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後一週的課上，米拉正好坐在科妮旁邊。授課老師遲到了，她倆就互相講伯特蘭的恐怖小故事來打發時間。坐在她們前面的一個學生轉過來說，她最開始也被分到了不喜歡的助教那裡，後來她就換了一個組。等到上完課她們一起走出教室時，科妮和米拉也決定嘗試一下這個辦法。
米拉和科妮很幸運地發現，有個叫達莉娜的新老師也開了一門研討課，而且還有空餘的位置。米拉能感覺到那裡的氛圍完全不一樣。在伯特蘭的研討會上，學生們都儘量不和他進行眼神交流，沒人想要參與進去。從米拉所觀察到的同學們的筆記上來看，也沒有人為了參與討論去進行大量的文獻閱讀。這個小組的大多數成員唯一的貢獻就是在私下裡取笑伯特蘭。伯特蘭則以一種寬容、輕蔑和譏諷的態度對此進行了報復。
米拉能看出達莉娜小組裡所有的同學都做了大量而充分的課前準備，因為他們每個人面前都有一摞密密麻麻的筆記。在研討會開始之前會有四到五人的動態小組討論。話題內容與社會學全無關係，但這至少說明，他們不會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裡假裝沉默。過了一會兒，達莉娜用一種巧妙而幽默的方式讓大家安靜下來，雖然這安靜只持續了幾分鐘。達莉娜問大家，組裡有沒有人經常使用西醫不認可的治療方法。如果這個問題是伯特蘭問的，畏於隨後劈天蓋地的嘲諷，不會有人敢應聲，但達莉娜的小組顯然對她十分信任，好幾隻手「唰唰」地舉了起來。
達莉娜點了一名叫莉安的學生回答問題，莉安解釋說，她之前服用過一種草藥來緩解考前壓力，提高記憶力。這種替代療法在一個以長壽聞名的村莊裡已經惠及了好幾代人，現在則出售給那些從事高壓職業或攻讀學位的人。達莉娜問大家有沒有人想要評論這件事，米拉隨即悄悄地把椅子向外移了移，或許是希望其他同學不要注意到她的存在。
其他同學讓莉安解釋為什麼把錢「浪費」在這種療法上。「我不明白你們為什麼反對。你們只是選擇性地忽略掉了在你們身邊有數百年曆史的知識罷了。」她淡淡地說道。
一位名叫勁松的學生對她說，如果這種療法不管用，那他很容易就可以無視掉這種「知識」：「因為那就說明這種知識根本沒用。」米拉從其他學生對他發言的反應猜測，勁松應該是這個小組裡的發言達人。
莉安回應勁松：「你怎麼知道不管用呢？很多人都用過，而且說這種療法確實有效。這可絕不是迷信。」
「許多人還說太陽是他們的聖人在早上托起來的呢，不然太陽就不會升起。但後來他們就會發現，不管有沒有聖人，太陽都會東昇西落。沒有資料能從科學的角度證明這種療法是有效的。」
「呵！但也沒有資料能從科學的角度上證明這是無效的呀，況且我知道它對我有效。而且，不管你怎麼說，成千上萬的人都用了這種療法，他們也覺得管用。」
「安慰劑效應可謂妙哉。」
「安什麼？」
米拉好奇莉安會不會生氣了（她看上去確實有點不舒服），就在這時，達莉娜又靠回了桌子邊，和莉安交換了一下眼神。米拉可以看出來她正在努力減少交流中的火藥味，但達莉娜也在試圖利用這機會教他們一些東西。她說道：「所謂的安慰劑效應（placeboeffect）說的是一種治療方法在臨床特性和實際療效之間的差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位美國的醫生在嗎啡匱乏的條件下，絕望地為傷兵注射了鹽水。這鹽水居然發揮作用了。有時候人們以為自己吃的是止痛藥，感覺疼痛減緩了。這也是為什麼你必須要用科學試驗來測試藥物：為一組人提供藥物治療，為另一組人提供安慰劑，最後一組什麼都不提供。然後去觀察結果，看看真正接受治療的人是否比沒有接受任何治療和服用安慰劑的人身上產生的效果更好。」
