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頭抗議的女人
看上去，經歷了國民議會的重擊，又遭遇了復辟期間（1815—1830）王權和教權的聯手絞殺，女權主義已經「粉身碎骨」，再無喘息之機。好在，到了1830年「七月革命」，女權主義又重現生機。19世紀的每一場革命都湧現出一大批衝鋒陷陣的英勇女性。沒什麼好驚訝的——要是沒有婦女，哪場革命能成事？沒有女人，守街壘的時候，誰來供應軍需？誰來給火槍上子彈？誰來照顧傷員？說起來，巴黎公社時期，就是女社員們單槍匹馬，守護著最後的路障。婦女們抓住每一次革命的契機來推進女權主義事業，然而每當保守的政治秩序重建，性別秩序就會發生倒退。就這樣，整個19世紀，女權主義運動潮起潮落，反反覆覆，每一次潮湧都波瀾壯闊。
可惜，婦女群體在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二月革命」以及1871年巴黎公社期間的貢獻卻無人知曉。一方面，書寫革命歷史的男性不會記得她們；另一方面，女權主義的故事往往避開這段激進流血的前史，只願追溯到19世紀末的「第一波」婦女參政論者，最多也就追認奧蘭普·德古熱為遙遠的前輩。大概，寫文章的女人總比打架的女人更討人喜歡，相比那些要維護勞工（不論男女）權利的婦女，只說要保護女性權益的女人也更好應付。是時候為這些被遺忘的女性先輩正名了。
事實上，婦女群體參與了19世紀的每一場起義和革命。社會習俗不允許女性上戰場，但走上前線的女人卻一次比一次多。「性別分工」依舊牢固，即便在前線，婦女也只能扮演「奶媽」和「七苦聖母」，不是負責供應軍需，就是在傷員的病床前悲泣。稍等一下，這並不是歷史的全貌。別忘了，街壘的對峙有兩個垂直的維度：一個是起義者與官兵之間的交火；另一個是來自兩翼建築物的輔助攻擊——鐵鍋、夜壺、小擺件等狂風暴雨般投向堵在路障前的軍隊。那麼猜猜看，這些東西是誰從視窗扔出去的呢？我仔細研究過七月王朝歷次起義中官兵的傷亡情況，我來告訴你：五樓飛出的平底鍋砸開的腦袋比子彈打中的更多。
一場革命的成敗不難衡量，只要看看女性的地位是否得到了快速提升就能判斷。
——安傑拉·戴維斯（1944—），美國學者、政治家
女戰士也越來越多。最出名的可能是巴黎公社時期的路易絲·米歇爾。1871年5月，她先後在納伊、克拉馬爾和伊西三處與敵人交火，之後又去巴黎各區守衛街壘。在克里尼昂古爾路一役中，她和兩名武裝社員孤軍奮戰，僅憑三人之力守住了街壘。她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子彈呼嘯，猶如夏日冰雹。」此外，皮加勒廣場的街壘也是50多名女社員在裝訂女工娜塔莉·勒梅爾的領導下守住的。
我自己的事，不用你來解放！
舊制度崩塌了，新世界亟待重建。後革命時代，婦女在這片有無限可能性的政治場上大展身手，為自己爭取結社權、遊行權、言論自由權，創辦專門面向女性的報紙，只刊載與女性相關的內容。1832年夏天，第一份完全由女性供稿的報紙《自由之女報：婦女的事業》誕生。除了女性議題，該報紙也關心社會議題。撰稿人署名不署姓，以此表明對夫姓的拒絕。其中，女工人佔了絕大多數，有不少是社會主義者、聖西門主義者和傅立葉主義者：蘇珊·瓦爾坎、德西蕾·韋雷、瑪麗–雷內·甘多爾是紡織女工；讓娜·德魯安曾是洗衣女工，後來轉做小學教師。在創刊號中，她們發出疾呼：「我們大聲呼喚，呼喚姐妹們加入我們，和我們一起去奪回我們在朝堂、廟宇和家庭中應得的地位。女性團結，就是我們的目標。」一年之後，聖西門主義者歐仁妮·尼布瓦耶在里昂創辦了《婦女參考》。由於缺乏資金支援，這幾份報紙都沒能發行太長時間。到了1848年「二月革命」，又有一批女性主義報紙順勢創辦。讓娜、歐仁妮與當時因結婚而改姓蓋伊的德西蕾再度聚首，創辦了《婦女之聲》。
