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不是一下子殺死女人的，而是一點點來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紀念碑上，犧牲者的名字一眼望不到頭，找不到一個女人的名字。勝利大閱兵中，士兵的隊伍一眼望不到頭，找不到一個女人。沒有什麼比戰爭歷史的書寫更男性化了。然而，女人也是戰爭的參與者和受害者。
誠然，前線是男人的天下，但這是因為婦女從來就沒被納入過考慮範圍，儘管有不少女人極力要求上陣殺敵。而且事實上，戰場上並非沒有女人。除了護士，還有大量的軍妓。她們可能沒有直接去戰壕，但同樣頂著槍林彈雨，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一戰」中在戰場上陣亡的護士佔10%。戰地的醫療強調爭分奪秒，截肢等手術需要大量的護士。可笑的是，女醫生卻沒有上戰場的資格。著名的瑪麗·居里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她獲准去往前線時，帶上了自己發明的配有透視裝置的醫療車，和她的女技師團隊一起拯救了眾多士兵，使他們免於被截肢。此外，由於總參謀部嚴令禁止妻子或女友探視，廣大士兵還不能「閒著」，官方開辦的軍妓院應運而生。《當瑪德隆……》裡那位步伐輕快、善解人意的「女招待」瑪德隆，屬於少數幾個因戰爭而「出名」的女人。這首歌在軍區的劇院廣為流傳，為它的作者贏來了榮譽軍團勳章。與此同時，卻沒有人記得那些辛苦工作，讓將士們好好休息的女人……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軍隊中女性的比例有所提升，不過擁有正式女兵編制的只有法國紅軍。自由法國的部隊中只有430名婦女，僅佔全部58573人中的0.74%。其中就有空軍部隊的約瑟芬·貝克少尉，為數不多的以軍人身份獲得榮譽軍團勳章的女性之一。絕大多數女性分到的是救護工作，是護士而不是戰士。順便一提，這400多名女兵最開始被稱作「法國志願軍女性部隊」，由於法語的corpsféminin（「女性部隊」）也可以理解為「女人的身體」，這個名字引來了一大批下流笑話，最後只好改叫「法國志願軍部隊」。不用說，服役期間不準穿絲襪、塗指甲油。她們的制服也成了爭論不休的焦點，有觀點認為應該儘可能消除女兵的性別特徵，不能讓她們看起來太性感。沒有一個女兵摸過槍。在海峽的另一邊，英國在徵募婦女參軍方面更為積極，但同樣沒有讓女人上戰場。
到了抵抗運動時期，婦女的困境與戰時相比有了一絲鬆動。性別化的角色分工依舊存在，婦女們接觸到的大多是提供情報，以及藏匿、傳送資訊、保證供給等後勤工作……人們很快意識到，一個俏麗的女孩子可以比她的男伴更輕鬆地騎腳踏車通過關卡，年輕媽媽的嬰兒車也是夾帶秘密小冊子的好地方。與此同時，也有不少真正的女戰士和領導抵抗組織的婦女。比如貝爾蒂·阿爾布雷希特，她與亨利·弗勒奈共同創立了小組「戰鬥」，最後被德國人折磨至死。再比如瑪麗–馬德萊娜·富爾卡德，她是抵抗小組「聯盟」（又名「挪亞方舟」）的領導者。此外，還有法國共產黨人達妮埃爾·卡薩諾瓦（死於奧斯威辛）和歷史教師露西·奧布拉克。
誰在統治世界？女孩子！
——碧昂斯（1981—），美國音樂人，2011年
