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家醫院工作了11年，我算是見識了全國所有救護車的型號。每一天，都有掛著不同城市牌照的救護車衝進醫院大門，下車的病人和家屬雖然操著各種各樣的口音，但神情同樣疲憊，像是經過了一場長途旅行後終於熬到了終點站。
出現在這裡的人們都抱著最後的希望。他們衝進辦公室的時候，手裡都會攥著一張a4紙，上面蓋著鮮紅的大印，還有一行小字——「病情疑難危重，建議轉上級醫院」。他們拿著這張紙，用近乎祈求的眼神望著我，越湊越近，甚至有人還會把這張紙放到桌上，怕我不收下。每當這個時候，我總是很細心地提醒他們：「這張轉院通知單，你還是自己拿著吧。」
這裡已經是全中國最好的醫院了，沒有上級可轉。但這份聲名背後是無孔不入的壓力。如果病人在這裡還治不好，那他可能真的無處可去了，這是任何病患家屬都無法接受的事實。我不止一次面對過這種爆發的絕望，以及絕望帶來的衝動甚至暴力。後來，我養成一個習慣，絕對不坐在後背靠門的位置。
這些外地來的病人會被送到一個叫作「搶救室」的地方。作為危重病人的中轉站，那裡就是人間修羅場。監護警報高頻率地發出刺耳的「嘀嘀嘀」聲，心臟按壓到胸骨是尖銳的「嘎吱嘎吱」聲。這些聲音裡不時摻雜著醫生的高聲呼喊：「搶救！過來這床！搶救！」
到處都是嘈雜聲，就算有人死掉，也還是嘈雜的，只有躺在病床上的人是安靜的。
我每天都要去一趟搶救室，門外地上橫七豎八地躺著病患，那都是一些病情較輕，但家在外地的患者，有時候我只得從他們身上小心翼翼地跨過去。
在這裡有兩種病人，一種是幸運的，會找到接收的科室，住進病房；另一種是不幸的，醫生判斷無法治療，只能被家屬拉回家。如果是後者，家屬的情緒可能會崩潰，畢竟這裡已經是尋醫問藥的盡頭，還能去哪兒呢？
但對醫生來說，還有比「無法治療」更可怕的情況。第一種是年輕的患者，因為年紀小，家人覺得還有未來，一般會傾其所有為患者治療，不到盡頭不罷休。第二種是查不出病因的重症患者，抱著一絲希望，每天花費重金等待結果，卻眼睜睜看著自己的身體逐漸惡化，這比清楚自己得了絕症更可怕。這兩種病患一旦治療失敗，家屬根本無法接受，而首先面對這種情緒爆發的往往都是醫生。
但這不是任何人的錯，畢竟從搶救室轉來的病人只有一個終極目標：活著。
林曉宇就是這樣出現在我面前的。他符合這兩種病人的所有特徵——年輕，家人也準備拼盡全力，且根本查不出病症。可是從我與他對視的第一眼我就知道：這個小夥子，活不下來。
因為長得顯小，我這個主治醫生常常被當成實習大夫。但有時候我會覺得，我要真是實習大夫就好了，這樣就只需要關注病房，而不必每天去搶救室「撈病人」，這個關乎病人生死的擔子太沉重了。
一進搶救室大門，就有同事跟我介紹這一批病人的情況：「昨晚又來了幾個‘好的’，特別適合你們病房，快來看看。」
我們醫院有的人習慣把還有救治機會、不會長時間住院、經濟條件過得去的稱為「好病人」。按照這種標準，林曉宇顯然被排除在外。但他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這個小夥子看我的眼神，讓我想起了幾年前遇到過的另一個病人，一樣年輕，一樣充滿希望。
見到林曉宇的第一面時，他掛著吸氧面罩，對我只是點點頭。因為呼吸困難，他必須費上一點勁才能靠坐在床頭，很用力、很沉默地吸氧。
「我是來會診的醫生。」我說。
他抬頭看著我，沒說話，幾秒鐘後微微張開嘴，也只是喘氣，扣在臉上的吸氧面罩內部騰起一層白霧。
我翻看著他的急診病歷，上面記錄著他的詳細資訊：20多歲，來自內陸省份的農村。一開始生病時高熱不退，當地醫院認為是肺炎，卻越治越重，直到全身多個器官的功能開始依次崩潰，就像倒塌的多米諾骨牌一樣。而直到一個月後，他才被告知：「治不好了，太重了，轉上級醫院吧。」
我把他的病歷翻了又翻，直到最後一頁，也沒有說明他的病症究竟是什麼。