勁松顯然將這個修辭意義上的概念當成一個真的問題來理解了，便繼續對莉安發動進攻，但達莉娜看著莉安，鼓勵她大膽回擊。莉安回應道：「是的，但你怎麼解釋有很多人用了這個方子，而且一代一代地變得更好的這個事實，不管它背後有沒有科學依據來支撐。」
達莉娜環顧教室，鼓勵剩下的同學也參與進來。米拉突然意識到達莉娜正在微笑地看著她。這足以讓米拉明白，想在這個小組裡保持被動姿態的人是絕對混不下去的。
「但你也得考慮到我們有那種關注積極的例子而忽略消極例子的傾向啊。」米拉說。
這時，坐在米拉身邊的科妮估計下一個就要輪到她了，所以她決定在導師轉向她之前就開口。「而且也存在我們在事先就相信某事是真實的情況。比如說，我個人就不相信星座和占星術，但占星術專欄裡的話有時候往往準得可怕。」
達莉娜回應說：「是的，這就是弗瑞爾效應（forereffect）。心理學家b.r.弗瑞爾曾經讓他的學生完成一項性格測試。然後他沒有去分析他們的答案，而是給了每個人一份‘結果’—其實是一本流行雜誌占星術專欄裡的一段話。」
說著，看到科妮開始在包裡翻鋼筆或鉛筆，米拉才發現所有人都在記筆記。達莉娜沒有要求他們這麼做，也沒有在白板上潦草地寫下要點，但大家都在筆記上寫寫畫畫。
達莉娜說，弗瑞爾的學生都認為這些結論都非常準確、很符合他們的情況。這就是「主觀驗證效應」（subjectivevalidationeffect）。當結果對我們自己或者我們的信仰有好處時，我們就會拋棄那些不合適的，轉而投向合適的描述。所以，我們就會去尋找那些支援我們決定的成功治療案例，而主動忽略那些不成功的案例。這就是為什麼臨床試驗必須被設計為盲法試驗—參與試驗的人都不知道誰拿到了真正的藥。因此，莉安的療法奏效可能只是因為有些用了這種方法的人第二天就死了，但報告可不會把他們也加進去。整個小組，包括莉安，都一起笑了起來。隨後，達莉娜轉向那個給了莉安很大壓力的勁松同學。她希望他能給大家再講一講安慰劑和醫學試驗的內容，達莉娜尤其想讓他總結一下在這次會前佈置給他們閱讀的一篇關於心理治療的文章。
勁松說道，現在已經有很多試驗證明心理治療是不起作用的。它不僅不起作用，接受治療的人的情況可能會比以前還要糟。在那些使用安慰劑的試驗小組中，受試者與大學教授而不是治療師進行了一小時的對話。結果顯示，與教授交談一小時的人比接受真正治療的那組人表現更好。這讓很多非心理治療師都禁不住沾沾自喜，但這並沒有讓心理治療師失去市場。他們認為，這些試驗都太過草率，或許根本沒有檢測出正確的結果。達莉娜說：「你說得對，事實上很多醫學干預措施都沒有通過雙盲實驗的證實。有些措施無法通過這些試驗，有些通過了，但結果不夠清晰穩定。當然莉安不會接受那種會害死很多人的東西。因為她知道有成千上萬的人採取了這種療法，而且她不認為這裡面有人因為該治療遭遇不幸。但很多時候我們會輕信別人的說法，並不是因為我們知道它在醫學試驗上取得了什麼成功，而只是因為某個身穿白大褂的人就是這麼告訴我們的。」
然後科妮又回到了討論中。她說繼續推廣一種在科學上尚未能證明成功的療法，一定是糟糕無比的科學做法。她這麼快就適應了，米拉暗暗地想。科妮補充說：「這個過程足以告訴別人他們在做的是否有效—收穫不到任何效果就應該立刻停止。」
一位名叫烏班瓦的女孩馬上對此進行了回應：「是的，但那只是因為他們同其他人一樣都是人。他們不會因為一篇論文說他們的工作進行得不是很好，就放棄自己的工作和教職，就像政客不會因為經濟下行就引咎辭職一樣。他們只會去找其他人來承擔責任。」
達莉娜還停留在勁松剛說的話題上。她想知道勁松對烏班瓦剛說的觀點有什麼看法。
「好—按理說情況應該那樣發展，但事實常與之背道而馳，」勁松承認，「但是如果一個社會學教授發現自己對於社會階層或性別等主題的認識是錯誤的，他會怎麼做呢？難道他會辭掉工作，然後立刻開始從事園藝嗎？」