絕大多數婦女與戰場無緣，卻無法免於戰爭之苦。「大後方」出現的種種問題，都是女人衝在最前面去解決。由於食物和燃料短缺，保證日常用度就成了一項費時又費力的工作，基本都是女人在做。她們需要大清早去煤店門口排隊，等上好幾個小時，動用手裡所有的人脈關係，走投無路的時候，甚至去小偷小摸——大量的女性偷竊案導致戰時女囚犯人數激增。生活成本的上漲讓婦女的境況雪上加霜。男人都出去打仗（「二戰」期間多被俘虜），家裡少了一份薪水，收入一落千丈，給軍屬的津貼只是杯水車薪。順便一提，由於這時家庭賬戶不得不交給女人管理，這項被1804年《法國民法典》剝奪的民事行為能力終於交還到婦女手中，她們總算可以自由支配家庭的銀行賬戶了——但要慶祝勝利，還為時過早！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所有的參戰國都有女性遭到強姦。針對這一現象的研究清晰地表明絕大多數武裝衝突都伴隨著對女性的強姦。戰爭鬆動了和平時期的禁忌。與此同時，存在著一種罪不當罰的心態，這和軍人的身份有關，也和戰時強姦大多是團體作案有關。諸如輪姦這種共同經歷，能加倍團結此類男性小團體，並在他們內部進一步激發陽剛之氣。還有一種常見的心理，就是通過強姦敵人的妻子來達到征服和羞辱的目的。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戰時強姦才被定義為違反人性的罪行。
婦女在戰爭期間經歷了大規模的動員。總的來說，婦女是「自願」投入戰爭的，儘管她們從未主動要求遭受那些深重的苦難。此外，當時也不乏對女性的強烈呼籲。1914年8月，「一戰」爆發後，時任總理勒內·維維亞尼向全國婦女喊話說：「起來！法國女人！讓男人上戰場，換你們來工作！」女同胞們，到工廠去！到田地裡去！
然而，不論是軍隊裡的護士和軍妓（一天接待的軍人數以百計）還是後方的工廠女工，女性的工作條件都糟糕得可怕。女權主義記者瑪塞勒·卡皮曾在《婦女之聲》上描寫軍工廠冶金女工的工作環境：「她抓起炮彈，把它搬到上半部分已經抬高的裝置上。放好炮彈後再把這部分放下來，多方檢查。最後鬆開鐘形罩，拿起炮彈移到左手邊。每枚炮彈重達7公斤。正常情況下，一名女工一天要處理2500枚炮彈。由於每枚炮彈都要搬兩次，她一天要搬運的重量重達35000公斤。」她們都是站著上班，一站就是10到14個小時，不分白天黑夜，一週七天沒有休息——勞動法已經不管用，一切為了戰爭。女工們呼吸著有毒的煙霧，毫無防護地接觸腐蝕性物質，操作危險的切割機器。她們拿到的薪水，卻只有相同職位男性的一半。
婦女在戰爭中的動員並沒有得到應有的記錄。通用的稱謂完全沒能反映她們的貢獻。製造炮彈的女工被稱作「造軍火的小姑娘」，縫製軍裝的則被稱作「小裁縫」。女人口中的「另一條戰線」、「工作的前線」和「大後方的女戰士」，從來沒有聽男人提起過。
無論如何，戰爭讓女性第一次接觸到不少一度由男性壟斷的職業，這的確算是一種解放。舊有的性別分工由此打破，因為與傳統意義上的女性崗位相比，這些職業通常要求更高，報酬也更多。
於是，新一輪的女性鬥爭開始了。
婦女的鬥爭之路！
婦女第一次組織罷工是在1917年5月。當時，巴黎珍妮服裝廠的「小裁縫」高呼口號，爭取「週六加班全額工資」和「每天一法郎的生活津貼」。一開始，沒有人把她們當回事，覺得不過是一群「可愛」的女工在搞一些「和氣」的抗議。可沒過多久，從打字員到橡膠廠女工，從銀行職員到費利克斯·波坦連鎖雜貨店的女店員，都紛紛加入進來，人們開始慌了神。直到5月29日，罷工蔓延到了軍工廠，這場運動出現了轉折點。比揚古的女工第一個響應，雷諾工廠的卡車、坦克生產被迫暫停，然後是雪鐵龍的炮彈廠宣佈停工。當局擔心這樣下去會危及戰爭程式，於是召集僱主和女工的雙方代表來協商解決方案。
