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公民！
法國大革命是一段至關重要的時期，對於女性、女性權利和女性鬥爭史而言都是如此。女性群體充分參與了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期間，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女性的社會角色以及性別平等等議題被提出和討論。但它也一次次讓婦女群體失望，一步步將她們驅逐出去。回顧法國大革命期間的女性史，將有助於我們理解代議制民主是如何在架空女性的情況下誕生的。
法國大革命之前，國王路易十六主持召開了「三級會議」，需要選舉議會代表、編寫陳情書，無形中產生了動員民眾，提升其政治意識的效果。其中，婦女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她們終於得到了為自己發聲的機會，在階級成員和職業屬性之外，表達自己作為一個女性的不滿。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婦女都能參與，有機會表態的除了少數幾個婦女團體以外，基本上是寡婦或修女。但不論如何，女性的聲音還是被聽見了——除了陳情書，她們還印製了大量寫有婦女訴求的小冊子，控訴阻礙女性的無知之惡，呼籲社會培養更多的助產士，以解決分娩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問題。她們要求離婚權，強烈譴責婦女政治權益的缺失，控訴「三級會議」代表預設不提名女性候選人等不公平現象。
自1789年以來，作為全民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婦女和男人一樣取得了不少成果。就這樣，她們成了女公民（citoyennes，應該用陰性形式！），享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結社自由等政治權利，也擁有簽署合同、提起訴訟等民事行為能力。換言之，她們不再像舊制度下那樣，是法律上的「二等公民」了，只可惜，好景不長……無論如何，法國大革命給予了女性充分的尊嚴，奠定了女性作為自由個體和權利主體的地位。
我們婦女要在每一件事上佔到「一半」……未來，世界將習慣我們女兒的存在，她們不僅會存在，還會無法忽視地存在。
——克里斯蒂亞娜·託比拉（1952—），法國女政治家、前法國司法部部長
法國大革命也是一段高度政治化的時期，女性（最起碼是那些捲入其中的女性）在其中得到了和男性一樣的鍛鍊：法國大革命提供了公開表達立場和訴求的機會，無論這些訴求是關乎女性境況本身的，還是關乎更普遍的社會議題的。她們匯聚起來，彼此聯合，創立了大大小小的女性俱樂部、女性會社（用今天的話說，都遵循非混合原則），比如克萊爾·拉孔布和波利娜·萊昂創立的「共和與革命婦女公民協會」。她們給報紙投稿，編寫小冊子，旁聽國民議會——最初並不禁止婦女。一言以蔽之，法國大革命以自己的邏輯和生態，將婦女改造成了積極的政治參與者，遍佈每一個社會階層，涵蓋每一種政治立場。女革命者、女反革命者、女山嶽派、女吉倫特派等，紛紛出現……
然而，上述這些激動人心的變化始終只涉及少數有機會投身大革命的女性，其中絕大部分是出身城市的積極活動分子，其餘的廣大婦女則繼續過著相對平常的日子。這一點對男性同樣適用。無論男女，參與革命的始終只是少數人。然而，女性活動分子和男性活動分子的典型畫像並不相同。典型的男性革命鬥士年紀大多三四十歲，而典型的女性革命家則分佈在兩個年齡段上：要麼小於25歲，要麼超過45歲。想想就明白為什麼了：媽媽們有一大家子要照料，沒空鬧革命。畢竟，拉扯小孩不是大老爺們兒會操心的事情！此外還應當注意的一點是，相比於她們的丈夫，妻子們的政治實踐體現出更高的自治特徵：在咖啡館、俱樂部、洗衣房等地方，她們選擇與自己並肩商議、瞭解時事、討論爭辯的，都是自己的女鄰居或者女朋友。
自由、平等、姐妹情誼。/small/sup
——巴黎的標語，2019年
由此，大革命也為女性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兩性平等。在結婚年齡、配偶選擇、同意的重要性、離婚動機等方面，1792年的《婚姻法》給予了她們與男性同樣的權利和條件。1791年和1792年的法律規定，同胞的兄弟姐妹享有平等的繼承權。1792年到1793年，孔多塞侯爵與聖法爾若侯爵路易–米歇爾·勒佩勒捷相繼提出關於基礎教育的設想（前者的倡議後來為督政府採納），認為女孩和男孩一樣都應當接受公共教育。婦女們爭取的目標一一實現，成果斐然：從前教會不准許離婚，現在可以了；非婚生子女也得到了承認。
於是，婦女成了女公民。
然而，是未完成的女公民。
「普遍」的障眼法
法國大革命賦予婦女的權利是有限制的，而且不是一點半點的限制！別的不提，選舉權就沒讓出來：整個法國大革命期間，選票和火槍互為表裡；公民權的勳章，一面是投票選舉，另一面是加入國民自衛軍。婦女們沒有獲得選舉權，因為軍隊還徹徹底底是男人的天下。
