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自17世紀以來，女童的教育一直沒有得到重視。女孩們被教導要做好妻子、好媽媽，要學習如何持家和舉辦沙龍，卻從來沒有接受過像樣的教育。到了啟蒙時代，也就是18世紀，終於有人開始對女性缺乏教育的現象發聲。第一個表示譴責的是孔多塞，伏爾泰和狄德羅也持同樣觀點。可是盧梭在他思考教育的皇皇鉅著《愛彌兒》中，卻只想到了男性的教育。在他看來，作為愛彌兒的未來伴侶，蘇菲不需要接受教育，她生來就是「為了服從男人，忍受男人的不公」，只要知道學習abc的字母書怎麼繡就夠了。
難道說，科學所積聚的理性之光，只能傳播給男性，女性就不需要嗎？
——爭取婦女解放協會標語，1848年3月16日
在法國大革命爆發前遞交的陳情書中，婦女明確提出要獲得受教育權。事實上，必須承認，法國大革命期間所提出的絕大部分有關基礎教育的計劃都著眼於兩性平等。不幸的是，這些計劃最後並沒有落實，女孩們依舊被小學和中學拒之門外（1833年的《基佐法案》只規定人口超過500人的市鎮必須為男童開設小學）。只有家庭條件優越的女孩才可以去修道院接受教育，接受陳腐的關於女性角色和義務的灌輸。
因此，19世紀的女性為女童爭取受教育權時，爭取的是一種解放的手段，正如她們一併要求為工人階級提供教育一樣。
1850年，《法魯法案》頒佈，規定人口超過800人的市鎮必須開設女子學校。1867年，《杜呂法案》進一步將開辦學校的人口門檻降低到500人。法制更新起到的效果立竿見影。1875年，有230萬名女童入學，僅比男童入學的人數（240萬）略低一些。不過，男孩和女孩在學校裡接受的是不同的教育：男生學的是度量衡，女生學的則是針線活兒。
於是一些女性行動起來，誓要衝破這扇緊閉的大門。1861年8月16日，朱莉–維克圖瓦·多比耶在37歲的年紀通過了中學畢業會考，成了第一個打破這項特權的女性。在此之前，只有男性才有權參加中學畢業會考，以至於多比耶考試時是在一個專門的考場裡寫卷子的。兩年後，又一位女性，埃瑪·舍尼，獲得了中學畢業文憑。很快，舍尼在1868年成了第一個獲得學士學位的女性，拿的是理學與數學學位，而多比耶則在1871年獲得了文學學士學位。據說，時任教育部部長朱爾·西蒙親自劃掉了學位證書上統一印製的「____先生」，代之以「____女士」。
還有一部分女性致力於為女同胞開辦學校，她們滿腔熱忱，感人至深。埃莉薩·勒莫尼耶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1862年5月，她創辦了婦女職業教育協會。同年10月1日，她在巴黎珍珠街9號租下一間工坊，為年輕女孩開設了第一所職業學校。頭十個月，只有80名女學生報名上課；兩個月之後就翻了近一倍，一年內接收了150人。學生越來越多，只好再開辦新的學校。到1890年，「勒莫尼耶學校」的數量達到了8所，培養了大約500名年輕女孩。
要麼就不搞，要搞，就搞女權主義革命。
——巴黎共和國廣場的塗鴉，2020年3月7日
19世紀晚期，女性教育受重視的程度有了顯著提高。1870年9月4日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成立後沒多久，兩任巴黎市長艾蒂安·阿拉戈和朱爾·費裡召集起一個聯合委員會，專門對當時的教育體系進行反思和改革。這個委員會混合了男女兩方的代表，上文提到的朱莉·多比耶和埃瑪·舍尼都是其成員，她們在捍衛女性的受教育權方面非常積極。巴黎公社期間，一個包含幾名女性成員的「新教育協會」向公社提出了多項計劃，不僅涉及課程設定的全面改革和教學方法的創新，也包括男女兩性的教育平等。兩位持共產主義和女權主義信仰的社員，安德烈·萊奧和安娜·雅克拉德都在教育委員會中任職。很快，巴黎的部分市區出現了為學齡女童開設的學校、為女工開設的工作坊，以及參照勒莫尼耶模式建立的職業學校，而且都不收學費。1871年5月21日，公社頒佈了男女教師同酬的法令。
1881—1882年頒佈的著名的《費裡法案》，在法律上確認男性和女性都需要接受義務教育，免費就讀公立的非教會學校。在此之前，1880年的《卡米耶·塞法案》已經為女孩們開啟了中學教育的大門。不過，這時教育的關鍵還是培養優秀的共和國女性繼承人。朱爾·費裡這樣說：「主教大人們對這一點心知肚明，即誰掌握了婦女，誰就掌握了一切。掌握婦女首先意味著掌握她的小孩，其次是掌握她的丈夫。科學需要把婦女爭取過來，不然她們就將屬於教會了。」這就不難理解，從小學到初中再到高中，男生和女生都是分開上學，課程設定也截然不同，女孩所學習的科目，比如家政、育兒法，一如既往地需要緊貼社會分配的角色。女高中生依然不得參加中學畢業會考，也沒有哲學課可以上，甚至連每週的課時都比男生少一些，理由是怕「累著青春期的女孩子們」……
