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視角下的殖民
殖民征服與統治，以及殖民地人民經驗中的性別維度這一領域，相關研究還處於起步階段。由於她們的女性身份，殖民地的婦女相對於當地的男性被邊緣化；由於她們的族裔身份，殖民地的婦女待遇也比不上大都市的女性。誠然，由於各殖民地在殖民者到來之前的情況各不相同，女性在各地所屬的社會階級也不一樣，女性在各個殖民地的地位並不完全一樣。但無論在哪裡，男女兩性經歷殖民的方式都有著重大的區別，他們回應殖民者統治的方式也很不一樣。所有研究結果均表明，不論目的是不是掠奪資源，也不論殖民地所推行的政治體制和原先的社會情況，殖民都造成了整體性的女性生存條件惡化，罪名只有一個：她們是女人。
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主要是法國殖民者，其他國家也不會好多少。首先要指出的是，軍人也好，民政官員也罷，哪怕是傳教士，每一個殖民者踏上亞非大陸時都帶著種族主義偏見，除此之外也帶去了性別刻板印象。二者相結合，導致殖民地婦女的法律地位從一開始就處於最底層。事實上，按照部分殖民地國家原先的社會體系，婦女本在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殖民者的到來剝奪了這一切，讓女性的地位一落千丈。當地的男性對於這番變化，最終竟也表示歡迎……
從古至今，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往往因為種族歧視而分裂，又因為共同的性別歧視而團結在一起。
——貝爾·胡克斯，美國女性學者、作家
就這樣，殖民者依照性別秩序重新組織了殖民地的經濟體系。需要熟練工的關鍵崗位以及有薪酬的工作，全被殖民者安排給了同為男性的殖民地男人。也就是說，亞非地區婦女在通過創業自給自足的自立之路上，迎面遭遇了男性優勢和殖民者利益這一對攔路虎——要把她們趕回鄉下種田。兩者互相勾結，扼殺婦女想要逃離務農生活的願望，阻止她們流向城市：殖民勢力需要勞動力，而土著酋長則希望把婦女留在村子裡，因為她們又能幹活又能生孩子，還能對返鄉的年輕男子施加壓力，拽他們回鄉交付彩禮。兩邊一拍即合，成交！殖民時期的勞動法允許男性自由遷移，卻將女性留在原地……
至於殖民地婦女的形象，更是慘不忍睹。在歐洲男性看來，少數族裔女性本就是殷勤的佳人，殖民地女性更是如此，而殖民帝國就是性冒險的「伊甸園」。殖民主義的幻想從最初就建立在對歐洲以外地區非白人女性「輕鬆上手」的色情想象之上。到頭來，女人和領地的本質沒有區別，都需要被征服：法屬阿爾及利亞被稱為「危險的情婦」，法屬寮國則「如一個浪蕩的情人一樣沉醉」。
女人不是地母，也不是等待被征服的領地。
——巴黎標語，2020年5月7日
大量的小說、照片、圖畫以及明信片，不懈地編織著陳詞濫調的「異域風情」，也讓這一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色彩濃厚的刻板印象不斷固化。別忘了，1946年的《瑪爾特–裡夏爾法案》取締了法國本土的妓院，卻不適用於海外殖民地。這也是為什麼1949年聯合國就擬定的《禁止販賣人口及取締意圖營利使人賣淫之公約》，法國直到1960年才加入（詳見第三章）。在廣大的殖民地，妓院繼續苟延殘喘……
此類刻板印象在當今社會仍然存在。2017年，愛德華·德呂克導演的電影《高更：愛在他鄉》上映，引發醜聞。在這部講述畫家高更1891年初訪波利尼西亞的電影中，導演有意隱去了高更在塔希提的妻子只有13歲的事實，對高更其他的戀童關係更是諱莫如深。光看這部電影，觀眾根本不會意識到畫家的行為舉止是徹頭徹尾的殖民者做派，就連他的性幻想都非常具有殖民主義色彩。2018年出版的《性別、種族與殖民地》面臨著類似的爭議。五位合著者——帕斯卡爾·布朗夏爾、尼古拉·邦塞爾、吉勒·伯奇、克里斯泰勒·塔羅和多米尼克·托馬——在書中分析了少數族裔和殖民地女性所遭受的性暴力，譴責殖民者的色情凝視，以及他們對數百名殖民地婦女的「性客體化」和侮辱性展示，但這本書揭露罪惡的方式無異於與殖民者共謀：在聖誕樹下收到一本裝幀精美的書，開啟卻看到自己外婆的裸照，這誰樂意呀？
