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從未放棄參與勞動！
好的，準備好聽我們再大聲說一遍，事實是：女性從來沒有閒著，女性一直在勞動！
說出來好多了。廣泛存在著一種根深蒂固的迷思，覺得婦女參加勞動是「一戰」之後才開始的。根本不是這樣。不僅如此，女性並不是一幫大懶蟲，等到男人上前線才被逼著去幹活。聽好了，婦女很久之前就開始勞動了，而且一直在作為勞動者爭取自己的權利：和所有勞動者一樣的權利，和男性勞動者平等的權利以及尊重女性特殊性（比如女人會懷孕）的權利。對於女權主義者來說，勞動是一項權利，也是獨立和尊嚴之源。
女性的勞動和男性的勞動從來就沒有被一視同仁過。就說農民、商人、手藝人的妻子吧，她們從未被算作「女性勞動者」：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人口普查登記表上有一項是「無業」，最多寫成「家庭援助」。說到農婦，她們直到1980年才有了「合作耕作者」的身份。更不用提在各行各業普遍存在的薪酬不平等了，女人和男人幹著一樣的活，付出了同等的勞動時間，卻一直拿著比男人低的薪水。還記得19世紀初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的說辭嗎？他們給出的理由是，男人拿到的報酬是一份「家庭薪金」（胡說八道！當時的薪資水平那麼低），而女人拿到的只是簡單的「補充薪金」。沒錯，1803年經濟學家讓–巴蒂斯特·賽白紙黑字就是這樣寫的。當時沒有結婚組建家庭的人，拿著可憐的薪水，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可以想見。最後，別忘了《法國民法典》的規定：妻子需要丈夫的許可才能出去找工作，且薪水歸丈夫支配——畢竟在1967年之前，婦女都沒法獨立在銀行擁有個人賬戶。
同工同酬！
——從巴黎公社時期到今天始終如一的口號
女性一直在勞動，但職業上的性別分工一直存在。男人們得到了更為珍貴的原材料（比如木材、金屬），以及更為「尊貴」的行當（比如煉鋼、冶金）；女人們分到的工作則是農產品加工和紡織——關乎吃的、穿的和女人家的東西。男的當醫生，女的做護士；男的當產科醫生，女的做助產士。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性別分工和職業等級化，是因為女性的能力被「自然化」，也就是說，女性的能力被認為是「天生的」——女人被認為天生更善於看顧小孩，更善於照料老弱病殘，更善於打掃衛生，更善於在酒店整理床鋪。這種「自然化」讓女性被限制在這些工作當中，同時讓她們無法獲得職業資格認證（如何評定一種「天生的」技能呢？），因此也就沒法拿到更高的薪水。要求最高、報酬最多的工作，都留給了男性。有人說根本原因是男性比女性更強壯、更有體力。這個觀點根本站不住腳：因為有些女性比男性更強壯，而且機械化時代早就不唯體力論了。然而男人可以按日結算工資，婦女長久以來卻只能拿計件工資——要知道，按件計酬意味著沒有止境的連續工作和非人的工作強度。直到如今，很多大型酒店的女職員工資依然是按房間而非工作日計算的。人事管理崗位上也都是男性：就連女工工廠裡的工頭都是男的，而且只能是男的，因為培養行業管理者的學校從來不向女性開放。出現經濟危機時，首先開掉誰？女人。工資折半，沒有養老保險的兼職工作，都是誰在做？女人。直到20世紀初，懷孕的女員工還必須在崗位上堅守到生產為止。孩子生出來，家裡多了一張嘴要吃飯，但媽媽能否迴歸崗位卻是未知的。這鍋「大雜燴」還少了關鍵的一味：長久以來，被消聲、被默許的各種形式的性暴力。直到1992年，職場性騷擾才被定罪。最後的「點睛之筆」：女人都是「一日雙班」/small/sup，下班回家之後，還有另外一份工作等著她——做飯，收拾家，照顧小孩……
需要趕快解決的不是家庭主婦，而是性別歧視！
——巴黎標語，2011年5月
女性勞動者的維權鬥爭
