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米拉起床後看見門口的墊子上躺著一個別人寄給她的巨大包裹。她拿起包裹搖了一搖，猜不到裡面裝著什麼。這讓她有點心煩意亂，但她還是先忙活起了早餐，把包裹留在臥室裡。過了一會兒，她一手拿著早飯，用另一隻手剝下包裹外的牛皮紙。包裹裡面是一個紙盒，裝著已經發黃的紙。媽媽在上面留了張便條，寫著：「親愛的，我知道我們最近的生活很艱難。這是一件小禮物，希望它能讓你想起那些快樂的日子。」
米拉翻了翻盒子裡的紙。有之前的成績單、用蠟筆畫的自畫像、一篇題為「我的假期生活」的小文章、一幅名為「我的一家」的畫，還有她在學校裡收集的一些已經變得皺皺巴巴的照片。米拉心想，如果她之前還能想起這些舊物，那它們現在肯定已經躺在垃圾桶裡了。她將這些東西放在一旁就前往教室了，課上的大部分時間她都在做著白日夢，想著晚上要去的派對。等她晚上回來的時候，幾乎已經忘了還有包裹這麼一回事了。她乾脆把盒子裡面的東西都倒在床上。
她從裡面翻到了一篇在之前學校的社會學課上手寫的文章，內容是關於女性主義的。她和其他這個年紀的女孩一樣，認為女性主義跟她沒什麼關係。畢竟她生長在一個女性可以擁有自己的事業，可以成為政治家、軍人、教授，可以自我獨立的環境中。她們過著女性主義者們期待的生活，這也意味著女性主義對她們來說已經不再重要了。這篇文章讓她想起，當時教授這門課的老師非常熱衷於女性主義。
在文章中，米拉討論了社會學家所說的勞動性別分工，也就是女人和男人在家庭內外從事著不同的工作。女性更傾向於在家中做一些護理方面的工作，當她們發展出自己的事業，其工作內容也通常包括將這些工作延展到家庭之外。儘管她在文章中表示，這種理論已經過時，是時候接受批判了，她的老師還是為她介紹了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的一些理論。這個人認為，男人和女人的不同角色「相互補充」，社會才得以建立一個穩定的系統。比如，女性承擔家庭護理的角色，男性承擔養家餬口的角色，這樣一來，男人和女人都做了他們最擅長的事情。女性承擔照顧孩子的責任，因為是她們生了孩子，因此她們照顧孩子也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一個家庭內男人的「工具性」功能和女人的「表達性」功能合理區分，整個家庭會運轉得很好。男人在公共生活中發揮了一整天重要的工具性作用之後，女性在私人生活中的表達性功能為其提供了所需要的援助。
米拉學到，帕森斯描述的這種簡單化的環境對於大多數男人和女人都不盡真實，並很快受到了女性主義者的挑戰，他們並不認為生物學能決定我們的命運。米拉在文章中寫道，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認為社會結構本身是中立的，但是性別歧視阻礙了女人進入社會頂層的道路。歧視是舊時代非理性因素的殘留。他們也發現，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於人們對男女不同的態度和期待，以及阻礙女性登峰造極的法律和制度障礙。
像艾瑪姨媽這樣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的關注點包括消除歧視，通過對女性進行專業培訓來提供幫助，提高她們對生活的期待。他們認為，追求平等意味著要讓女性對自己能勝任政治家、商業領袖或其他任何職業的能力樹立信心。她曾經聽艾瑪姨媽談起自己的學生時代。艾瑪送給米拉一本自己小時候的兒童讀物，試圖顯示自己小時候的品位與眾不同。書名是《莎莉和薩米》。在艾瑪姨媽的這本書裡，有兩個年輕鮮活的角色，一個男孩一個女孩，他們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米拉讀到「莎莉幫媽咪刷盤子」「薩米獨自玩他的化學儀器」。艾瑪的老師們認為，這種社會化的角色完全妥當。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則認為這種認識是可以被扭轉的，只有改變教育，女孩子和年輕女性才能認識到自己其實可以想要更多，而不侷限於洗盤子和玩洋娃娃。
