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月前的某一天，我端坐在醫院辦公室裡，大腦一片混亂，焦灼地等待著。整整一小時過去了，兩位律師終於如約而至。
此時，在我的面前出現了一份「手術生死狀」——一份薄薄的檔案，上面列舉了十幾項這場手術可能出現的後果，任何一項都意味著患者有直接死亡的危險。「生死狀」以一句冰冷的文字收尾：醫生已詳細告知所有風險。下面就是勾選「同意」或者「拒絕」，以及簽字的地方。
在外科，醫生和病患簽訂「生死狀」已經是家常便飯，甚至還有醫務處人員在場全程錄影，除了提醒病患外，這也是醫生在面對不得不做的高危手術時，最後一道保護自己的措施。而作為內科醫生的我，在內科工作十一年，做過的手術並不多，更沒有接手過高風險手術，看著眼前的這份「生死狀」，不免茫然失措。
兩位律師鄭重地告知我：「如果你敢接下這場手術，就請把名字簽在‘同意’欄上；如果病患和家屬願意你來做這場手術，也是簽在‘同意’欄上。」作為律師的他們會以第三方的身份見證整個過程。
兩位律師的身後是要簽署這份「生死狀」的另一位主角——病患譚朋朋。此刻，他正坐在輪椅上，臉上緊扣著吸氧面罩，旁邊放著一個氧氣瓶，家屬則站在他的身後。
朋朋慢慢抬起手，接過這份「生死狀」。我突然有些擔心，以往，不少病人讀到風險告知後會被直接嚇走，更何況是身患嚴重疾病，不得不做出艱難選擇的朋朋。
但顯然朋朋是個例外。他沒有提出任何問題，直接就在「生死狀」上簽名了。
放下筆後他依然緘默無語，戴著吸氧面罩坐在輪椅上，直視著我。氣氛一時間凝滯了，他的吸氧面罩裡面蒸騰起一陣陣白霧。
「有什麼要問的嗎？」我覺得生死大事還是謹慎些好。
朋朋的愛人拿起同意書想讓一旁的父母看看，但朋朋卻搶先說：「不用看了。」他的聲音透過面罩，短促而沉悶——呼吸，對他來說太重要了。
他的愛人與父母都簽下了名字，現在「生死狀」上的「同意」欄只剩一個空格，那是留給我的。我拿起筆，鄭重地簽下名字，眾人一言不發，四周安靜得只剩筆尖落在紙上的摩擦聲。
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要動真格的了。
朋朋，這個看似冷靜的男人，必須時刻把自己扣在吸氧面罩裡。透明的吸氧面罩內部不斷升騰起來的白霧來自他的口腔、氣管、胸腔，來自他的被侵蝕殆盡的雙肺。
他那本應通透呼吸的雙肺，不知從哪天起長出了一種罕見的白色「渣子」。然後，「渣子」的數量越來越多，面積越來越大，像螞蟻要佔領食物，像水流要淹沒河床。他的肺馬上就要被白色「渣子」像水泥糊牆一樣糊上、砌住、填滿了。
朋朋根本脫不開氧氣瓶，自由呼吸在很久以前就是不可能的事了，甚至連去距離病床10米之外的洗手間都變成了一種奢望。
面罩中的那些白色霧珠是如此晶瑩、鮮活，更是如此寶貴、稀缺。朋朋的每一口「呼」都極其費勁，因為呼不出什麼東西；朋朋的每一口「吸」都更加費勁，因為吸不進去什麼東西。朋朋說：「我有力氣，但怎麼吸都吸不了氣。」他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那些白霧日益稀少，看著自己日益虛弱，慢慢垮下去，在空氣中被活埋，最終窒息而死。
不能「洗肺」嗎？理論上可以。往肺裡面灌生理鹽水，像大浪淘沙，把「渣子」衝出來，這種手術就是俗稱的「洗肺」，這也正是朋朋現在強烈盼望我幫助他做的手術。
但沒有醫院和醫生敢接下這項手術。因為就朋朋現在的情況來說，「洗肺」後那些白色「渣子」依然會捲土重來，甚至加速蔓延，朋朋可能還沒靠自己呼吸到一口空氣，就倒在手術檯上了，因為他的肺功能已經衰竭了。
早在同事找到我之前，全科所有醫生曾重點研究過朋朋的手術。專家教授們慎重地討論了很久，難得意見一致：風險太大，不建議手術。這幾乎是板上釘釘的結論了。
教授們的擔心是有道理的。雖然在全國權威醫院排行榜裡我們醫院歷年來都蟬聯綜合排名第一，很多罕見病患者會慕名而來，可朋朋患的這種罕見病，卻是迄今為止我們見過的唯一一例。
這是罕見病中的罕見病——肺泡蛋白沉積症。不斷自我複製生長，無法徹底根除的白色「渣子」其實是肺泡蛋白沉積物。如果說患罕見病的機率是百萬分之一，那麼朋朋的狀況罕見到幾乎根本無法統計。