關老孃屁事？老孃只想要雙休。
關老孃屁事？老孃只想要20蘇/small/sup！
——「小裁縫」之歌，1917年
老闆們最終讓步，同意給女工漲工資（然而和同一職位的男性相比，女性的工資依然要低20%）。政府也通過了一項法律，將「英式週末」確定下來，規定週六和週日都是帶薪休假日。1916年4月，婦女勞動委員會在主管炮兵和軍需的國務秘書阿爾貝·托馬的推動下誕生，頒佈了一系列旨在進一步規範婦女工作環境的法規，其中格外限定了孕期婦女和新生兒母親的工作條件。1917年8月關於母乳餵養室的法令可能最具有代表性，兼顧了工業生產和兒童撫養這兩個與國家未來密切相關的目標。
儘管絕大多數女權主義者都接受了1914年的神聖聯盟/small/sup，追隨政府共同抗擊外敵，但她們在和平主義運動中依然發揮了重要作用。圍繞著德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克拉拉·蔡特金，法國女社會黨人在伯爾尼組織了一次國際會議，呼籲立即實現和平。國際婦女爭取永久和平委員會法國分部也在巴黎成立，由加布麗埃勒·迪謝納領導。1917年11月，工會成員、女權主義教師埃萊娜·布里翁，因撰寫和平主義的小冊子而被監禁。
作為一個女權主義者，我與戰爭為敵。戰爭是暴力的凱旋，而女權主義的凱旋只能通過道德力量和知識價值來實現。/small/sup
——埃萊娜·布里翁（1882—1962），法國教師、和平主義者、女權主義者
接下來的這一點與法國女權主義史無關，但值得銘記。1917年3月8日（俄國儒略曆2月23日），彼得格勒的婦女們走上街頭，要求得到麵包和選舉權，要求歸還她們被派往前線的丈夫。這次大規模的和平示威引發了一場全面起義，在幾天之內掀翻了沙皇的統治。3月8日就這樣從共產主義國家走向了全世界，成了國際婦女權利紀念日。始終應當記得，3月8日，是婦女走上街頭革命的第一天。
女人並非只是戰爭中的家僕
標題出自著名自由派女記者塞韋裡娜於1919年說過的一句話。醜話說在前頭：接下來這幾頁紙所記錄的，不過是一長串開倒車行為的開端，性別秩序再度固化，對婦女貢獻的抹殺愈演愈烈。
我們先從屈指可數的幾個小心翼翼的「進步」說起吧。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婦女獲得了選舉權——對不起，沒說清楚，是其他國家的婦女獲得了選舉權，法國女人還需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然後，值得注意的是，從1919年起，女孩子可以參加中學畢業會考了，國家級和學院級的護理文憑也開始向女性開放（讓女人去當護士起碼還有點用）。最後，1945年6月28日在香榭麗舍大街進行的勝利大遊行有女性參加，1944年7月26日的一項法令確認要在法國軍隊中設定女兵部隊。
不好意思，好訊息到此為止了。
婦女在戰爭中發揮的作用遭到了全方位的抹殺，沒有一個領域例外。國家記憶只考慮男性軍人，對女英雄和女性受害者則一概隻字不提。至於陣亡將士紀念碑，就更沒有女人的份兒了。「二戰」結束後，法國共頒發了1000多枚解放勳章以表彰抵抗運動中的傑出代表，而在這1000多名「戰友」中，只有6個女人。1944年，一份想要向婦女致敬的報紙這樣寫道：「她們在大後方守住了她們應有的位置，就是做一個好媽媽、好姐妹、好妻子。」