我踱步到林曉宇跟前，一邊看著ct片子，一邊悄悄打量他。僅僅病了一個多月，他已經瘦得脫了形，雙頰凹陷下去，顯得眼睛格外大。病號服罩在身體上，軟塌塌、鬆垮垮的，整個人的狀態看起來比病歷裡寫得還要差一些。而且，不僅各項化驗指標都出現了問題，口腔和皮膚也已經開始潰爛。
我暗自嘆了口氣，太難了。
無法確定是什麼病，就沒有辦法對林曉宇進行有針對性的治療。況且他這麼年輕，疾病惡化的速度卻那麼快——留給我們的時間真的太少了。這樣下去，林曉宇很可能一直到生命的盡頭，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麼病。
我心裡生起一陣不祥的預感，但是，還是按照慣例，沒有說出自己是負責收治病人管病房的大夫。這種做法是不想給每個來到這裡的患者「無謂的希望」。而且，搶救室隨時都會有全國各地轉送來的重症病人，能不能得到最妥善的治療，有時候就取決於有沒有一張病床。我手上只有最後一張空床了，非常寶貴，必須把它留給最有救治希望的病人。
我在心裡打起了退堂鼓，搶救室的同事似乎看出了我的猶豫，一把拉住我說：「我們都滿床了，再來病人只能加床了，幫幫忙，撈一個走吧。」
我擺擺手，從側門出去了，但走了幾步，我又停了下來。這個小夥子實在太年輕，我心裡有些不忍，繞到前門喊了一嗓子：「林曉宇的家屬在嗎？」
一個衣著樸素、操著濃重鄉音的中年婦女應聲跑過來：「我！我是曉宇的媽媽！」
她面龐黝黑，應該是一個農家婦女。我儘量用簡單的話語問了她一些林曉宇的病情，但她完全沉浸在悲傷的情緒裡，什麼都答不上來，只是抹著眼淚不停地重複著：「求求大夫，救救孩子，求求你了。」
看著林曉宇的母親，我雖然萬般無奈，但還在考慮如果她不能很好地配合，後續治療會很難開展。我不死心，問了最後一個問題：「家裡經濟情況怎麼樣？」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後，我只能安慰她幾句，沮喪地離開了搶救室。
下班前，我忍不住悄悄開啟急診的病歷系統，發現林曉宇的名字仍在急診名單裡，並沒有被任何一個病房「撈」走。我盯著電腦上的名字看了又看，幾次把滑鼠移到右上角的「×」，但都沒能點下去。
這裡是全國最好的醫院，也是病患心中的最後一線希望。如果我不在此地接手這個男孩，我幾乎可以看到他的結局——無處可去，最終在搶救室把錢花光，放棄治療，拉回家鄉去。或許還會因為經濟情況，連救護車都坐不起，而是找一輛不正規的「黑車」回家，並且很可能走到半路，母親就得眼睜睜看著兒子去世卻束手無策。
我還是沒能關掉帶有林曉宇名字的電腦介面。這三個字讓我的腦海裡不斷浮現出這個年輕人拼命吸氧的樣子。
我在臨床一線摸爬滾打這麼久，面對的都是最兇殘狡詐的疾病，自認為什麼大風大浪都見識過了。其中，經手過一個失敗的病例，從此，它就成了我的心結。
那是一個和林曉宇很像的病人，20多歲的小夥子，病情危重，但就是查不出病症。與林曉宇不同的是，他家裡非常有錢，而且有一個懷孕的妻子，還有五個月就到預產期了。為了讓病人能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無論是在醫療還是金錢方面，我與家屬都傾盡了全力。我們甚至請了美國專家就診，奮戰了將近三個月，完成了一個又一個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然而，生活不是電影，病人最終沒有等到自己的寶寶出生，在離妻子的預產期只有兩個月的時候撒手人寰，而且到最後也沒有搞清楚自己到底得的是什麼病。
懷孕的妻子情緒崩潰了，她在跨年夜來到我的辦公室，哭著問了我一個問題：「你們這種醫院怎麼可能連什麼病都不知道呢？」她盯著我的眼睛，很不甘心，「你不能讓他死個明白嗎？就算是惡性腫瘤沒辦法也認了，這種結果我不接受。」
整個科室都知道我盡力了，卻沒做好這件事。後來有同事遇上類似的病人，總會來問我：「你要不要再挑戰一下？」回想起這件事，我依然不甘心，明明很努力了啊。
現在每次面對診斷不清的年輕病人，我的內心都會陷入糾結的狀態。因為我會心生恐懼，害怕萬一接手失敗，病人和家屬沒有退路，我同樣沒有退路。但要我看著對方等死，內心還是不安。