另一種刻板印象則將殖民地婦女描述為傳統的守護者，始作俑者依然是殖民者（常常是醫生、官員、士兵，乃至人種學家）。在這樣的敘事中，婦女們要守護的傳統正是殖民者要嘲弄和「教化」的。於是乎，殖民化搖身一變，轉而去馴化婦女，將其視為教化的物件，彷彿她們比男性更「不文明」，不論是維持清潔、照顧孩子，還是操持家務，都需要有人教著從頭學起。
此外，女性地位低常常被拿來當作譴責殖民地社會落後的論據。印度的寡婦火葬、童婚、包辦婚姻以及叔接嫂制（指寡婦與死者兄弟的強制婚姻）就這樣成了「小辮子」，被英國人揪住痛批——這些習俗的確存在，但不是存在於每一個階級、每一個地方。法國人則抓住了一夫多妻制作為重點攻擊物件。結果，女性解放成了一種手段，成了殖民的藉口，但千萬不要被矇蔽：殖民者最終的目的還是標榜自己的道德優越性。抓著《法國民法典》不放手，拒絕承認婦女選舉權的法國男人，譴責亞非國家婦女地位低下時臉都不紅一下。你可能以為，他們這樣強調婦女解放的意義，一定會積極為女童開辦學校吧？並沒有。在為數不多的殖民者有意推廣教育的地區，男性的受教育程度遠遠高於女性。在越南，30%的男孩上過學，而女孩只有3%。而等到法國本土的婦女終於獲得選舉權時，殖民地的女性卻被排除在這項權利之外，理由之一：她們不識字。
最後，必須說明的一點是，絕大多數法國女權主義者幾乎從來沒有質疑過殖民化的合法性，甚至接受了殖民主義敘事中的「文明」話語。於貝蒂娜·奧克萊爾在法屬阿爾及利亞待了4年，回國後強烈譴責當地的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但她呼籲要同化那裡的婦女，本質依舊是「另一種形式」的殖民。用該領域專家帕斯卡萊·巴泰勒米的話來說，奧克萊爾「作為白人女性」，就此「承擔起解放她的法屬阿爾及利亞姐妹的‘重負’」。然而整個20世紀30年代，情況並沒有多少改觀。1931年殖民博覽會上舉辦的女權主義大會，唯一的目的只是展現殖民地婦女「輝煌而豐富」的工作成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地反殖民的鬥爭逐步開啟，才出現了西蒙娜·德·波伏瓦、吉塞勒·哈利米和安德烈·米歇爾等少數幾位敢於發出不和諧音的女權主義者。殖民地婦女的女權主義是在遠離法國本土女權主義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總的來說，後者對於她們的要求充耳不聞，視而不見。
揭下這層我們看不見的「哈伊克」
1958年5月18日，阿爾及爾大會廣場。人潮湧動，法屬阿爾及利亞女人挨著歐洲女人，周圍一圈攝影師。接下來，在場的女人紛紛揭掉了自己的傳統頭巾，法屬阿爾及利亞婦女（殖民主義話語中的「穆斯林女性」）和歐洲婦女無一例外。薩蘭和馬敘（分別是陸軍將領和傘兵將領的妻子）也在現場見證了這一時刻。有人上前點燃了頭巾，火光中，女人們高呼：「法屬阿爾及利亞萬歲！」幾天之後，各大媒體都刊載了現場的照片，配文中不約而同地提到「法屬阿爾及利亞婦女的解放」，強調「對法屬阿爾及利亞的支援」。