此外，還存在專門針對女性的報復行為。1944年解放後，各地有大量的婦女被當眾剃頭。法國的情形尤為嚴重。過去認為約有2萬名女性遭此暴行，現在的統計認為應該不止這個數字。他們以清算的名義對女人進行公開的羞辱，不經審判和調查；扒掉她們的衣服，剃掉她們的長髮，迫令她們遊街示眾。她們的罪名是所謂的「通敵」，與德國士兵發生性關係——難道男性就可以撇得一乾二淨，從來不曾以別的方式與敵人「合作」？暗中進行非法買賣、舉報，都是男人的拿手好戲。這樣的行為，除了確證男人對女人及其身體的掌控，還有什麼意義？
在家庭內部，男人的迴歸意味著一度有希望獲得解放的妻子也不得不一同「重回正軌」。《法國民法典》恢復生效，前文提到的賦予女性的民事行為能力再度被撤回。事實上，婦女在戰爭期間大放異彩，部分造成了男子氣概的危機：男人們覺得自己被耍了，覺得女人們趁他們不在的時候搶走了原屬於他們的工作崗位和公共空間。所有相關研究均顯示，「一戰」結束之後的幾個月，家庭暴力現象出現了明顯反彈。復員軍人因（沒有證據支援的）通姦殺害妻子的案件屢見不鮮，反映出當時的普遍焦慮，而他們最後幾乎都是無罪釋放。同樣的現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再度出現。
那時，人們不懲罰真正有罪的人，而讓姑娘們當替罪羊。她們遭遇不公正的對待，甚至被當眾剃頭。/small/sup
——保羅·艾呂雅（1895—1952），法國詩人
男性軍人的復員也意味著女人的「復員」——迴歸家庭。對女性勞動者的遣散迅速而殘酷，不過婦女對此不是沒有心理準備。早在戰爭還沒結束時，工會就已經對女性參加工作表達過憂慮。「無論戰爭結果如何，婦女對工人階級的就業都已經構成嚴重的威脅。從前線歸來的男人們將不得不面臨與女工的新一輪戰鬥。到那時，她們已經掌握了一定的工作技能，在薪酬方面也有競爭優勢。」1916年12月，時任法國總工會冶金部秘書的阿方斯·梅里海姆如是說。
1918年11月，時任軍備部長盧舍爾向軍工廠女工開出條件，以一個月的工資換她們立刻主動離職。工會是沒法指望的——1918年，法國總工會在大會上重申婦女應當「迴歸家庭，那是她們應該待的地方」，原話是「這符合婦女解放的理念」。到了1945年6月，情況沒有絲毫改善。英國雜誌《大西洋月刊》大標題高呼：「讓我們擺脫女人吧！」
另外，戰爭導致的高死亡率使得戰後的人口焦慮尤為嚴重。增加人口成了國家的當務之急。來吧，姑娘們，讓我們加把勁兒努力造人！1921—1924年，避孕、墮胎一律禁止，倡導限制人口增長的新馬爾薩斯主義宣傳也消失得乾乾淨淨。反墮胎運動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二戰」結束之後。
「他死後能上天堂，卻無人為我立碑/我不過是無名戰士的妻子。」「一戰」之後，法國的每個市鎮都立起了官方的戰爭紀念碑以紀念死者。然而在這些紀念碑上，能找到的女性形象只有具象化的祖國母親、勝利女神，或者象徵法蘭西的瑪麗安娜。唯一一座向法國婦女「真人」致敬的紀念碑位於克勒茲省的拉佛瑞迪唐普勒，刻著這樣的銘文：「埃瑪·比雅代，因悲傷過度而死。」這幾個字也不是輕易就能有的。比雅代夫人在戰爭中失去了三個兒子，更重要的是，比雅代先生是一個在巴黎發了財的克勒茲人，是他向市政府提議要出資修建紀念碑的，條件就是要刻上他妻子的名字。這樣的提議讓人沒法拒絕，市議會很快就通過了。