我不想讓他們體會那種不知病症為何，只能慢慢死去的恐懼，我最終做出了決定，接診林曉宇。如果我不接手，這個名字就會在急診名單上消失不見，就像退潮的浪花，被無聲無息地捲走，一點痕跡都不會留下。我不想讓「林曉宇」這個名字從我的手上滑落，更不想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
我回到了搶救室的門前，這次不僅見到了林曉宇的媽媽，還見到了他的姐姐。原來姐姐一大早就去想辦法籌錢了，剛剛趕回來。
這次我沒有再謊稱自己是會診大夫，直接亮明身份說：「我是呼吸危重症監護病房的醫生，想跟咱們所有家屬談一談。」
姐姐的眼睛瞬間亮了起來。她跟我說，弟弟還沒有結婚，父親早就去世了，自己與母親就是他所有的親人。除了病情以外，我還了解到，兩姐弟從小生活在農村，姐姐為了供曉宇上大學，年近30歲都沒有結婚。現在弟弟進入律所，很快就要當上律師了。只要他成功了，就會成為一家人的經濟支柱，所以直到最近姐姐才考慮起結婚的事。可自從曉宇得了這無法查明的惡疾，一切安排都被打亂了。
姐姐不相信曉宇這麼年輕就得了絕症，「就算死，至少也得死個明白！」撂下這句話，她帶著弟弟千里迢迢趕來我們醫院。
我相信她對弟弟的全力救治並不是出於金錢的回報，因為從一開始，我就很明確地告訴她，曉宇很難救回來，但她依然決定，即使傾家蕩產也不放棄一線希望。
在談話的過程中，我一直在仔細觀察曉宇的姐姐。她沒有絲毫猶豫，眼睛裡盈滿真誠、感激和信任的神色，這是我們最喜歡的家屬。
在與疾病的戰鬥中，醫生和病人家屬其實是最親密的戰友。誰也不想在戰鬥過程中帶著拖後腿的戰友，更不想遇到在背後捅刀子的叛徒。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她能理解我的話，同時也保持著理智，沒有像很多病人家屬一樣，聽到住院的通知，就撲通一聲跪倒在地，抱住醫生不撒手。其實這樣的行為，會給醫生造成很大的壓力。不過她一直擔心花費問題，害怕撐不到最後。我說自己會盡力幫她省錢，有多少就交多少，不夠的再想辦法。最後我囑咐她：「辦完手續直接轉到病房去，別等明天了。」
我通知病房的值班醫生準備收病人，半小時後，林曉宇就會離開搶救室，被推到我所管的病房裡。趁著這段時間，我先趕去食堂填飽肚子。
那一餐我吃得很快，只想著趕緊去看資料。我知道，一場艱苦卓絕的戰役已經無聲地打響了。
半夜，曉宇的姐姐提來一大袋厚厚的資料，這些從縣醫院到省城的三甲醫院的所有有關曉宇病情的資料，哪怕一片紙都影印了下來。當晚，我仔細研讀林曉宇所有的病歷，不放過任何能確定病症的蛛絲馬跡，結果越看越心驚。曉宇的病情與那個讓我刻骨銘心的病例竟然驚人地相似。沒有病因，沒有好轉，沒有希望。
我只希望這一次不要重演歷史，無論如何，都不能再讓一個年輕人走得不明不白了。
等我整理完資料，曉宇的姐姐還守在樓梯間，我看見她把泡沫拼板鋪在地上當床榻，拿了一個行李袋當枕頭。我勸她不用24小時都守在這裡，只要保持手機暢通就行。她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這附近的招待所太貴了，連最便宜的地下室都要將近一百塊錢一晚，她想省下錢留給弟弟看病。
我走進病房詢問曉宇病情，但他戴著吸氧面罩，每說一句話都很困難，我儘量挑重要的問他。他說得條理清晰，一看就是查閱過相關資料，只是說到後面，他張口越來越吃力，聲音也逐漸變小。我有點不忍心，一看時針已經指向晚上10點鐘了，就讓他先休息，但他顯然不願意結束談話，還想要繼續回答我的問題。我安慰他：「彆著急，今天先聊最主要的，之後有的是時間。」他看我要走，雖然疲憊不堪，仍然小聲地說了一句「謝謝」。
在回家的末班地鐵上，我給值班大夫發微信，讓他把那些按小時收費的監護、吸氧等專案，給林曉宇每天象徵性地記一點費用。雖是杯水車薪，但能省多少是多少吧。