稍等片刻，讓我們深挖一下……實際上，這是位於阿爾及爾的陸軍第五辦事處精心編排的一齣大戲。這個陸軍第五辦事處又稱「心理戰辦事處」，換言之，就是陸軍的宣傳部。軍事檔案中留存的電報表明，儀式當天廣場上的絕大多數法屬阿爾及利亞婦女來自阿爾及爾周邊的棚戶區，生活貧苦，是被陸軍威逼利誘招來配合演戲的。1958年5月，法屬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戰爭已僵持至第四年。1957年，阿爾及爾戰役中法軍對戰俘實施酷刑的場景還歷歷在目。5月13日，阿爾及爾的部分法國殖民者聯合軍方起義，要求擁立當時在野的戴高樂出任共和國總理。事實上，戴高樂早已計劃好要在15日復出，但13日的小團體叛亂顯得過於赤裸，如果不能一舉為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畫上句號，這種武力政變就有被告上軍事法庭的風險。戴高樂需要一些民意方面的表示，好為自己提供合法性——於是第五辦事處出場，對戰雙方把手言歡、團結共進的戲碼輪番上演，而大會廣場婦女們揭掉頭巾的一幕就是其中的重頭戲。檔案中一封5月20日的電報顯示，該辦事處還要求阿爾及爾、奧蘭、君士坦丁三地的軍團原樣照搬，各自再搞一次「揭巾」儀式（檔案編號：shat1h2461/1）。
種族主義連遮羞布都沒有。
——巴黎標語，2019年11月10日
繼續往下深挖，關於這場「揭巾」儀式還有很多可以說的。揭下「哈伊克」——法屬阿爾及利亞女性佩戴的傳統頭巾——是殖民主義長久以來的執念，其中混雜了色情幻想、掌控女性身體的慾念以及殖民統治的想象。小小一塊頭巾，擾亂的是西方正統的視覺秩序。特別是戰爭之後，佩戴「哈伊克」的宗教意義並不濃厚，更多在於守護傳統。殖民時期，這一行為象徵的含義進一步加強，有了許多新的用途。在戰後尤為明顯。對於許多婦女來說，佩戴頭巾是她們確認身份、拒絕強制同化的手段。戰爭期間，頭巾更是成了「菲達耶特」得心應手的工具：想要潛入歐洲城市而不引起法國當局的懷疑，就摘下頭巾；想要混進卡斯巴，就再把頭巾戴上；更不用說利用頭巾夾帶武器和炸彈。「在法屬阿爾及利亞的殖民程式中，頭巾具有的無限可能性非常具體。」弗朗茲·法農曾這樣寫道，「新攻勢遇上了舊防守。法屬阿爾及利亞婦女已經很久不用頭巾，這回卻自發地重新戴上了‘哈伊克’，而且並沒有誰命令她們。這足以說明，法屬阿爾及利亞婦女的解放，並不是法國和戴高樂將軍邀請來的。」（弗朗茲·法農，「法屬阿爾及利亞揭下了頭巾」，《法屬阿爾及利亞革命第五年》，法國馬斯佩羅出版社，1959年）
反對殖民，支援女權
在殖民地國家的獨立運動以及去殖民程式中，婦女發揮了重要作用，經常領導著反對殖民化，以及抗擊殖民與本土雙重父權制的鬥爭。她們的組織通常也是非混合的，不接受男性成員。英國的殖民地率先出現了這樣的婦女反抗組織，其中英屬印度尤為典型。英屬印度婦女協會創辦於1917年，與國大黨關係密切，其特別之處在於不偏重英屬印度婦女和英國婦女中的任何一方，兼顧雙方的女權訴求。婦女選舉權是她們爭取的重點（英屬印度在「一戰」後承認了婦女選舉的權利，但審查標準極嚴）。另一個典型是法屬突尼西亞，自20世紀30年代起，該國出現了大量的女權主義運動，法屬突尼西亞婦女與當地的歐洲婦女團結在一起，為了共同的婦女權利（其中佔首要地位的依然是選舉權）發聲。法屬突尼西亞穆斯林婦女聯盟也是當地的重要婦女組織之一，它的民族主義色彩更加明顯，與支援獨立的新憲政黨關係密切。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殖民地獨立的呼聲越來越高，婦女組織也開始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參與示威、組織罷工起步，她們策劃起義，傳遞資訊，藏匿士兵，從事間諜活動等，甚至拿起武器。婦女民族主義協會往往無法完全脫離其背後男性佔主導地位的政黨，但她們有自己的一套敘事話語，在譴責殖民主義的統治之外，也會譴責男性的壓迫。
我過去的觀點非常具有革命性，我之前比男人還男人。我之前認為社會的發展足夠改變女性的處境。