女性勞動者不是沒有鬥爭過，但絕非易事。畢竟工人運動從來就沒打算拉她們入夥，有時甚至和她們對著幹。「男主外，女主內」一直是工會等工人組織的敘事模式。這些組織聲稱男性之所以可以拿到更高的工資，是因為這筆錢是給家庭的——哎喲，工會居然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想到一塊兒去了，真是難得。它們始終以維護法國男性勞動者的利益為己任，把想要就業的女性及外國人視為不正當的競爭對手（因為這些人的薪資更低），動不動就橫加痛斥，甚至給她們安上莫須有的罪名，誣陷她們是罷工運動的內奸。1866年，國際工人協會（後來稱「第一國際」）法國支部明確表示反對婦女參加勞動。1876年，工人代表大會重申這一觀點，認為「女人天生的位置就是待在家裡」。少部分人倒是樂於承認男女平等，但總能找到理由無限期推遲實際行動——平等問題的確亟待解決，但還是先集中精力打倒資本主義，解放全人類吧！因此，婦女始終沒能像男性勞動者那樣組建強有力的工會，導致她們更加孤立無援，面對僱主時難以保障自己的權利。
婦女想要爭取的首先是工作權。歷史上，女權主義運動一直將工作視作婦女解放的關鍵一環來重點爭取。相比待在家裡，獨自面對貧困無法脫身，工作提供了通往經濟獨立的可能路徑。但是要真正實現解放，單參與勞動而不改革勞動是萬萬行不通的：如果沒有應得的工資，女性勞動者仍舊會受困於男權的統治。這是一場耗時良久的鬥爭。
1848年，女工們在「二月革命」的白熱化階段奪得了和男性工人同等的權利，包括有權加入為失業者提供崗位的國家工廠，有權在盧森堡委員會中擁有代表席。然而從同年6月起，自由主義的全面倒退讓她們遭受痛擊。婦女罷工在各地如雨後春筍般接二連三地湧現出來。1831年，里昂絲綢工人罷工事件標誌著法國工人運動的誕生。勞動婦女的鬥爭史同樣始於里昂的絲綢產業：1869年，當地的捻絲女工堅持了一個月的罷工，要求僱主提高工資，同時縮短工時。最後只有第二個訴求得以實現。1905年，同樣是要求漲工資、減工時，維濟耶紡織廠的女工在露西·博的領導下發起罷工。這次罷工之所以廣為人知，是因為露西·博就此留下了一篇精彩的文章，收錄在歷史學家米歇爾·佩羅的著作《女工的憂傷》一書中，之後又被熱拉爾·莫爾迪亞搬上大銀幕。類似的鬥爭還有很多：1905年利摩日瓷器廠女工為抗議工頭性侵犯罷工；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小裁縫」和「造軍火的小姑娘」接連罷工，最終爭取到了週末雙休、生活津貼和同工同酬（詳見第六章）；還有「沙丁魚頭」/small/sup罷工事件，即約瑟芬·龐加萊（順便一提，她是1925年第一批當選市議會議員的女性之一）領導的杜瓦訥內市沙丁魚罐頭廠女工罷工。
1936年5月到6月發生了一連串大罷工，在此期間，婦女們和男性工人一同佔領了工廠，雖然她們很快又被打發回家做飯，以免在工廠駐守的男性工友們餓肚子。罷工結果：《馬提尼翁協議》和之後的一系列集體協議都沒有涉及男女同工同酬的問題。/small/sup
勞動婦女想要的不再是有組織的施捨，而是工作能得到合理的報酬。
——《婦女之聲》，1848年4月14日
到了20世紀下半葉，勞動婦女的罷工依舊接連不斷。大多數罷工都出於明確的訴求，比如1976年的家紡業大罷工以及1978年下諾曼底大區家電工廠「萬能」（moulinex）的大罷工，都和工資水平過低有關。少數是為了表達對某事的抵制，比如2012年「蕾雅碧」（lejaby）紡織廠女工抗議工廠搬遷的罷工。部分罷工伴隨著女工自治的種種探索。1973年6月，貝桑松的厲溥鐘錶公司發生了後來廣為人知的大罷工，提出標誌性的口號：「活我們自己幹，產品我們自己賣，工錢我們自己付！」同年8月，瑟里宰鎮庫索工廠也發生了一次罷工，只是沒那麼出名。起因是一名女性工會代表遭解僱，引發50多名女工決定自治管理，另設一個自己的車間生產「普利牌」（pil）襯衫，向厲溥鐘錶公司一同鬥爭的工人姐妹致敬。服務業的女性勞動者罷工也越發頻繁，特別是護士（如1988年）和助產士（如2013年）。近幾年，在清潔行業（如新型清潔公司歐奈特）和大型酒店工作的少數族裔婦女組織了多場罷工，很多也取得了勝利。然而，在波瀾壯闊的工人運動史中，上述婦女罷工卻常常被隱去不提。與更廣義的勞動史一樣，工人運動的故事也是從男性角度書寫的。
我們不是修女，不是女僕，不是傻瓜。
——護士罷工口號，1988年