米拉的舊文下面是一個筆記本，寬幅的橫格紙用藍色的卡紙外殼裝訂著。她開啟筆記本，看到彷彿另一個人的筆跡，那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頓時消失了。扉頁上寫著「我的媽媽和爸爸」和年齡「7歲零3個月」「我的媽媽在化妝」「爸爸在車庫裡忙活」。下面配著兩個簡筆畫人物，一個戴著帽子，另一個穿著裙子。事實上，她的父親從不戴帽子，也不喜歡和機械打交道；她的母親大部分時間都穿著長褲套裝，但在這裡，他們都被轉換成了普通的男性和女性形象。米拉心想，那時候的自己心裡就已經有了一些非常微妙的性別刻板印象。儘管在她小時候，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所希冀的很多目標已經實現了，也沒有《莎莉和薩米》強迫她，她還是不自覺地習得了這種性別期待。這可能意味著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的任務遠比他們一開始所以為的更加艱鉅，而性別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也遠比人們所以為的更加根深蒂固。
米拉想起了老師說過的話：這種假設恰恰證明了女性主義的觀點，即女性哪怕參加了工作，身上仍肩負著雙重的責任。她還記得，父母曾經僱了一名清潔女工來幫襯家務，那個女人自兒時起視力就嚴重受損。即使一部分女人取得了事業成功，她們還是不得不依靠其他女人來完成全部工作。這些「其他女人」通常是移民，薪水很低。家務勞動的重擔只是被轉移了，而非被消除。
在米拉的人生經歷中，沒有男人阻礙她做任何事情。不像她的社會學老師那樣，米拉的母親算不上女性主義者，但她總是鼓勵米拉在她選擇的任何事情上都做到出類拔萃，也從來沒有絲毫跡象表明，她對米拉的期待比對她哥哥的期望要低。儘管米拉在成長過程中很少見到父親，但她也絲毫不記得爸爸對女兒表露出不同於兒子的期待。她的哥哥，肯定曾經因為她是女孩而欺負過她，就因為她更小而欺負她一樣，但米拉心知肚明，這只不過是兄妹競爭慣用的小伎倆。米拉還沒有遇到任何重要的人（比如她的姨媽），因為米拉是個女孩子，就給她絲毫她要被不同的規則玩弄、被不同的規則評判的暗示。
尤其是艾瑪姨媽，她認為自己在商界成功的好處之一就是能為米拉提供一個堅強的女性榜樣。在米拉兒時的記憶中，姨媽是最早的女性主義者之一，但女性主義有許多種。並且，有很多女性主義者，還有更多的女性，她們同樣在生活中開闢了自己的道路，卻從來不為什麼是女性主義而煩惱。
就算米拉曾聽別人暗示過，生活可能有另外一重面貌，那也通常是一些無關緊要的人，比如之前在咖啡館遇到的那個嘲笑她進大學釣金龜婿的同學加里森。米拉不得不承認，挑釁著實起到了作用，她甚至意識到自己可能與教授女性主義的社會學老師有比想象中更多的共同點。之所以會對這種突如其來的表述感到震驚，也許是因為她曾經一直與女性主義所要對抗的一切隔絕開來，對女性主義者的觀點無動於衷。