她們組織了只向女性開放的俱樂部，全情投入，積極討論。讓娜·德魯安參加了1849年的普選。1848年「二月革命」之後，德西蕾·蓋伊參加了盧森堡委員會/small/sup，這個委員會盡管曇花一現，卻對勞工（包括女工）的權益有著深遠的意義。此外，她還主持過一個國家級婦女小組，旨在為失業女性提供工作。1849年年底，讓娜·德魯安又參與推動了一個旨在反抗資本家的、名為「博愛聯盟會」的勞工自治組織的創立。她是發起人之一，撰寫了宣言和章程，還是董事會成員。巴黎公社期間，兩位國際主義者娜塔莉·勒梅爾和伊麗莎白·德米特里夫建立了「保衛巴黎和照顧傷員婦女聯盟」，致力於追求男女平等，並與勞工委員會合作，推動工人組織的成立。婦女委員會則為自己設定了組織婦女就業與推動婦女受教育的目標。
我們的前輩，是巴黎公社時期縱火的女社員！
——法國標語，2020年3月7日
從1830年到1871年，每一場運動都在高聲表達19世紀女權主義者的訴求：從公民平等到婚姻平等，從離婚權、受教育權到工作權、同工同酬的權利、包括選舉權在內的政治權利，以及社會主義者對工人組織和社團的要求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女權主義者都是社會主義者，儘管在流派上有著細微分別：有的是聖西門派，有的是傅立葉派，後來又出現了國際主義者。不過，仔細想想也不奇怪，畢竟質疑性別不平等、反對婚姻制度、認為婚姻是壓迫女性的手段等，本就符合絕大多數社會主義者的觀點。聖西門曾在19世紀20年代倡導性別平等，並積極實踐：在聖西門主義的機構中，婦女能擔任領導職務並發表文章。傅立葉則在19世紀30年代設想過一個名為法倫斯泰爾的烏托邦社群，其中男女平等分擔工作和家務，都可以自由享受開放式性生活。
可惜好景不長。婦女們大聲疾呼了，可沒人來聽，更糟的是，很快就有人來讓她們閉嘴了。
高唱《馬賽曲》，遍植自由之林，投票選舉，在俱樂部高談闊論，留下老婆管家——這就是男人們的共和國的模樣。
——《婦女之聲》，1848年
從1830年到1848年，再到1871年，「七月革命」、「二月革命」和巴黎公社都沒能爭取到女性選舉權，離婚權也始終遙遙無期。其中巴黎公社略有進步，承認了女性的受教育權和婚姻自由，承諾照料未成年母親，打下了同工同酬的基礎，並取締了賣淫——認為那是一種「一部分人對其他人進行商業剝削的形式」。
更可悲的是，即使在革命如火如荼時，厭女的聲音依舊陰魂不散。1848年「二月革命」期間，就有人公開嘲諷女權主義者，稱其為「社會打醬油黨」「維蘇威火山婆子」「離不了婚的」。奧諾雷·杜米埃就是抹黑者之一。在他的筆下，婦女俱樂部就是一群醉酒的瘋婆子出來胡鬧，家裡亂七八糟，小孩餓肚子沒人管，哭鬧不休，做老公的則淪為笑柄。法國大革命期間形成的所有針對革命婦女的厭女刻板印象，比如歇斯底里、不修邊幅、沒有母性等，在這一時期都死灰復燃。他們把女權主義者的訴求胡亂改造，說她們要為男人安排一場「聖巴託羅繆慘案」/small/sup。此外，無政府主義的創始人蒲魯東的厭女症也不輕，曾發表過這樣令人倒胃的言論：「一個女人要麼是家庭主婦，要麼是高等妓女，不存在中間地帶。」
等到革命被鎮壓下去，反革命勢力上臺，女權主義又失去了活動空間，因為她們「違反了政治秩序和性別秩序」。……夠了，真是夠了！法國大革命之後的劇本再度上演。和1793年時一樣，1848年，當局一上來就剝奪了婦女的結社權。1848年六月起義之後，當局首先查封了婦女俱樂部，而留著男人們的沒管。1848年7月27日的法令回顧說，嚴格意義上來講，「婦女和兒童」（注意到他們是怎麼並列的嗎？）是不可能參加俱樂部或會議的。到1851年，連請願權都被剝奪。巴黎公社之後，針對女性的清算達到了巔峰。「縱火女」一詞被髮明出來，用來專指縱火的女社員——她們被當作巴黎大火的唯一責任人而追究，而真正第一個投出燃燒彈的凡爾賽士兵卻因此保全了名譽。