然而，紀念碑上「埃瑪·比雅代」幾個字惹怒了一個叫費利克斯·迪布勒伊的人。他是克勒茲省退伍軍人協會的主席。迪布勒伊給市長寫信，很嚴厲地說：「本該獻給那些為了法蘭西（這三個字下面畫了三條著重線）死去的孩子的紀念碑上，出現了一個女人的名字。這在退伍老兵中間引起了不小的騷動。」接下來的話稍微客氣一些，但依舊不容置疑：「儘管這位可敬的女士身上可能有著諸多優秀的品質，我依然不認為她配得上這樣光榮的稱號。」市長沒有動搖。
直到1955年，皮埃爾豐鎮才立了第一座致敬護士的紀念碑。2000年，凡爾登市建了一座獻給婦女的紀念碑。2018年，圖爾市死者紀念碑的名單補上了護士瑪塞勒·盧瓦的名字。
鉚工羅茜
你肯定見過她，這位鉚工羅茜。本書的封面設計師弗雷德·索查德就是在向她致敬。她戴著紅底白波點的頭巾，穿著藍色工裝，擼起袖子展示她飽滿的肱二頭肌，拳頭緊握（我一度以為她是在做一個很淫穢的手勢/small/sup），下面有幾個大字：「我們能做到！」「鉚工羅茜」的形象已經成為女權主義運動的象徵，被無數次重複、模仿和改造。在2019—2020年的抗議養老金改革運動中，許許多多的「羅茜」結隊遊行，抗議新法案對婦女權益的侵害。誰能想到，如今這麼有影響力的羅茜，最早是1942年美國西屋電器公司一張海報上的人物呢？
當時，西屋公司的老闆委託j.霍華德·米勒設計一張海報供公司內部使用。「我們能做到！」的標語原本是資方和政府的號令，沒有絲毫女權主義色彩。因為工資標準非常低，女工也都是大規模招募來的，工作條件相當糟糕，領導層擔心罷工會威脅到公司。由米勒設計的同系列其他海報也是這種風格，充分體現出西屋公司老闆的家長式做派。至於海報上女工的原型，則來自米勒在報紙上看到的一張照片，拍的是加利福尼亞某航空基地的娜奧米·帕克·弗雷利。弗雷利本人對海報繪製一事一無所知。
這張海報製作出來之後，只在1942年2月展出了兩個星期，本該很快化作歷史的塵煙被人遺忘。可是1943年5月，《星期六晚報》的封面又刊出了諾曼·洛克威爾畫的「鉚工羅茜」。和之前那幅不完全一樣，模特從娜奧米·帕克·弗雷利換成了瑪麗·多伊爾·基夫，但都穿著藍色工裝，手臂扣起（區別在於，米勒版的女工堅定地握著拳頭，而洛克威爾版的手裡拿著一個三明治）。洛克威爾這一版裡，畫中女工腳踩《我的奮鬥》，膝上放著一把巨型鉚釘槍。工具旁邊，午餐盒暗示了她的名字——羅茜。這個名字的靈感很可能來自「四個流浪者」樂隊，他們有一首歌叫作《鉚工羅茜》。此外——讓我們完成對這一形象的考古——《星期六晚報》版「羅茜」的造型也可能受到了西斯廷教堂壁畫中以賽亞先知形象的啟發。總之，「羅茜」從此成了美國兵工廠女工們共通的名字。她們被大規模動員參加工作，又在戰爭結束後被迅速遣返回家。1945年，不幸失業的「羅茜」佔到了80%。
在此期間，最初版本的「羅茜」，也就是米勒那一版，逐漸被人遺忘。
直到後來，新的轉折出現。1982年，《華盛頓郵報》為一期有關愛國主義藝術的專題組稿，把「羅茜」從檔案室裡翻了出來。女權主義者很快看到了「羅茜」的可貴之處，她迅速從美國走向全世界，成了如今女權主義運動的標誌性形象。「羅茜」的命運還真是一波三折！
話說回來，女權主義運動的關鍵日期「三月八日」、標誌性形象「鉚工羅茜」以及著名口號「我們能做到！」，全都源於兩次世界大戰，這或許並非巧合！
無名戰士的妻子
他出發赴死，
微風拂過臉龐，
宛如一絲微笑
輕輕滑過嘴角。
他的妻子不用離開，
她在家中慢慢死去。
留下的只有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