「弗蘭肯斯坦」裡提到，一些社會學家對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不滿，因為它要求女性同男性一樣。他們認為，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所倡導的平等機會只會讓少數較為富庶的女性受益，且受益程度也十分有限。為了將關注點放在個人身上，他們最終會去責備那些受到傷害的個體自己沒有努力去做出改變。不然就沒有辦法解釋為什麼在消除了法律的阻礙、公共生活中的大多數人都同意男女平等的情況下，性別不平等依然存在。正當米拉在努力回憶這個觀點的名字時，室友瑟茜和安娜來敲門。
「你在幹嗎呀？」瑟茜一邊問，一邊栽倒在自己床上。安娜則一如往常地走到房間角落裡的椅子上坐下。米拉拿起自己的成績單，翻過去，藏好自己的名字，大聲讀道：「她是個很聰明的小孩，但是對自己的行為要求太苛刻了。可能是因為父母工作都太忙了，不能從家裡得到足夠的關注。」
米拉知道女性主義者會怎麼解讀這一點。「弗蘭肯斯坦」裡提到，有些女性主義流派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努力研究社會結構中的不平等的根源。作為母親和持家的人，婦女在家中的工作都是無償的。多虧了自由平等的發展，她們也得以在外面工作。她們實行著兩班倒的工作，為資本主義提供「再生產」（培養未來的工人），同時讓女性與男性一道通過工作支援資本主義的生產。對於這類女性主義者來說，問題的解決辦法在於婦女們應該積極推翻資本主義，從而意味著消滅男性佔領統治地位的父權制。
另一群女性主義者，即激進女性主義者認為，這樣則使男人擺脫了困境。在其看來，父權制是社會最基本的組織原則，資本主義只是其最新的表現形式。男性通過強姦和家庭暴力一類的暴力和暴力威懾來控制女性。女性苦於承擔被強加的女性角色的限制，逐漸趨於癲狂—精神錯亂在某種程度上被定義為拒絕接受女性角色的表現。
「你讀的高中怎麼樣？」瑟茜問道，「我上的是女校。」安娜什麼都沒說。看上去她在學校所經歷的事情給她帶來了徹底的精神創傷，但她看起來總是有點憂傷，一貫如此。
「我上的是男女同校啦。」米拉回答。說完她才意識到，這對像瑟茜這樣的人來說是多麼奇怪。「弗蘭肯斯坦」中提到了瑞文·康奈爾（raewynconnell），她的作品中提到每個社會都會產生一種「性別秩序」。在每一個教室、學校操場、街道和工作場所中都存在一套人們期待的男女關係，以及男性氣質、女性氣質。因此人們認為，在操場上，男孩要玩得野、互相推搡、扯女孩子的頭髮；女孩應該成群結隊地站在一旁聊八卦。師生都遵循著這種秩序。
米拉給瑟茜和安娜講起自己在十來歲的時候經常和班上的男孩們一起踢足球。當時，她因此被老師和媽媽狠狠地說了一頓，因為踢球搞得身上沾滿了泥巴和草漬。但是，似乎沒人在意男孩身上是不是也髒兮兮的。一想到自己當時只是為了更討男生喜歡才和他們一起去踢球，她的臉「唰」的一下紅了。
「我們學校裡的一切就平靜多了，」瑟茜說，「直到我們認識了男生。大家就紛紛化起妝，還在背地裡議論別人。如果你和白人男生走得太近，白人女生就會扯你的頭髮。」
瑟茜所談論的情況既有種族秩序，又有性別秩序在裡面。米拉想起了她曾經讀到的種族女性主義的相關內容：很多黑人女性或亞裔女性作家認為白人女性主義者似乎沒有把她們當作女人。許多白人中產的女性主義者說自己為「女性」發聲，乍聽之下好像所有女人都是一樣的，都有著同樣的訴求和經歷—令人驚訝的是，這些內容通常只是白人中產女性的訴求和經歷。她們在性別歧視之外，不必經歷種族歧視和貧困的干擾，卻不假思索地將自己的經歷和體驗推廣到所有女性身上去。這些中產婦女的自由是靠非裔、菲律賓裔、波蘭裔和墨西哥裔婦女提供的廉價保育和家務勞動獲得的。
