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慢慢退到了屋子角落，無力地靠著牆壁，大腦一片空白。
生命走到盡頭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但我還是想讓朋朋在家人的陪伴中走完生命最後的日子，而不是一個人孤零零、渾身青紫地躺在冰涼的手術檯上。
看著眼前忙碌的同事，我的內心陷入無盡的愧疚中。雖然在律師公證下籤了手術同意書，也把最壞的結果反覆交代了，但我畢竟是手術醫生，而萬一病患家屬接受不了意外，我這一腔孤勇的熱血還會連累很多同事。
監護儀的報警聲越來越刺耳，朋朋的生命跡象迅速消散，有些數字已經測不出來了。教授說：「咱們把家屬叫過來交代一下吧。」
我實在不甘心，如果朋朋就此醒不過來，這將成為我永遠的心理陰影。我咬著牙慢慢擠出三個字：「再等等。」
此時朋朋仍然被十多位同事搶救著，人影憧憧，我越來越看不清裡面的樣子。終於，同事通過有效調整呼吸儀器，又把氧氣送進了朋朋肺裡。監護儀器上開始測出數字，並在緩慢而堅定地回升。
搶救過程大約三分鐘，卻像一個世紀那樣漫長。朋朋在鬼門關徘徊一圈，掉頭往回走了。但手術不可能再繼續進行了。教授讓我把家屬叫到門口簡單交代一下，我讓他等我一會兒，我先去個洗手間。
洗手間裡，我不斷擦拭眼淚。
回到病房，三小時後，我們決定給朋朋拔出氣管插管。這是有點風險的，畢竟才第一天，但我和教授商量了一下，還是想讓朋朋舒服一些。
氣管插管拔下來的瞬間，朋朋就在大口喘氣，是嘴和鼻子都竭盡全力用上的那種喘氣，併發出很響的聲音。那種姿態讓人印象深刻——朋朋就像在猛嗅一朵花。
「認識我是誰嗎？」我的第一句話沒有問朋朋感覺如何。
「林醫生。」朋朋回答。
到此為止，我的一顆心才算徹底放下了，我知道他並沒有因為那幾分鐘的缺氧而大腦受損。後來朋朋告訴我，聽到我第一句話的時候他特別開心。能夠自由呼吸，讓朋朋立刻開心了起來。
朋朋以為自己手術成功了。我的心情卻再次複雜起來，為他能自由呼吸而高興的同時，又因為手術意外中斷，沒有為他爭取到更多自由呼吸的時間而感到內疚。我唯一欣慰的地方就是，雖然手術提前終止了，但朋朋肺裡絕大部分的白色「渣子」都被洗出來了。
朋朋這種罕見情況，手術後維持時間會很短，我可參考的文獻也很少，只能在心裡默唸：自由呼吸，希望能維持一兩個月吧。
朋朋說太久沒有這樣呼吸了。這時他的肺裡大概還有30%的「殘渣」，雖然不能與正常人相比，但是呼吸已經比從前輕鬆太多了。以前需要佩戴吸氧面罩，全方位輸送100%純氧，現在只需要佩戴一根鼻導管就可以了。這一刻，朋朋呼吸起來的感覺，相當於普通人跑了800米，有點喘，但能成句說話。
做完手術後的前三天，朋朋一直處於亢奮狀態，他彷彿要拼盡全力在生命的最後時光裡多呼吸幾口。我覺得他狀態挺好的，甚至把他轉到了普通病房，因為重症病房晚上也會開燈，機器轟鳴，清醒的人住進去是很難受的。
轉進普通病房後，朋朋的家人就可以進來陪護了。朋朋和家人、護士不停地聊天，感覺想和見到的任何人說話。他一口氣能說上半小時，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時，他一句話都說不完整，根本沒心情和別人聊天。
也就是在這一週裡我和他聊了很多。他一邊大口呼吸，一邊張大口講話，似乎想要把此後的一兩個月用話語填滿。他連綿不斷地呼吸，連綿不斷地對我說話。
其實，朋朋身體裡的秘密，經過了八年的時間才揭曉，不過那個謎底上帝已經埋藏了三十多年。
2008年，朋朋在一次體檢中被檢測出免疫力低下，相關的「單核細胞」幾乎降到了零。
作為血站護士，朋朋知道不正常，但是去醫院沒查出病症，也就沒有在意。整整八年後，2016年，朋朋突然陷入了一場詭異的發熱，三個月都不退熱。他輾轉求醫來到北京，轉入我們醫院，主治醫生髮現這不是普通的肺炎，朋朋的肺部及血液裡都充斥著一種特殊菌——鳥-胞內分枝桿菌複合群。
