人事先約好了，也可能不是。她也許心裡抱著拉客的想法，又或是期待著能找到一個長期伴侶——興許兩者都是。根據《北倫敦新聞》的描述，她當時身上穿著「一條褪色的黑色連衣裙，料子是廉價的棉緞，上半身是絨布做的緊身胸衣，外面套一件黑色的精紡粗斜紋呢短上衣，邊緣有毛皮裝飾」。那頂黑色縐綢軟帽伊麗莎白戴著太大了，她在帽子後部塞了「一份疊起的報紙……好讓帽子更加貼合頭部」。有趣的是，報上還評論說伊麗莎白的穿著打扮裡「完全看不到像她這種身份的女人通常愛用的那種裝飾品」。
在伊麗莎白被謀殺之後，許多人站出來聲稱自己在那晚看到了她。但由於光線不好，而且證言和證據有出入，這些說法沒有一個能得到證實。此外，後來人們發現這是一起「雙屍案」——伊麗莎白·斯特賴德和凱瑟琳·埃多斯在同一晚被謀殺，於是白教堂的居民不顧一切地提供他們可以提供的幫助，想要結束兇手的血腥暴行。事後看來，只要是當晚在屋門口或街道上出現的和男人在一起的女人身影，全都會被人們指認為伊麗莎白·斯特賴德，哪怕他們並不清楚她的長相，也不認識她。在所有的目擊情報中，只有一個可能真的是伊麗莎白。
深夜12點45分左右，一名叫作伊斯雷爾·施瓦茨的匈牙利男子沿著商業路行走，轉身拐進了貝納爾街。拐過彎後，他看見一男一女正在發生爭執。女子面朝大街站著，背後是一扇門，通往一塊叫達菲爾德小院的空地。隨著施瓦茨繼續朝前走，爭吵變得越來越激烈。男人抓住這名女子，把她扭向人行道，猛推過去。女子尖叫了三聲，不過聲音不是特別大。此時的施瓦茨以為這是家庭糾紛，不想摻和其中，於是走到了馬路對面。就在這時，一個之前一直站在酒館旁陰影裡的男人點燃了菸斗，朝施瓦茨的方向走去。施瓦茨拿不準這個男人是不是在追趕自己，他慌了神，撒開腿狂奔起來。在逃跑過程中，他相信他聽到了攻擊女子的男人嘴裡喊出了「利普斯基」這個詞，指的是摩西·利普斯基，一個臭名昭著的殺人犯，該詞也經常被用來辱罵猶太人。
15分鐘後，賣廉價首飾的路易斯·迪姆沙茨在回家的路上，發現了躺在達菲爾德小院裡的伊麗莎白的屍體。被發現時，她側身躺著，面朝牆壁，像胎兒一樣蜷縮著。她的手指捏著一個紙包，裡面是喉片。迪姆沙茨說她的樣子看起來像是睡著了。
在死因研訊時，警方和媒體都認為，由於這一系列事件發生的時間視窗很窄，施瓦茨看到的那個女人很可能就是伊麗莎白。然而，施瓦茨所看到的襲擊者，到底是不是最終將伊麗莎白一刀割喉的兇手，這點將永遠無法得到證實。事實上，伊麗莎白·斯特賴德是否真的是被人稱開膛手傑克的罪犯所殺，還是有其他人對她實施了暴行，這個問題很可能和她本人一樣成謎。
在伊麗莎白的一生中，她遇見過許多人，在不同的人面前有著不同的身份；她既是黑暗的也是光明的，是威脅也是慰藉。她曾是女兒、妻子、姐妹、情婦、騙子、清潔工、咖啡廳老闆娘、女傭、外國人，以及多次賣過身的女人。然而，在警察和報紙的眼中，她不過是又一個受害者：一個住在白教堂寄宿屋裡的「倒霉女人」，一個酗酒、墮落、完蛋的女人，早已不再年輕。他們說她的逝去令人難過和惋惜，但算不上什麼重大損失。這些印象，一旦落成鉛字，就會固定下來，不再有人質疑。沒有不同的聲音來反對這種描述，也沒有人去展現更完整的她。沒有人願意找到她的瑞典家人並講述他們的故事。沒有記者去尋找她的姻親，也沒有人真正好奇她的過去，好奇海德公園的那位紳士、高爾街的邦德太太，或是曾經在她咖啡廳的長椅上落座過的波普勒的顧客。最終，真正瞭解伊麗莎白·斯特賴德的機會將隨著兇手一起溜走，隱入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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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萬·奧爾森在讀到9月31日凌晨兩名女子被殺的新聞後過了很久，才意識到自己可能認識其中一個人。作為瑞典教會教堂的書記員和閱覽室的管理員，他曾多次看到伊麗莎白·斯特賴德進進出出。她和其他許多貧窮的教友一樣，背井離鄉，無依無靠，處境艱難。教堂的牧師約翰尼斯·帕爾梅不滿自己被派到倫敦的這個窮地方，這份差事叫他無精打采，有時甚至憤憤不平。他已經厭倦了進教堂偷東西的小偷，厭倦了與他稱之為「寄生蟲」的乞丐們周旋，而伊麗莎白·斯特賴德也在其中。
奧爾森並不像他的牧師那樣覺得窮人令人厭煩，因此，當警察找到他，說有個人可能屬於東區的瑞典移民群體，要求他幫助辨認時，他毫不猶豫地提供了幫助。
警方在伊麗莎白·斯特賴德的私人物品裡，發現了一本奧爾森送給她的讚美詩集。在經歷了人生中的眾多坎坷之後，伊麗莎白從他手中接過這本書時，可能已經感受不到這本書想要喚起的虔誠之心了。儘管如此，她還是保留了它。她沒有把書當掉，哪怕她已經把能當的東西都當了。這本書對她有著某種意義，也許是讓她想起了託斯蘭達農舍的遙遠回憶。
斯萬·奧爾森想必知道伊麗莎白在英國沒有血親，不會有母親或兄弟來認領她，為她哀悼，在研訊中為她說話，哪怕是提供她的真實姓名：伊麗莎白·古斯塔夫斯多特。這一切都落在了他這個陌生人身上，他要為她做這一切。
奧爾森在研訊中發表了證言，他帶著口音的每一句話都被驗屍官和陪審團仔細研究，結束了這些之後，他覺得自己還應該為伊麗莎白·斯特賴德做最後一件事。
沒有人為她僱柩車和馬駒，讓她在東區風光地出殯。報上將她的葬禮形容為「冷冷清清」。11月6日，在普拉斯托的東倫敦公墓，她被低調地葬入了一處貧民墓，斯萬·奧爾森站在墓旁送她最後一程，並用瑞典語為她祈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