美國非裔女性主義者在寫書時沿襲了黑人女性活動家們在反對種族主義、階級歧視和性別歧視上的悠久傳統。索傑納·特魯斯（sojournertruth）出生於美國的一個農奴家庭。她在1851年的一次婦女權利大會上發表了題為「難道我不是女人嗎？」的著名演講。根據白人男性對女性氣質的構想，他們從未將她視為女人來對待。她說，從來沒有人，為她開門或將她置於第一位，她在田地裡工作，努力又勤奮，比任何男人都強。她親眼證實了不同形式的壓迫如何交織在一起，共同剝奪了黑人女性的人性，貶低了她們身為女人的身份。
圖妮敲了敲米拉的門，把頭探了進來問：「你今晚打算穿什麼呀？」她的語氣彷彿探訪一個身患絕症的親戚。儘管她們才認識了幾個星期而已，米拉深知，無論她現在從自己的衣櫥裡扯出來哪件衣服，圖妮都會迅速把剛才說的話改成「你這穿的是什麼鬼？」。米拉比劃了一下，表示她此時身上穿的牛仔褲和t恤就足夠了。圖妮安靜地翻了一個白眼。
「我只能猜想因為你是個女性主義者，所以就不在意這些了。社會學家都是女性主義者，對吧，米拉？」
「是的，我們都是一群不在乎外表的書呆子。」
圖妮笑著補充道：「你又不化妝，還戴著這麼難看的眼鏡，留著這麼好笑的髮型，完全不知道怎麼搭配衣服。但是寶貝，你稍微打扮一下一定可以閃瞎所有人的眼。」每次米拉聽到有人想要說她的臉很眼熟時，她都會拼盡全力地迅速轉移話題。
「那，你的意思是那些每天不花上幾個小時在鏡子前的人都是女權咯？」米拉戲謔。圖妮則一本正經地回應：
「女性主義者不贊成在外表上花時間。她們覺得這樣做就相當於被男人支配。這是無稽之談！我關注自己的外表才不是為了男人：我獨自美麗。我喜歡看到自己美美的，這有什麼錯？」
米拉不確定是不是女性主義者都不注重外表，但她有理由懷疑圖妮過分注重外表，一部分也是為了要和她時尚設計專業的同學保持一致。但她不會冒著讓圖妮生氣的風險把這個猜測說出來。既然圖妮提到了女性主義，至少給了米拉和瑟茜一些話題，也許沒有什麼話題能把安娜也吸引進來。或許是因為看到另外兩人被困在她提出的問題裡，圖妮這回為了自己方便，而精心設計了這個話題。也許之後米拉會對女性主義侃侃而談。
米拉還在猶豫，倒不是因為對這個話題無話可說（畢竟，她還是在相關課程上拿過一些不錯的分數），而是因為不希望踩到別人的雷區。到目前為止，大家看起來還是其樂融融，但這個話題說下去八成會令人憤怒。米拉決定謹慎行事，於是採用了一種介於中立和略帶自嘲之間的語氣。她先是做鋪墊，告訴她們，社會學首先告訴我們的是，人們根據自己的經歷和環境因素，可能會對世界有著不同的看法。瑟茜聽了立刻回應道：「絕對的。你光是看我們平時怎麼都找不到一個大家都能談論的話題就知道了。」
大家和樂融融，除了安娜，她看起來似乎有點緊張，或者是對整個環境都感到不太舒服，所以根本笑不出來。米拉對她們說，要是賈絲明也在這兒，她們就可以問問她不同國家的人們之間存在的文化差異了。其實在此之前，她們對彼此都不是很熟，圖妮甚至不知道賈絲明是外國人。瑟茜不覺得只有外國人才能理解米拉所說的文化差異。畢竟她和安娜所修的都是語言類專案，學語言的學生難以避免地要接觸異域文化。她們半數以上的課程都是在講關於藝術或者政治以及媒體方面的不同表達形式，「人們說不同的語言，使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描述世界。不同的習俗和行為習慣，說明他們與世界的關聯可能也截然不同。就拿電影來說吧。有些國家在地緣上很接近，但你還是能從他們的電影中發現很多差異化的文化表達」。
提到了電影，圖妮忍不住開始談論起電影設計裡的文化差異，很快又談到了不同的時尚風格。瑟茜和米拉交換了一個眼神，米拉接過話柄：
「是的，你說得對。在不同的環境中成長的人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生活，但是男人和女人明明過著同樣的生活，住在同樣的房子裡，在同樣的辦公室裡工作，你又怎麼解釋男人和女人思維和行為之間的差異呢？你可能會說他們從生理上來說完全兩樣，或者你可能會說每個社會中都存在著像是文化之類的東西。人們看似在共享一切，實則卻彼此分離、產生差異。」