大家以為終於找到了罪魁禍首，接下來挑選藥物治療就好了，但主治醫生很不安心。她在網上搜尋，想知道是否還有類似的病人。有一次，她把朋朋的兩種病症名稱——「單核細胞減少症」與「鳥-胞內分枝桿菌複合群感染」同時輸入檢索框，居然跳出了一個聞所未聞的名詞——monomac綜合徵。這種疾病其實就是一種「基因突變」！
這就好比街上的紅綠燈中某個顏色的燈突然出了故障，開始亂閃，進而引發大規模車禍。此時此刻，朋朋的體內就是這樣一個「大型車禍現場」——免疫力低下、發熱、肺炎、特殊菌等等，就是這起車禍的表象。它們都是死神的煙幕彈，那個壞了的紅綠燈——基因突變才是真兇。
朋朋體內的基因染色體不多也不少，但是其中一條出現了錯亂。這就好比一串潔白的珍珠項鍊中出現一粒黑色的珠子，不僅如此，其材質還是橡皮的。然後，黑色橡皮珠子開始熔化，項鍊隨之斷裂。
對我們這所全國一流的醫院來說，罕見症不可怕，可怕的是基因突變，這是任何人都沒有辦法攻克的難題。嚴重者的壽命一般很短，而且無藥可治。這種情況下，醫生與家屬的努力沒有用，成噸的鈔票也沒有用。或許可以這樣說，遭遇基因突變是命運壓根就不打算讓你好好活下去了。
不過主治醫生告訴朋朋，還有一種辦法可以「逆天改命」——骨髓移植，也就是拆掉壞的「紅綠燈」，裝一套全新的。但這樣做是有代價的，代價就是移入新骨髓前會對患者進行體內清髓，一瞬間人會喪失全部免疫力。朋朋現在身體裡都是特殊菌，免疫力喪失的話，這些特殊菌很可能會立即吞噬掉他。
朋朋很幸運地遇到了骨髓匹配的捐獻者，但反覆權衡後，他選擇了放棄。最終，耗時兩年半，朋朋體內的特殊菌被清除。後來，朋朋回到了家鄉的獻血車上，在主治醫師的幫助下，他得以繼續做他熱愛的工作。但醫生知道，朋朋體內的定時炸彈一刻也沒離開。
當朋朋再次聯絡中華骨髓庫與醫院時，所有醫院都婉拒了，因為此刻朋朋體內又出現了一起更嚴重的「車禍」，而「事故」原因就是那些日益填滿朋朋雙肺的白色「渣子」，那種能不斷生長直接導致朋朋窒息的白色「渣子」。而且，新找到的骨髓捐獻者在最後關頭也悔捐了。
那段時間裡朋朋開始錄短影片。影片裡，他問兒子：「昨天你來看爸爸，高興不高興？開心不開心？」短短幾句話，他需要不停地喘氣。
白色「渣子」越來越快地吞噬著他的肺。見到我的時候，朋朋已經不奢望活著了，他只想大口地自由呼吸。
現在，病床上的朋朋已經開始術後可能僅有的一兩個月的自由呼吸、自由談話。不過談話都是我問他答，只有一個話題是他主動講的，那就是幫助過他的每一位醫生，他都記得名字。不過我發現，他在簡述自己一生的時候，聊到骨髓志願捐獻者「悔捐」這件事，是低下頭悶著聲音說的。
看著他呼吸，聽著他講話，我總在想，早在三十多年前，上帝殘忍地給他設定了一道判斷題，答案是判定他會死去。但抗爭三年後，朋朋硬生生地將這道判斷題做成了選擇題——選擇「堅持到生命最後，雖然要忍受逐漸窒息的痛苦，但能多存活一段時間」，或者選擇「自由呼吸一兩個月」。
朋朋選擇了後者。
術後第七天，朋朋肺裡殘留的水終於吸收乾淨了，該拍ct複查了。
我還是有自信的，雖然手術意外中止了，但最多也就剩餘30%的白色「渣子」，朋朋的肺裡應該乾淨了很多，而新的白色「渣子」怎麼也得生長一陣子吧。但老天總愛開玩笑。拿過ct片子一看，我發現朋朋的肺裡依然白茫茫一片！滿是白色「渣子」！我以為錯拿了手術前那張白色「渣子」佔據了肺部80%的片子，我反覆確認上面的拍片日期，才不得不接受這真的是「洗肺」手術後新拍的片子。
因為基因突變，因為上帝的選擇，朋朋肺裡的白色「渣子」捲土重來。僅僅七天時間，白色「渣子」的比例從30%增加到80%！這怎麼可能！幾乎付出生命的代價，才換回來的「爭一口氣」，難道只能維持一週？
我很沮喪，幾乎要變得迷信了，基因突變造就的命運難道就這麼強勢不可逆轉嗎？我接受不了這樣的結果。按理來說，沒有基因突變的人，如果肺裡有蛋白沉積物（這樣的白色「渣子」），只要洗一次肺，能維持將近十六個月。而我和專家們預估，朋朋這次至少能維持一兩個月，當初跟他反覆強調的也是這個時間。