——吉塞勒·拉貝薩哈拉（1929—2011），馬達加斯加政治家
在法屬阿爾及利亞兩大民族主義政黨法屬阿爾及利亞共產黨和爭取民主自由勝利黨中，女性成員屈指可數，但相當引人注目。後者的早期成員，助產士馬米亞·申圖夫後來創立了法屬阿爾及利亞穆斯林婦女協會；這個協會不接受歐洲女性加入。創立於1943年，與法屬阿爾及利亞共產黨關係密切的法屬阿爾及利亞婦女聯盟則接納歐洲女性加入。在法屬摩洛哥，瑪莉卡·埃爾·法西在20世紀30年代因為抗議大學不接受女學生而出名，她也是1944年在法屬摩洛哥獨立宣言上簽名的唯一一位女性。與此同時，婦女也常常會在民族主義政黨內部碰壁，遭遇父權制傳統的阻礙：在一部分人看來，婦女解放是洋人的玩意兒，與民族特性相違背。
事實上，無論在哪個國家，每一個以男性視角講述的獨立運動故事裡都隱藏著不為人知的傑出女性和她們的積極貢獻。法屬馬裡有助產士奧瓦·凱塔。法屬幾內亞有女教師讓娜·馬丁·西塞。法屬上沃爾特（今布吉納法索）有塞萊斯蒂納·韋津·庫利巴利——她在1949年組織幾千名婦女遊行示威，要求釋放被監禁的民族主義者。在法屬馬達加斯加，婦女同樣大放異彩。與法屬馬達加斯加共產黨關係密切的吉塞勒·拉貝薩哈拉是一名女律師，她為那些被指控參與1947年起義的人辯護，得名「馬達加斯加的紅處女」。另一位法屬馬達加斯加共產黨員澤勒·羅索阿諾羅於1956年當選市議員，綽號mitomban-dahy（「女漢子」）。這些女性支援去殖民化，同時捍衛女性解放，並且認為二者必須同時推進。1962年在坦尚尼亞城市達累斯薩拉姆成立的「全非婦女會議」（今名「泛非婦女組織」），後成為非洲婦女構建自身的重要框架。非洲各國擺脫殖民統治後，在秘書長讓娜·馬丁·西塞的領導下，「全非婦女會議」成為非洲婦女建設女權主義的重要組織，致力於批判西方女權主義的民族中心主義傾向，呼籲女權主義內部去殖民化。
此外，也不能忘記成千上萬在游擊戰和武裝戰役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的無名女性，即便分給她們的依舊是那些老任務：供應物資，照料傷員，傳遞情報，宣傳教育……法國軍人對待婦女態度的演變，間接反映出他們對其重要性的認知。觀察各部隊的行軍日誌可以清楚地發現，在法屬阿爾及利亞衝突的最初幾年，婦女傷亡只發生在誤傷的情況下。從1959—1960年起，殺害婦女成了無可辯駁的戰爭行動。
還有一些婦女加入了抗擊殖民者的戰鬥。在法屬阿爾及利亞政黨民族解放陣線內部，負責恐怖襲擊的女兵被稱作「菲達耶特」。賈米拉·布希雷德就是一名著名的菲達耶特。她隸屬於民族解放陣線的「炸彈網路」，曾親歷阿爾及爾戰役。1957年4月，她受傷被俘，遭到酷刑折磨，並於1957年7月15日被判處死刑。聽到自己的判決時，她高聲大笑，把負責宣讀判決書的法官氣到說不出話，急道：「嚴肅一點，小姐！」賈米拉·布希雷德以這種方式表達了她對殖民司法系統的蔑視。她最終於1962年被赦免。由她招募的另一名女兵，賈米拉·布帕夏，同樣被逮捕，遭受酷刑，還在獄中被強姦，遭受無恥的性暴力。為她辯護的是女律師吉塞勒·哈利米（我們還會在後面爭取墮胎權和強姦定罪的章節看到她）。哈利米與西蒙娜·德·波伏瓦聯手，將辯護詞寫成了一本書，並找來熱爾梅娜·蒂利翁（曾因參加抵抗運動被關進集中營的民族學家，法屬阿爾及利亞問題專家），共同成立了一個支援委員會。和布希雷德一樣，布帕夏被判處死刑並在戰爭結束後獲得赦免。然而，大赦也導致訴訟失效，那些侵害布帕夏的罪犯永遠不會受到審判。
在某種程度上，我所捍衛的一切事業在賈米拉·布帕夏身上都有所體現：女性身體完整不容侵犯、女性地位、女性獨立、女性自主、女性的政治介入以及反殖民主義的鬥爭。
——吉塞勒·哈利米，法國律師