每一場革命都會以某種方式催生一個公共場域，這個場域會因為頻繁的起義和暴動而騷動不安。然而當風波過去，生機勃勃的狀態會持續下去，因為在這個公共場域內，已經發起的討論仍會繼續，對話語權和發聲空間的爭奪也不會停止。身處這個場域的民眾數量驚人，覆蓋社會的每一個層級。於是，在討論不斷發酵的同時，一種結構也在悄然確立——換言之，國家和制度一起誕生了。婦女參與了導致法國大革命的那些起義，也得以在場於隨之出現的公共場域，投入大量的心血（只要她們有權利有機會），可最後的權力結構卻與她們保持著冷漠的距離。權力運作的場所將她們排除在外，從地方到國家的每一級革命議會都大門緊閉：女性不僅無權入場，而且連選擇哪些男人可以在會上代表她們的權利都沒有。
誠然，在少數幾個革命家看來，對女性的驅逐不過是暫時的。一旦婦女的教育得到發展，限制自然會消失。西耶斯/small/sup神父持的就是這種觀點。當然，不是沒有破例過：1793年有關公共財產分配的議會表決和1793年6月24日《雅各賓憲法》的全民公決，都曾准許婦女參與投票，只不過要等到男性投完才能投。
其他的男性革命者則可以分成兩種：一撥人相信女性天生「低人一等」，因而不適合參與投票，更不適合成為候選人；另一撥則堅信，為了社會的長治久安，為了大家和小家的幸福，婦女們還是不要拋頭露面為妙。在他們看來，女人就不該擁有選舉權。
將女性處境定義為當下這種形態，讓男女都飽受折磨的罪魁禍首，是男性的法則，是男性為了自身利益而建立的社會。/small/sup
——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1986），法國哲學家
1793年婦女深度參與埃貝爾派之後，對女性的排擠變本加厲。為了粉碎忿激派/small/sup對更加激進的社會政策的呼籲，當時由山嶽派/small/sup主導的國民公會向女性埃貝爾派黨人開火，1793年10月剝奪了一項本已承認給女性的權利——結社權。一夕之間，法國女人，不管是不是埃貝爾派的，都不能自由結社了。督政府/small/sup時期，起因同樣是政治鬥爭（這回打擊的物件是山嶽派），在共和三年的芽月和牧月，即1795年4月和5月的幾場（婦女發揮了重要作用的）動亂之後，女性又失去了旁聽國民議會的權利，在街上超過五人的集會也不再被准許。那段時間，報紙上的厭女言論氾濫成災。想要從政的女人被描繪成歇斯底里的嗜血悍婦、被女性特有的憤怒所吞噬的殘暴女妖，是糟糕的母親、不合格的妻子、道德敗壞的壞女人。
面對這步步緊逼，婦女們當然做過抗爭。今天看來，她們似乎最應該集中爭取選舉權，多做些1791年奧蘭普·德古熱《女權宣言》之類的努力。然而，仔細看看當年的請願書和小冊子，我們會發現，法國大革命中婦女的頭號抗議物件居然是針對女性攜帶武器的禁令，申請持槍（以守護法國大革命）的請願比要求選舉權的要多得多。要理解這種現象，我們需要明白，武裝衛國遠不只是愛國舉動，更是對公民權的深刻訴求，對與男人平起平坐的深刻訴求。那時，與投票選舉相比，攜帶和使用武器是一種更加強烈的公民身份體認，尤其是在法國大革命的戰火越發凸顯了自衛的必要性之後。
可女性越是抗議，父權制下的男性特權就將壁壘砌得越高，斟酌詞句，炮製反對女權主義的論調。這一可悲的「遺產」，幾個世紀之後仍在流傳。
法國大革命的確意義非凡：第一次，有人對性別關係提出疑問；第一次，有人公開討論婦女的地位。儘管這一切都隨著女性被架空而結束，但我們不應忘記，這些問題一度被提上議程。光是這一點，已經相當不可思議了！大革命見證了婦女先輩們非凡的勇略，也是她們未竟的事業。
女權與女公民權
作為女權主義的先驅，奧蘭普·德古熱的《女權宣言》是最知名，也最常被提及和引用的文本之一。然而，這篇宣言最初發表時並沒有多少人知道，而且相比於當年的其他大多數女性革命者，奧蘭普·德古熱本人實際上相當特別。
奧蘭普·德古熱本名瑪麗·古茲，出身於法國外省的一個平民家庭。因喪夫（喪夫可是解放了那個時代的不少婦女）來到巴黎後，她開始嘗試寫作和演戲，獲得了一定的成功，很快在一個不錯的布林喬亞圈子裡站穩腳跟，她坦誠豁達的立場也獲得賞識。法國大革命初期，她和偏自由主義的開明保王黨走得很近，以女性權益的維護者自居。在政體方面，她支援自由主義的納稅投票君主制/small/sup，同時倡議廢除奴隸制，為有色人種爭取權益。《女權宣言》發表於1791年9月，題獻給王后瑪麗–安託瓦內特。在德古熱常常拜訪的那些自由派朋友中間，這篇文章小有名氣，但出了那個圈子就無人知曉了。原文最初似乎只印了區區五份，很快被人遺忘。到了19世紀40年代初，宣言中的幾個片段被人翻出來登在了報紙上，並被1848年的一份完全由女性運營的報紙《婦女之聲》引用。一直到1986年（沒想到吧！），伯努瓦特·格魯才將全文重新發表，從此確立了它作為法國女性主義標誌性奠基文本的地位。
從那時起，奧蘭普·德古熱就成了公認的偶像。事實上，法國大革命期間絕大多數女革命者來自平民階層，屬於無套褲黨/small/sup，親近山嶽派，甚至是埃貝爾派，總體立場偏社會民主，而奧蘭普比較溫和，是個親近自由主義的吉倫特派。相比於其他的激進派，奧蘭普的形象更容易被人接納。在當下右翼對社會民主革命的抨擊甚囂塵上的大背景下，找出幾個自由派的女英雄作為偶像，是不錯的一著棋……
是時候了。別再把我們看作卑屈的妻子、家養的寵物。
——共和與革命婦女公民協會對雅各賓派的宣言，1793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