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史的故事
自古以來，人們編寫出來、公開出版、再拿去教學的歷史，就是由男性生產的歷史，基於由男性主筆的材料，也是從男人的故事中構建敘事。這樣的歷史，看上去講的是不分男女的人類全體，仔細研究才會發現，它只提到了人類的一半——男性的那一半。能進入史冊的都是男人，不僅是男人，還得是男性偉人，就算有平民百姓被提及，能講到的還是其中的男人，比如講工人，預設不會提到女工人……
肯定會有人說，是這樣沒錯，但這也很正常啊，畢竟掌握政治大權，主導經濟、政治、文化的，都是男人。的確如此，可這是為什麼？為什麼沒人寫一部歷史來解釋一下這種壟斷，這種驅逐？為什麼繼續參與這個神話的複製，而不是提出疑問？為什麼一直講法國國王的故事，卻從來不問為什麼法國沒出過女王並思考一下原因？畢竟我們的鄰國英國和奧地利都有過女王……為什麼總是說普遍選舉誕生於1793年，1848年再次確立，而不說明一下——僅限於男性？不解釋一下為什麼不給女性投票權？不僅如此，這難道不也說明，只有掌權的人才能被寫進歷史？可是，歷史本不該只關注擁有權力的人……一旦我們轉向社會史，一旦我們從國民議會的半圓階梯議事廳裡走出來，離開宮廷與內閣，走向鄉野，走向小作坊，走向馬路與大街，就會看見更多女性的身影。
問題在於，要書寫歷史就需要有史料，而絕大多數史料是筆錄而非口傳。那通常情況下，筆握在誰手上，是誰寫了又寫呢？男人。
還不是因為長久以來，從來沒有人想過要教女性讀寫。而那些極少數會寫作的女人，還需要找到出版商來出版她們的作品，不然她們的作品就很難流傳至今。因而為了書寫女性的歷史，需要找到手稿、史料等之外的線索和材料。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和女性史所面對的困難，工人階級、外國人、非白人種族、殖民地土著等其他受壓迫的群體，同樣在面對。
在歷史上，絕大多數「匿名者」是女人。
——弗吉尼亞·伍爾夫（1882—1941），英國作家
女性在歷史學科中的隱身對應著女性在大學中的隱身。顯然這不是簡單的巧合，二者之間存在著因果關係。直到20世紀60年代，所有法國大學的教授都是男性，女性最多隻能獲得助理的職位。她們不是不做研究，也不是沒有產出，只是她們的勞動成果既沒有機會發表，也不會幫她們敲開研究機構的大門。那幾十年裡，如果沒有妻子或女秘書幫忙審校手稿再列印出來，有多少大名鼎鼎的歷史學家能產出工作成果？這些無名的女性通常還要做文獻梳理的工作，而這一切獲得的承認，往往不過作品開頭一句模糊的致謝——「致朱莉」。朱莉，我們如何知道你是誰？我們如何知道你為這部著作做出過什麼貢獻？
「她的歷史」
幸好，事情有了轉機。20世紀70年代，法國大學學界先後迎來了米歇爾·佩羅、安妮·克里格爾、馬德萊娜·勒貝里烏和羅朗德·特雷貝四位女教授，很快又有更多人加入。這些女學者也積極參與了當時的女權主義運動。在朱西厄的大學校園（指的是巴黎七大/small/sup），包括米歇爾·佩羅在內的三位女性歷史學家發起了一輪題為「女性擁有歷史嗎？」的研討會。十年之後，在聖馬克西曼舉辦的主題為「一種女性的歷史是可能的嗎？」的學術會議彙集了多位歷史學家，其中女性佔多數。問題的答案應當是肯定的，因為到了90年代初期，五卷本的《女性史》誕生，主編是喬治·迪比（他其實沒做什麼，但大概總歸需要一個男性出現在封面上吧）和米歇爾·佩羅。1998年，又有一場學術會議在魯昂舉辦，這回的主題是「一種沒有女性的歷史是可能的嗎？」。三個問題的演進——不難看出是故作天真——很好地體現出這二十年間歷史學科不斷叩問自身所取得的進步：在此期間，選擇做女性相關研究的女性學者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在各地湧現，第一批女性史研究的學術刊物創辦出來，女性史領域的國際交流也開始出現，因為全世界的高等院校都在朝這個方向奮力開拓（美國同行的研究成果尤為突出，處於領先地位，也是她們率先呼籲用「herstory」表示歷史，代替原本的「history」）。還應該指出的是，這一影響也波及人文社科的其他領域，先是社會學，然後是人種學、人類學、地理學等學科，都開始對學科中女性的隱身問題進行反思。
各個學科在20世紀70年代前後紛紛覺醒，不是沒有原因的。對於女性權益鬥爭而言，這十餘年的意義至關重要。70年代是「婦女解放運動」誕生的年代。1970年夏天，有人在無名戰士墓前留下一束鮮花，上面寫著「比無名戰士更無名的，是他的妻子」/small/sup。「婦女解放運動」自此象徵性地開啟了，一支頌歌很快傳唱開來，開頭的幾句歌詞就是這一章的標題——「女人沒有過去，女人沒有歷史」。把歷史還給女性的時刻，終於到了！
由男性書寫的關於女性的一切記錄都應該被懷疑，當事人是他們，法官還是他們！
——弗朗索瓦·普蘭·德拉巴爾（1647—1723），法國哲學家
承接1968年的「五月風暴」，20世紀70年代同時見證了一個重大的整體轉折：被壓迫的男男女女終於獲得了開口講話的機會，被排除在外的、被迫噤聲的、被埋沒的，都被聽見了。在廣大的婦女群體之外，窮人、移民、同性戀者，乃至美洲印第安人，每一個曾在征服者主筆的歷史中沉默的人，都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
剩下要做的，就是打破「普遍性」這個迷惑性的概念，讓所有人看到所謂的「普遍」，實則意味著「（富有的歐洲白人）男性」。穿越煙幕，我們會發現背後在運作的是一種高度性別化的兩性認知。其中「女性」的內涵自然是固化的，「男性」其實也是，二者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社會性別關係、文化性別關係、政治性別關係的研究自此開啟，男性與女性在社會上、在城市裡、在家庭中、在夫妻間分別佔據怎樣的位置，扮演怎樣的角色？在研究中，女性不再被晾在一邊，問題的重心轉向男女之間的性別關係，以及兩性各自的位置和角色。在美國，學科史上的這一演變被稱為「性別研究」。女性的歷史轉化為「性別」的歷史，也就是被建構出來的社會性別和文化性別的歷史，這就意味著社會科學需要研究男女兩性在不同社會中的地位是否不同。結果一目瞭然：人生來有男有女，這一點在哪裡都一樣，但在不同時代和不同空間，兩性在不同社會中的地位卻有著極大差別。因此我們可以說，性別存在著兩個維度：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總而言之，在歷史中發展演變的是社會化的性別。認識了這一點，我們也就能在女性史之外，開啟對陽剛、男性特質、同性戀等其他諸多概念的歷史溯源。
我們不是歇斯底里的，我們是擁有歷史的。/small/sup
——巴黎瑪格麗特·迪朗圖書館標語，2017年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