同樣是在這個時期，波利娜·凱戈馬爾創立了幼兒園，倡導以遊戲、自由活動結合適當的刺激，以溫柔的關懷引導小男孩和小女孩全面發展。凱戈馬爾支援男女混合幼兒教育，她認為這是實現兩性平等的必要條件——為此，她受到了天主教徒的嚴厲譴責。從長遠來看，凱戈馬爾創立的法國式幼托體制也使得婦女解放成為可能，幫助一大批媽媽得以兼顧工作和母職（不過，波利娜·凱戈馬爾本人並不支援女性出去工作，她認為婦女的位置屬於家庭，而不是工廠）。
婦女們不懈奮鬥，衝破重重阻礙：1919年，女學生們有了自己的中學畢業會考；1924年，中學課程和畢業會考內容終於不再區分男女。大學和其他高等教育機構也相繼向女性敞開大門。進入20世紀後，由於校舍和師資資源的廣泛短缺以及其他具體的限制，男女混校作為一種務實的解決方案逐漸普及開來，在人們來得及對男女混校的益處（無論是教學上的還是社會上的）做充分論證之前，在現實層面成了必然趨勢。而國家教育系統真正意識到學校在促進性別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已經是20世紀80年代初的事了。具體工作要落實下去，還有不少艱難曲折。
1972年，巴黎綜合理工學院向女性開放的那一年，一位名叫安妮·肖皮內的年輕女子摘得了入學考試的第一名——她同時也是巴黎中央理工學院的第一名和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第二名！你覺得記者會問她些什麼問題呢？「你喜歡照鏡子嗎？」「你喜歡購物嗎？」當然少不了要替她擔心：「你不怕別人把你當成怪物嗎？」肖皮內的回答簡潔明瞭：「我只是盡力而為罷了，畢竟每年總要有一個第一名。」真是一記響亮的耳光！
路易絲·米歇爾的女權主義論述摘選/small/sup
平等
女權主義的事業不能與人權鬥爭的事業主動割裂，而應加入偉大的革命軍隊，共同抗爭。……零星幾聲怒吼不是我們想要的，我們呼喚的正義只有通過武力才能實現，我們要追求的，是全體人民行動起來，解放所有的奴隸。至於這「奴隸」叫無產者還是婦女，則無關緊要。
奴隸是無產者，奴隸中的奴隸是無產者的妻子。……在這該死的社會上，到處都有人在受苦，但沒有哪一種苦比得上女人的苦……
女權問題與人權問題不可分割，在當下更是如此：如今女人和牲畜沒有任何區別，同樣任人宰割，供人營利。我們婦女的地位不是求來的，而應該是奪來的……
如果性別平等能得到承認，那將是對人類愚蠢行為的一大修正。在那之前，女人始終是——如老莫里哀所言——男人碗裡的濃湯。看看強勢的性別是怎麼恭維我們以顯示自己的尊貴的：女性，美之性。嗚呼，我們說要對這種力量伸張正義已經太久了，心懷不滿的人只多不少，可我們只是佔據了鬥爭的位置，卻沒有進一步的行動。這樣下去，我們會一直協商到世界末日！就我本人而言，同志們，我一點兒也不想做男人的「濃湯」，所以我離開了，像我這樣的「卑鄙小人」不是少數，我們都不願再做愷撒的奴隸了。
共和國最頑強的戰士們，抗擊入侵，守衛祖國，宛如守護自由的曙光，其中不乏大量的婦女。他們想把婦女變成一個卑微的種姓，用事件壓迫她們，用強力完成選擇。這如意算盤打得真好，可從來沒有徵求過我們的意見，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也不打算徵求任何人的意見。在明日之世界，每個人都將各得其所，團結在人性的自由之下。
教育
讓小女孩在愚昧中長大，故意解除她們的武裝，這樣她們才更容易受騙：這就是他們的如意算盤。打個比方，這就像把你扔進水裡，事先又不讓你學游泳，甚至還要把你的手腳捆起來……
英國人培育牲畜，然後屠宰；文明人則讓年輕女孩子準備好受騙。真的被騙了，又會被視作一種罪行，而引誘者幾乎為此獲得榮譽。當羊群中出現害群之馬，那該是多麼大的醜聞啊！如果羔羊不願意再任人宰割，你們要怎麼辦？……
有時，羔羊也會化身為獅子、老虎、大章魚。
盧森堡委員會：1848年「二月革命」後，在工人要求成立勞動部的壓力下，臨時政府成立了一個由工人和企業家代表組成的委員會，由路易·勃朗主持，職責是對勞工和廠主的爭執進行仲裁。這個委員會成立不久後，即遭臨時政府解散。
聖巴託羅繆慘案：法國曆史上一場著名的大屠殺事件，因發生於1572年8月23日夜至次日凌晨，24日為聖巴託羅繆節，故名。當時天主教徒與新教徒胡格諾派關係劍拔弩張，8月24日，借波旁家族亨利的婚禮，胡格諾派重要人物集聚巴黎之機，天主教派發動突然襲擊，殺死胡格諾派信徒3000多人，從而引發聖巴託羅繆慘案。
這段話出自《社會戰爭》（1871）。
摘自路易絲·米歇爾的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