布希雷德和布帕夏的經歷清楚地展示出民族解放陣線女兵所遭受的性別壓迫，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戰爭期間大規模的強姦。正如拉斐爾·布朗什所寫的：「這個被推搡、被毆打、被強姦的女人是一條通道，藉由她，軍人們抵達她的家庭、她的村莊，一步步向外，最終抵達她的民族，抵達法屬阿爾及利亞人民。」借用格爾達·勒納在《父權制的形成》一書中打的比方，戰爭中的強姦，是一種「對男人的象徵性閹割」。這也解釋了為何法軍和民族解放陣線都對此類強姦犯罪視而不見，讓犯罪者始終逍遙法外。
「孤獨」，一個不願下跪的女人
在法國海外省瓜德羅普的萊薩比姆十字架環島中心，驕傲地矗立著一個女人的雕像，她該是快生了，挺著圓滾滾的肚子，雙手叉腰，目光堅定。這個女人名叫「孤獨」，是一個所謂的「黑白混血兒」。
「孤獨」於1772年左右出生在瓜德羅普島。她的母親巴揚古梅在被押送到西印度群島途中被一名白人水手強姦，生下了她，給她取名叫羅莎莉。小女孩一生下來就成了奴隸，被分去給一個奴隸主當家奴。在出生後20多年的時間裡，她沒有人身自由，經常挨打受罵，忍受著非人的壓迫和性暴力。1793年，出現了一絲轉機，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特派專員來到瓜德羅普，廢除了當地的奴隸制，次年2月4日的一項法令又確認了奴隸制的結束。可是由於不存在任何援助或補償政策，解放了的奴隸依然處境艱難。更糟糕的是，被廢除的奴隸制改頭換面，以強制勞動的形式捲土重來。在這樣的背景下，羅莎莉加入了「栗子幫」（在廢奴之前就逃出種植園的奴隸被稱為「栗子」），在當地稱作「莫爾納」的丘陵生活了一段時間。好景不長，1802年，拿破崙·波拿巴重新建立了奴隸制。在馬提尼克廢奴主義者路易·德爾格雷斯的號召下，從前的奴隸們聯合起來揭竿而起，「向整個宇宙發出純真和絕望的最後一呼」（1802年5月10日）。羅莎莉就此改名「孤獨」，抄起傢伙加入了造反的行列——她當時已經懷孕好幾個月了。戰鬥異常慘烈，血流成河，「孤獨」被敵軍俘虜，成了少數倖存者之一。由於懷著孕，她沒有被立即處決。1802年11月28日，她生下了一個男嬰，這孩子和他的母親一樣，生下來就成了奴隸。第二天，「孤獨」被處以絞刑。據說當時圍觀者眾，一片寂靜。
「孤獨」的一生，是奴隸制戕害女性的一個血淋淋的例子。有觀點認為，奴隸制下的男女承擔一樣的勞作，經受同樣的暴力，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實現了兩性平等。然而最近的研究顯示，事實並非如此。奴隸制的歷史也是一個性別化的故事。
「孤獨」的母親是當時盛行的「交尾」的眾多受害者之一。所謂「交尾」，指的是販奴船船長在抵達目的地之前把女奴送給醉酒的水手，以此牟利。作為一個混血兒，儘管「孤獨」的父親並不是奴隸，她還是逃脫不了被奴役的命運——這是因為《黑人法典》如此規定，在此之前，「孤獨」這樣的小孩並不是生下來就算奴隸的。長大後，「孤獨」和當時的許多婦女一樣加入了一個「栗子幫」，這類團體的領導者通常也是男性。事實上，絕大多數女性奴隸會被分在家裡工作，相比被派去種田的男性奴隸，她們更難逃跑。不過我們依然可以舉出幾個由婦女領導的「栗子幫」。英屬牙買加就有一個，首領叫南妮，傳說能空手奪子彈。在1802年前後各地反對拿破崙重建奴隸制的大小起義中，婦女扮演了相當活躍的角色，她們當時有「不願下跪的女人」「勇敢的女人」之稱，「孤獨」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除了她以外，還有法國海外省留尼汪的埃瓦，法屬蓋亞那的克萊爾，法屬聖多明各（今海地）的薩尼特·貝萊爾、德菲蕾和「快樂的」瑪麗–克萊爾。在歷史的敘述中，她們常常被男同胞遮蔽，但人們正在一點點回憶起她們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