在同工不同酬、工作環境惡劣等傳統議題之外，女性勞動者的鬥爭也在不斷擴充套件，容納新的訴求，比如「一日雙班」問題，以及女性因職業生涯不連續，在養老金計算中處於不利地位的問題。此外，職業女性常見的「玻璃天花板」問題，護士、助產士等「女性色彩強烈的」職業資格認證和專業化問題，職業名稱的性別包容性問題，都值得討論。最近，「創業型女權主義」成了一股新風潮。可我們不應忘記蘇珊·阿斯科埃1979年點破的事實，至今仍舊振聾發聵：「好幾代的家庭婦女犧牲了自己，是為了讓同時代的其他女效能完成解放，在社會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地鐵、工作與搖籃
母親是所有女性勞動者中享有最多權利的一個群體，這是因為就像資方需要女性工作一樣，國家也需要女性生孩子。不過19世紀時還不是這樣。那時既不存在產假，也不可能因為生孩子就給女工調整崗位，什麼保障都沒有。但即便如此，出生率還是一度居高不下，因為工人家庭指望養兒防老，在社會保障完全空缺的年代，只能多生小孩，讓他們儘早掙錢養家。這一現象隨著童工的廢除而告終。一夕之間，工人家庭受到馬爾薩斯主義的影響，不再積極地生育小孩。不妙啊！這可不是好兆頭。生育率一跌再跌，該怎麼辦？從1909年起，一項法令賦予婦女8周的無薪產假，保障其重回崗位的權利，但僅此而已。落到現實中，只有極少數勞動婦女能真正享受產假（女教師在1910年獲得了享受帶薪產假的福利）。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婦女既要去工廠勞動，支援戰爭，也要提高生育率以彌補戰爭造成的人口流失。孕婦和年輕母親的勞動保護於是成了一種必然。1917年出臺的一項法令要求工廠設定母嬰室，並調整孕期和哺乳期婦女的工作時間。1925年，《史特勞斯法案》重新調整了產假的分配，但能享受產假的婦女依舊寥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媽媽們才有權享受產前6周、產後8周的帶津貼假期。1968年之前，津貼以半薪為標準按日累積；1968年之後轉為全薪。計算婦女的養老金時，生育子女的數量、產假、育兒以及其他因素所導致的職業生涯暫停也逐漸被納入考量範圍。
勇敢的約瑟芬
來，聽我講講一個布列塔尼女人的故事。她是一名女工，工聯主義派，是領導罷工的積極分子，也是在婦女正式取得投票權之前，最早成功當選市議會議員的法國女性之一。她就是約瑟芬·龐加萊，提起她，就不得不提起法國曆史上兩次精彩的婦女罷工運動。
約瑟芬·龐加萊出生於1886年。她的姓氏「龐加萊」在布列塔尼語中是「頭鐵」的意思。龐加萊家有不少人是漁民，這在杜瓦訥內當地並不罕見。該地區經濟的兩大支柱產業就是漁業和罐頭業，性別分工也相當明確：男的出海捕魚，女的進廠上班。自從罐頭在1820年被髮明出來，改變了食物的儲存方式，罐頭廠就如雨後春筍般在布列塔尼的海岸線上湧現。到19世紀末，整個布列塔尼已經有160家罐頭廠，女工近1.4萬人。我們故事的主角約瑟芬就在其中一家罐頭廠上班，是人們所謂的「沙丁魚頭」。罐頭廠的工作非常辛苦。當年在法國共產主義中央工會負責婦女工作的露西·科利亞爾這樣描述道：「她們得站著，一刻也不能坐下。每個人面前的桌子上都擺滿了沙丁魚。她們先在小鐵絲籃子裡排好沙丁魚，頭朝下，浸入翻滾的油鍋，然後把過了油的沙丁魚整整齊齊地塞進罐子裡，灌滿油，最後放在機器上封口……大量的魚和滾燙的油散發出一種複雜的氣味，讓人覺得噁心。從工廠裡出來的時候，我頭痛欲裂。不知道那些可憐的女工都是怎麼熬下去的，連新鮮空氣都沒有，連續工作那麼長時間。」（《一次精彩的婦女罷工》，1925年）她們的工資標準是每小時80生丁/small/sup，非常低——作為對比，當年一公斤有鹽黃油的價格是15法郎（要工作近19個小時才買得起一公斤黃油）——女工們遭受的是赤裸裸的徹頭徹尾的剝削。為了給自己鼓勁，她們這樣唱道：「無憂無慮的有錢人/向破衣爛衫的窮光蛋敬禮！/你們的百萬家財/都是他們辛辛苦苦掙出來的/向他們敬禮！」因為在廠裡哼唱這支「反動」歌曲，多名女工被老闆開除。