很難說法律對女社員是照顧還是歧視。的確，被免於起訴的女性遠比男性多，但被定罪的一百多名婦女遭到了更嚴厲的處罰：被審判的婦女中有13%被判處死刑，而男性的比例只有0.9%；13%的女性被判處強迫勞動，13%被投進大牢，而男性的比例分別只有2.3%和11%。
向每一個守住戰壕的女人致敬！
因此，每一次革命結束之後都會是一段漫長的女權主義低谷期。女權主義者受到多重壓制，因為她們是革命者，是社會主義者，是女人，條條都是罪名。為數不多的幾位女性，在重壓之下成功保住了鬥爭的火種，她們的名字不應該被忘記。向這些守住戰壕的女鬥士致敬！
弗洛拉·特里斯坦，社會主義者，社會調查家，婦女結社和國際主義的先驅，「婦女是無產者中的無產者」這句精闢的名言就出自她之口。
克萊爾·巴扎爾、克萊爾·德瑪爾（clairedémar，她的姓氏也可能寫作d’eymard或desmard，能確定的唯有她自稱「街壘之女」）、路易絲·克魯扎、歐仁妮·尼布瓦耶、波利娜·羅蘭、德西蕾·韋雷（夫姓蓋伊）和蘇珊·瓦爾坎，她們都是聖西門主義者，在七月王朝時期依舊為婦女和工人的權利寫作並請願。
作家喬治·桑，本名奧羅爾·杜班。她的政治立場較為溫和，文學成就極高，卻因其女權主義立場而被不公正地忽視。她更為知名的是挑戰性別秩序的方式：給自己一個聽上去像男性的假名，像男人一樣穿長褲，並擁有眾多情人。
國際主義者安德烈·萊奧（原名維克圖瓦·萊奧迪爾·貝拉），於1866年建立了婦女教育促進協會，1869年又建立了一個旨在維護公民權利的協會，同年還發表了《女性與道德：君主制還是自由》，一部被忽視的偉大女權主義著作。
瑪麗亞·德雷姆斯，首位加入共濟會這一厭女大本營的女性。她在1869年創辦了雜誌《女性權利》，並在其中告誡女性要「教育自我，實現自我。彼此團結，共同奮鬥」。
來講講道理：真的有人認為可以不靠女人成功革命嗎？80年了，革命還是沒有成功，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不少共和黨人是這麼想的：國王也好，上帝也罷，把他們打倒，老子自己坐上去才舒服。他們缺的不是別的，是女臣民啊！/small/sup
——安德烈·萊奧（1824—1900），法國記者、小說家
受教育的權利
爭取受教育權是婦女的一項重要鬥爭，也是最早取得成果的鬥爭之一。19世紀，許多爭取性別平等的女性活動家是教師，其中比較知名的幾位有讓娜·德魯安、波利娜·凱戈馬爾、路易絲·米歇爾、波利娜·羅蘭，以及後來的埃萊娜·布里翁。這些女教師沒花多長時間就緊密地團結起來，創立了各種聯誼會和同好會，又進一步組織起工會和研究小組。比如1903年，由瑪麗·介朗創立的女權主義教師社會研究小組，以及1907年誕生的女權主義高校聯合會。她們的工作在女權主義的傳播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她們中的很多人曾嘗試為女孩開辦學校或是為尚未接受公共教育的成年女性開設夜校。作為教師，她們都深刻地體會到男女在教育方面的不平等，也都意識到婦女的解放必須通過教育來完成——這是一條普遍真理。女教師們還領導了反對職業歧視的鬥爭，率先獲得了帶薪產假、養老金、同工同酬等工作權利，在女權鬥爭中走在前列。這些勝利最初只是惠及這一特定行業的女性，但同時為其他女性的權利鬥爭打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