第二天，我向上級領導彙報了我的想法：「省城的三甲醫院已經做了很全面的檢查，為了節省時間，我想跳過那些常規檢查，快速取活檢，依靠病理給病人一個診斷。」雖然明面上是請示領導，但我早就下定決心，即使領導不同意也要爭取到同意。之前的那個小夥子就是沒有珍惜寶貴的時間，到後來要取活檢時已經來不及了。我不想再讓類似的遺憾重演，畢竟林曉宇沒有時間用來等待。最後，領導給了我全力支援。
通常，從取活檢到出結果的時間是一週，如果是疑難疾病，需要的時間往往更長。我決定給林曉宇輸血，把各種風險降到最低，集中火力多個部位同時取活檢。最後，在兩天時間內做完了這一切。
然而就在取完活檢後的那幾天，曉宇似乎陷入了不安。
「我得的是血液病嗎？」有一天我查房的時候，他突然提出了這個問題。曉宇告訴我，他的父親就是得血液病去世的，還是挺罕見的病症，叫「多發性骨髓瘤」。他擔心自己會重蹈覆轍，花光家裡的積蓄。
「我怕自己也遺傳了這個病，在網上查了好多資料，又覺得不太像。」他忐忑地盯著我的眼睛，期盼得到否定的回答。
我安慰他：「多發性骨髓瘤不遺傳，你的症狀也根本不像這個病。」我沒說出口的是，曉宇的病，應該比他父親的還要兇險得多。
曉宇似乎鬆了一口氣，又追問我他得的像什麼病，並說：「我經常想得睡不著覺，想自己查查文獻。」
當人面對即將揭曉的答案時，總會有些緊張不安，想要提前知道答案。病房裡連電視都沒有，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玩手機。曉宇時常坐在床上，戴著吸氧面罩看手機，連夜搜尋相關病症的資料。他有時候會抬頭看我，隔著吸氧面罩用很悶很小的聲音問：「姐姐，我得的是什麼病？」
我不知道他得了什麼病，更不知道該給出什麼關鍵詞。我只好避開他的視線，用同樣小的聲音說：「我還不知道。」
我有時候會強行轉移話題：「你是律師嗎？很厲害呀。」
「還算不上律師，剛畢業沒幾年，就做些打雜的工作。」
我想試著繼續和他聊聊天，他卻擺擺手，緊抿雙唇。或許是太累了，或許是不想閒聊了。
我能理解他的心情。千里迢迢來到國內最好的醫院，依然得不到答案，對自己的命運無法把控，只能在等待中尚存一線希望。
然而這種等待是沒有期限的。
重症病房裡24小時燈火通明，沒有任何光線、溫度的變化。如果不是醫生來上班了，曉宇根本不知道又過了一天。
他的姐姐倒是很熱情健談，幾乎全天駐紮在樓梯間，白天就把泡沫拼板拆掉，摞成一個凳子坐在那裡。那是我進出病房的必經之路，有時候下班就會跟她聊一會兒天。她總是一看到我就趕緊站起來，從樓梯間衝到我面前，而每次的話題也都離不開檢查結果。我安慰她：「取了好幾個位置的活檢呢，會有結果的。」
但我內心其實沒有把握。當年那個和曉宇很像的年輕人，也是艱難地取了活檢，卻根本找不出病因。家人的要求越降越低，從最初想治好病，到後來想把生命延長到親眼見到孩子出生，再到最終僅僅希望能死個明白。就算這樣，我都沒能做到。
我有預感，曉宇身體裡那個「看不見」的狡詐的敵人，這次也不會輕易束手就擒。
曉宇的病情每況愈下，持續高熱不退，皮膚每天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在潰爛，已經從兩條腿蔓延到了腰背部。作為重症監護室裡為數不多的「清醒的病人」，他的每一分鐘都備受煎熬：躺不下，每天只能坐在床上，就連口腔都潰爛了，每吃一口東西都很疼，我們只能給他插胃管打營養液。
病痛的折磨、睡不好覺、見不到家人等原因，很容易使病人出現精神方面的問題，患上「監護室綜合徵」。於是，我把曉宇的病床挪到一個角落，在四周拉上簾子，隔離出一個相對獨立的小空間，還囑咐夜班護士晚上關掉他頭頂的燈，希望他能儘量好過一點。他雖然不愛說話，但能感受到我對他的關照，每次問他感覺怎麼樣，他都說好。
但我能感覺到，他之所以還沒垮下來，完全是因為心裡那份對病理結果的期盼在支撐著。我很擔心他的希望落空，不願多談病理方面的事情，我們之間見面時變得越來越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