就是在這樣的沙丁魚工廠裡，重大的社會運動——婦女大罷工——開始孕育。先是1905年，杜瓦訥內和孔卡爾諾兩地的罐頭廠女工在厄拉利·貝爾伯奧克的帶領下發起罷工，目的是爭取按小時計算工資。此前她們拿的一直都是計件工資，以處理1000條為單位計算。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樣，計件工資是典型的婦女勞動者問題，意味著非人的工作時長和工作強度——罐頭廠的女工一天往往要工作18個小時。在工會領導安傑利娜·戈尼代克的帶領下，女工們不屈不撓，從1月堅持到了8月，最終奪得了勝利。每小時80生丁的工資就是她們光榮鬥爭的果實。只是等到近20年後，拖著兩個孩子的寡婦約瑟芬·龐加萊進廠時，這個工資標準還是完全沒變……
1924年11月，又一次大罷工爆發了。要知道，自1919年起，法律就規定每日工作時長不得超過8小時，罐頭廠卻完全不當回事。每天工作最少10小時，經常加班，有時還要加夜班，而且沒有加班費。於是，新一代「沙丁魚頭」走上街頭，甩手不幹了。她們中有很多是1905年那些罷工積極分子的女兒，其他人也對當年的光輝往事記憶猶新。這回的口號是「pemprealavo!」，意思是：每小時1.25法郎！
一個包含15人的罷工委員會被選舉出來，其中有6名女性。約瑟芬·龐加萊得以入選。與此同時，她還擔任杜瓦訥內金屬行業工會（隸屬於法國共產主義中央工會）的助理秘書。龐加萊能獲得這兩個職位，一定程度上和她寡婦的身份有關。從地方到國家，沙丁魚廠女工們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支援，不僅有漁民、工人和工聯主義者，還有政治家和被她們的鬥爭所觸動的普通公民。時任市長丹尼爾·勒·弗朗謝克領導的共產主義市政府也對女工們表達了支援，還組織了施粥。對於工廠主而言，這次罷工的影響是毀滅性的。沒有女工就沒法及時處理漁獲，捕魚也就沒法正常開展，因為捕到的魚沒法儲存。沒有交易，也就沒有進賬。杜瓦訥內市的經濟以加工漁業資源為生，此時陷入癱瘓。於是，憲兵出動，暴力鎮壓罷工，市長亦因「妨礙勞動自由」的罪名被停職，然而鬥爭並沒有就此停止。工廠主們開始找人破壞罷工，其中一個名叫萊昂·雷尼耶的，1925年元旦試圖刺殺勒·弗朗謝克，所幸沒能成功。刺殺引發騷亂，媒體也被吸引過來，罷工運動的影響進一步擴大，激起了廣泛的同情。
成功最終來到，雖然姍姍來遲。1925年1月上旬，工廠主們終於做出讓步。每小時1法郎的工資標準、加班工資和工會權利，女工們都拿到了！
為了給這場運動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市裡組織了歡樂遊行和盛大的舞會，參加者有5000人之多。緊接著，1925年5月舉行的市政選舉成了一個寶貴的契機，可以將來之不易的工會鬥爭轉化為政治成果。也是在這一年，法國共產黨決定提名女性候選人參加市政選舉。它抓住了選舉法中的一個漏洞：1884年的法律實質上杜絕了婦女當選的可能，但並沒有明確阻止她們作為候選人參選。對於法國共產黨而言，這也是它能超出婦女參政論者組織的地方，後者相對還是改良派和資產階級的。就這樣，女性的名字出現在了法國共產黨的市政選舉候選人名單上，幾乎遍佈全法各地——不過雖然被提名，她們的身影卻從來沒有在會議主席臺上出現過……
話說回來，約瑟芬·龐加萊在第一輪就成功當選。趁著取消選舉結果的流程還在兜兜轉轉，她一口氣加入了6個市議會，還不算學校委員會和衛生委員會（當然，依舊是性別色彩相當濃重的崗位）。
不出所料，約瑟芬·龐加萊的當選於6月16日被省議會宣佈無效。她當然不服判決，向最高行政法院提交了上訴——這是頭一回有人把此類案件上訴到最高行政法院。11月，法院駁回了上訴，不過在檔案館保留的卷宗上還殘留著許多塗抹痕跡，多少反映出當時法院左右為難的境地。此外，整件事中特別意味深長，也非常悲哀的一點在於，除了龐加萊本人，沒有誰在乎選舉結果的有效性。龐加萊當選又被取消的事沒有一家當地媒體報道，地方和法國共產黨中央裡也無人在意。就這樣，約瑟芬·龐加萊黯然退場。失去了所在黨的支援，她也就變回了普通女工，回到含辛茹苦、命運無法由自己做主的境況。
就這樣，她從當地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不再出現在檔案記錄裡，就這樣歸於沉寂——就和許許多多婦女一樣，被人遺忘。等到終於有人記起她來，已經是她死後的事了。
「沙丁魚頭」之歌
暮色正濃，她們在海風中瑟瑟發抖。
空無一人，她們的腳步聲迴盪在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