「洗肺」，手術風險極高，僅僅有可能實現自由呼吸，但很快又會面臨白色「渣子」的進攻、佔領，然後死去；不洗，就只能戴著面罩，看著白霧日漸稀少，其實也是在等待死亡。
朋朋曾經輾轉過全國幾家大醫院，毫無懸念地遭到了一次又一次拒絕。理由很簡單，第一，手術風險實在太大；第二，「全國最好的醫院都不給你‘洗肺’，我們就更不可能做了」。
沒有人想到，四個月後，朋朋再次出現在我們醫院的大門口，並找到我。那天他說話非常困難，但異常堅決。他說：「我只想好好吸一口氣。」
手術前，我來到急診室，在患者中尋找朋朋的身影。「這裡，在這裡。」不遠處傳來此起彼伏的招呼聲。我看見理著平頭、一張圓臉的朋朋坐在狹小的病床上，說不出話，但正竭力衝我招手，環繞四周的家人大聲呼喚著我。
環境太嘈雜，沒辦法細聊，我就問了一個問題：「想好了嗎？」
朋朋沒有絲毫猶豫：「想好了，付出任何代價都願意。」
沒有痛苦地呼吸一口新鮮空氣就是他最大的心願，但代價呢？
很久以後，偶然翻看他的微信朋友圈，我才知道當他得知我願意幫他完成這個心願時，心情有多雀躍。
當時我讓他先躺下休息，朋朋艱難地說很久沒躺下過了，躺著更喘不上氣。我找了一個安靜的角落，跟他的愛人和父母談了很久，再次告知手術風險：如果一定要進行手術，最壞的結果是連手術檯都下不來。
父母最先流淚了。「孩子生病這幾年過得實在太難了，現在就剩下最後一個要求了，無論如何都要實現。我們勸不住。」兩位老人一看就是樸實的農民，他們的鄉音很重，怕我聽不懂，用不標準的普通話努力地說。
「如果下不來手術檯，朋朋因為處在麻醉狀態，死亡的瞬間是不會受罪的，」我沒有過多強調自己需要承擔的風險，只是反覆地告訴他們，「但家人只能在外面等著，連他活著的最後一面都見不到。」
「開弓沒有回頭箭，」朋朋的愛人很瘦弱，但卻是最冷靜最堅定的那一個，「之前全家開過會，已經想好了，都支援他的決定，無論什麼後果都接受。」
我遠遠地看了一眼朋朋，他坐在床邊，正在往我們的方向張望。
我沒有叮囑他再好好想想，因為他此時看向我的眼神，如同寫著四個大字：破釜沉舟。我衝著朋朋揮了揮手，轉身離開了。
第二天大清早，朋朋全家人找到我，他們昨晚一夜沒睡，最終做出了同意手術的決定。朋朋對我說，他已經交代好了後事，包括財產分配……
手術前一天，臨近下班時，朋朋的愛人再次找到我。我以為手術還有什麼沒交代清楚的細節，甚至他們的想法有什麼變化，沒想到她告訴我，朋朋要捐獻器官。
朋朋說自己才30多歲，萬一在手術檯上死去，那些有用的器官還可以再幫助其他人。她說朋朋說服了每一個家庭成員，只有奶奶堅決不同意。奶奶說自己的孫子連一把骨灰都不留下，就一點念想都沒有了。
我專門找了一趟朋朋，安慰他說：「這個手術在我們醫院目前還沒有死亡的先例。無論如何，我都會盡最大努力讓你平安下手術檯。」
「洗肺」手術我做過很多次，但是這次格外不同。為此，我通過私人關係，請來了資深麻醉師。另外，我的查房教授是呼吸危重症方面的專家，那位當初幫朋朋跟我取得聯絡的同事，是研究呼吸罕見病尤其是肺泡蛋白沉積症的教授，他們都答應來手術室坐鎮。這是我能請來的最強陣容了。
那天早晨，朋朋的親弟弟也從老家趕過來了，一家人來到手術室門口。我讓他們放心，還順帶指了指天花板：「有事會通過那個喇叭叫你們。」其實手術室外，沒有訊息，就是好訊息。
很快，手術檯上，平躺，麻醉，氣管插管，術前準備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著。麻醉之前我握住朋朋的手告訴他：「等聽到有人喊‘睜眼睛’的時候，你努力睜開眼睛，就又能看到我了。」
他因為緊張而呼吸急促，緊緊抓著吸氧面罩大口喘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白霧持續升騰。
「洗肺」跟外科手術不一樣，不需要動刀見血，而是往病人肺裡灌入無菌的生理鹽水，再讓水流出來，順勢把填充在肺裡的「渣子」帶出來。
但是，「洗肺」的難度在於灌進去和流出來的水量都必須精準控制，還要時刻密切注視監護儀上的各種指標。