圖妮直接蓋棺定論：
「我覺得男人和女人就是不一樣的，生而不同。兩類人在同一時間裡共享著同一空間，除非他們是真的不同，不然他們怎麼會看起來像是佔據了兩個不同的世界呢？而且我很享受這種差異。我可不想做男人，我喜歡自己是女孩子。如果我是一個男人，我就會變得和現在完全不一樣。」
「而且男人根本生不了孩子。」瑟茜補充道。
「所以他們不顯老啊！」圖妮吐槽。
「是的，」瑟茜承認這一點，隨之淘氣地笑著，「但是他們死得早。」對此圖妮禮貌地回覆，如果自己的臉看起來像箇舊手提包一樣，活得再久也沒有意義了。她們同時爆發一陣歡笑。當她們止住笑時，圖妮說道，女性主義可不認為女人同男人之間的差異是因為自然或者文化因素。
「而是因為我究竟是住在一個男性世界裡，還是女性世界裡。」圖妮認為這種觀點根本講不通，因為在時尚界，只要你有才華，無論是男是女都會取得成功。近一個世紀以來，在高階時裝界一直都是這樣的。
瑟茜對此表示同意，說道，女性主義者看待男人和女人的方式著實令人厭煩。「我不認為我是一個女人的事實比我生活中的其他事實更重要。事實上這一點根本不重要，但是女性主義者就站在糟糕的另一邊，認為性別是一切的開始和終結。」
米拉聽到這話驚呆了，這個話題引起了如此激烈的對話，她擔心這場談話很容易走向惡性的爭吵。她在字斟句酌後慢慢開口：「你說社會學家都是女性主義者。好吧，社會學確實指出了男人和女人在應對相同環境或特定情況時的表現有巨大差異。社會學家也指出了男人和女人對於世界有著不同的信仰和觀點，這一點盡人皆知。他們有時連用語習慣都不相同。比如說，男人和女人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某些詞語，而且常常因此讓對方難以理解。對此我們的理解，要麼是我們所面對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物種，他們生活在一起只是因為很快樂或者很方便，要麼就是我們的行為的確會根據性別表現得有所不同。」
圖妮重申：「因為男人和女人在生理上就不同呀—你就想想我們的樣子，那麼我們表現和思考出來的肯定也不一樣。但我知道你肯定一會兒又要跟我們說，男人和女人其實只是社會建構的現實。」
「好吧，社會學確實會這麼說。」米拉回應。然後她從自身的觀察開始轉述「弗蘭肯斯坦」中的一些討論，即為什麼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作為男人或者女人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所謂「成年」，通常被理解為成為一個男人或者一個女人。無論男女，我們仍保持著與男孩或女孩時期相同的生物學特徵，因此顯然在這裡，我們所談論的是一種社會創造出來的身份，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不能因此忽視生物學和生理上的影響。我們通過身體與世界產生聯絡。在大多數情況下，社會學從不小看生物學差異。我們身體上的男性或者女性性徵是我們男女身份標識的一部分。社會學認為這些生理屬性與我們自身的社會自我存在著某種複雜的雙向關係：我們必須產生的、賴以生存並說服他人相信的男女身份是一種真實的、可靠的且可接受的行為方式。
「我希望我說的這些沒有將原本簡單的問題解釋得複雜化了。」米拉小聲地說。瑟茜回答：「還可以，我們跟得上。那麼社會學什麼時候才開始意識到性別是存在的呢？我的意思是，社會學什麼時候才說人們開始意識到自己是男人還是女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