事後來看，術後頭幾天朋朋精神狀態很好的時候，其實他肺部的沉積物所佔的比例應該就已經回升到了50%，他可能會覺得呼吸困難一些，但因為躺在床上沒有活動，所以，沒有意識到。
「不想活了！」實話告訴朋朋後，他直接崩潰了。他的愛人嚇到了，趕緊找我勸解他，我和朋朋聊了近兩小時。朋朋就坐在那裡，但和之前幾天的狀態完全不同，原來見到我時他是很高興的，現在卻一點反應也做不出來了。他的心氣沒了，他說自己突然覺得呼吸很困難。確實，他現在不是像跑完800米後喘氣，而是像站在喜馬拉雅山上喘氣。
他說，自己輸得一塌糊塗。他問我，這不過就是自己的最後一個心願，用生命才換回來的暢快呼吸，怎麼那麼快就沒了呢？不是一兩個月嗎？
我並不是很擅長安慰人，想了很久也無法給他虛假的安慰。我決定實話實說：「朋朋，你知道手術過程中發生了一個小插曲，還很驚心動魄嗎？」
我坐在病床邊詳細講述手術的全過程，並給朋朋看了我拍的一張照片——醫生們把一張手術床圍了好幾層，正在全力以赴地實施搶救，躺在手術床上的他只露出來一雙青紫青紫的腳。
「當時稍有耽擱，就有生命危險。現在的情況雖然絕望，但比起那時還是好了很多。你現在的每一天其實都是賺來的。」
「搶救的時候，我作為你的主治醫生，對你最大的期望，就是你能走到最後，還有家人的陪伴，而不是一個人躺在冷冰冰的手術檯上，再也醒不過來。」
朋朋沉默了很久，嘆了一口氣。看得出來，他有些埋怨自己剛才的情緒失控。
我安慰他：「你已經很勇敢了，不需要再苛責自己。」我看見他那張曾經圓圓的臉已經消瘦成了另一個樣子。
幾天後的一個週末，朋朋準備回家了。他說本想給我寫封感謝信，卻實在不知道如何落筆，這份感恩只能埋藏在心裡了。
分別的時候，我和朋朋很默契地都沒有提再見面的話。
奇蹟並沒有發生，朋朋回到當地的醫院後身體越來越差，呼吸也變得愈加困難。他實在堅持不下去的時候會給我發發微信。我每次都第一時間回覆他，雖然我知道自己解決不了什麼實質問題。
我是個不喜歡發朋友圈的人，即使已經在「天才捕手計劃」寫了好幾個故事，但是從來沒有在自己的朋友圈裡分享過，因此知道我的朋友也不是很多。有一天，我發現朋朋竟然在《微生物神探》那篇故事下面點了「在看」！我非常興奮，馬上發訊息問他：「你也是‘天才捕手計劃’的粉絲嗎？」
當他知道我就是文章作者的時候，沉默了很久後問我：「你能不能把我的故事也記錄下來？萬一有跟我一樣的病人看到，會少走很多彎路。回想起來，我真的太難了。」
我答應幫他記錄，但也提了一個條件：「你也要答應我，一定要等著看自己的故事。」
他的身體肯定又差了很多，連打字都極其費勁，但從那天起他開始非常努力地為我補充各種細節，不論是生病前三十多年的還是生病後抗爭三年的。我感覺他是把希望融入這些文字中了。
然而，連這個小小的心願也變成了奢望。
他的病情越來越重，始終只能坐著，幾乎完全無法睡覺，哪怕只是咳嗽一小陣，都有很強烈的瀕死感，需要緩一個多小時才能恢復過來。他太難受了。
有一天，他給我發來一條微信：「林醫生，我堅持不住了，可能看不到你寫的故事了。」
那時，我現在寫的這個故事只寫到一半。我立即將這一半的故事發給了朋朋——我剛剛寫到手術後，拔掉氣管插管，朋朋像嗅花一樣狠狠地吸進第一口空氣。
朋朋說自己看哭了，此前我從來沒見過他掉眼淚。
很快，當地醫院的醫生開始準備輸送大劑量鎮靜劑，幫朋朋減輕痛苦。後來他的愛人告訴我，朋朋在意識清醒的最後一刻，沒有直接插上氣管插管，而是叮囑他的愛人，記得去登記捐獻器官。
插上氣管插管的第二天，他猝然離開。
朋朋離開以後，有關於他的故事，我寫了很久。我總是有一種錯覺，似乎故事只寫到手術的那個時候，朋朋就會一直留在這裡。
直到今天，我總不自覺地想象著朋朋躺在深夜的病房裡，臉上罩著升騰起陣陣白霧的吸氧面罩，獨自看著那半篇故事的樣子。
我時常翻出和朋朋的聊天記錄，還能看到他當時讀完那一半故事時的反應。那時等他哭過之後，我問他：「還有什麼想說的嗎？」
「沒有了，想說的話已經都在這裡了。」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