朋朋很快就進入了麻醉狀態，生理鹽水開始流進朋朋的肺部。我們先洗的是左肺，所以，左肺現在是不通氣的，只能依靠右肺通氣呼吸，也就是說，我們把氧氣只送到右肺，而把水灌進左肺清洗。朋朋手術的高風險在於雙肺功能極差，手術中又始終只能依靠一半的肺來呼吸，還要不停地往另一半肺裡灌水，再將水導流出來。
進出的水量完全靠人工，也就是我來控制。一般一次性灌入500毫升，約等於一瓶礦泉水的量，如果順利的話，也會達到1000毫升。
我慢慢操控，讓水流緩緩流進朋朋的身體中，流進那個佈滿白色「渣子」的地方。
我們灌進去500毫升，至少也要放出來300～350毫升，否則水留在肺裡出不來是很危險的，必須尋找原因。而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氣管插管的位置不合適，水就可能誤流到另一側肺裡。
沒有多久，「水流」從朋朋的肺裡出來了！
一開始洗出的「渣子」很多，所以流出來的根本不能叫水，而是像豆漿一樣黏稠的液體，呈乳黃色。隨著肺被清洗得越來越乾淨，「渣子」越來越少，水也越來越清了，這說明肺洗乾淨了。每洗一側肺大約需要一萬毫升水，大概二十瓶礦泉水的量。其實整個過程非常枯燥，但每次沖洗出來一點點「渣子」，就說明生存下來的機會又多了一點點。
水依然順利地流進流出。
躺著的朋朋其實是一名血站護士，是我的同行。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原本以為他一定會問我，為什麼所有的不幸都發生在自己一個人身上。我害怕被問到這種問題，甚至專門打了草稿，準備把所有的一切都歸咎於命運。比如：你已經做得很棒了，只是人生有的時候就是這樣，不得不認命……
然而朋朋沒有提問，他只是一再地感謝我。他說自己確實很絕望，因為「空有一身力氣，卻使不上勁」，現在一心想要「洗肺」，就是想使出這最後一把勁。
我其實不太能理解這種執念，為了「爭一口氣」，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價，值得嗎？況且「洗肺」手術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朋朋的問題，即使一切順利，月餘過後，肺部又會被白色「渣子」重新填滿。
「我一直在被動地承受命運的安排，自己完全無能為力。現在生活中再沒有什麼可爭取的了，能爭的就是這口氣。一個月的自由呼吸，值了。」他對我說。
很久以後，直到冷靜下來，我才意識到自己接下這項罕見病手術有多冒險。也是這次談話後，我思考了很久，既然幫他的決心已定，我打算獨自承擔風險。
幾小時過得很慢，好在到目前為止，朋朋的「洗肺」手術進行得很順利。
洗完一側的肺以後，已經到了午飯時間，教授說有他盯著，讓我先去食堂。我匆匆吃完午飯，突然想到朋朋的家人還在提心吊膽地等待著，雖說沒有訊息就是好訊息，但我還是拿出手機給他的愛人發了一條微信：「目前一切都很順利，不用擔心。」
沒想到，這句一切順利還是說早了。
意外發生在下午。手術進行到三分之二的時候，我們麻醉機的氧氣突然無論如何也送不進朋朋的肺裡了。氣管插管其實有兩個氣孔可以往肺裡送氣，兩個氣孔都送不進氣的機率很小很小，但偏偏是朋朋最需要、最缺少的氧氣，現在供應不上了。
事故來得太突然，手術瞬間變成了搶救。
「所有麻醉科二線、三線，速到××手術間支援！」我們醫生的內部喇叭高聲響起，一聲聲地在我的耳邊迴盪。一瞬間，整棟手術樓，所有不需要值守在手術檯第一線的麻醉科醫生，全都從四面八方飛奔而來。
以往的「洗肺」手術從來沒有病人下不來手術檯，這也是我敢於接手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萬萬沒想到會發生這種突變。此時此刻，醫生們希望病人活下來的願望，其強烈程度不亞於任何一位病患家屬。
而此時的朋朋，因為缺氧整個人開始發紫。趕來的麻醉科醫生越來越多，小小的手術床周圍聚集了十幾位，我默默地把位置讓了出來，讓更有經驗的麻醉科醫生趕緊上前。我已經無法看到朋朋了，只能緊盯著監護屏，看著朋朋血氧飽和度斷崖式地下跌，隨後血壓和心率開始嘩嘩往下掉，露在外面的兩隻腳越來越青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