「在沒有實現所有事情都可以一鍵操作和‘小白’也能擺弄明白昂貴機器的情況下，這種事情應該是不會發生的。但我認為在社會理論中，你永遠無法證明什麼東西是錯誤的。」達莉娜笑著說。
勁松忍不住壞笑著說：「莉安真是在痴人說夢。」
「我看你是不會承認任何不是在實驗室裡創造出來的東西吧。反正我下週有個考試，只要能提高成績，我什麼都願意試試。」莉安回嘴說。
「你覺得他是不是應該替我去考試呀？」莉安問達莉娜，大家都忍不住笑了，但是勁松找到了下一個靶子。
「不過你對社會理論的說法是對的。圖書館裡總能找到一百本書與你剛讀到的那一本里的內容截然相反。那你怎麼才能說明你的意見比別人的要更好呢？或者說，你怎麼知道它是對的？」
「那你說，所謂的真實又是什麼呢？我們怎麼才能真正地知道某件事？」莉安說，「我不是問我們是否只是別人腦中的幻覺，也不是問我怎麼知道我從這個房間出去之後它是否還存在。我想問的是，社會學如何證明觀點是否正確；抑或是隻能通過誰的觀點最受歡迎來進行判斷？這就是我不喜歡社會學理論的地方。每一個結論似乎都是對的。你總是從一個自己偏愛的理論入手，然後找到更多契合這個理論的例子。沒人能真的證明什麼，這其中實在沒有什麼科學依據。」
這個說法立刻敲響了米拉腦子裡的警鐘。這是賈絲明幾個月以來一直在強調的觀點。賈絲明總是想證明，社會學是一門「低等學科」，配不上「正統學科」的名頭。她毫不客氣地將其稱為「引用學」，她說米拉所做的只是引用某本書來說明一件事，然後引用其他的書來反駁這本書，再引用別的書去反駁反駁別的書的那本書。一切要麼是關於書，要麼是關於書的書，要麼是關於書的書的書。有時候作者們似乎陷入了某種殊死搏鬥，這種戰役一打就是好幾年，每個人都會召喚一些已經死去的德國人或者法國人的英靈來支援自己。但沒有辦法以任何方式解決這些爭論—因為你沒法證明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也多虧如此，所有人都能前赴後繼地負重前行。對於米拉來說，臨床試驗似乎不失為檢驗一些結論，得出最終答案的一種好方法—儘管科學家可能沒有拿出端正的態度去重視它們。或許類似這樣的進路也適用於社會學呢？
達莉娜說道：「勁松，我想我剛才說的可能有點欠考慮了。如果你問我社會學理論是否像科學理論一樣，我會說不是。因為它研究物件的性質—社會中的人—以及我們建立理論所依據的原始資料就已經決定了一切。」
「你是說我們在這個研討會上讀到的人，他們的理論中包含了事實？」勁松不可置信地問。
「資料，不總是事實。我們的原始資料就是所謂‘常識’，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信念。在理想狀態下，社會學的出發點應該是人們如何生活—他們做了什麼，他們如何理解他們做了什麼，也就是他們的常識。常識是一種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知識形式—一系列未說出口的假設、過去的經歷、與他人分享的知識—用於指導我們的行為、做出選擇以及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的思考。這是一種非系統的、非學術性的知識。大多數的社會科學就是出於這個原因而忽略了它。」
達莉娜接著說，社會學與常識之間有著非比尋常的關係；它既是社會學的一個起點，也是一個需要被超越的點。社會學經常會顯示出，常識，即「人人都知道的東西」其實是錯誤的。這可能意味著，作為一個包羅永珍的事實，或者作為一組客觀的事實，它是錯誤的，但在日常生活中，它不可能是錯誤的，因為它在過去曾是人們賴以生存的東西。社會學之所以不同於哲學、經濟學等，就是因為它的出發點是常識。達莉娜總結道：「社會學和常識的基本區別在於，常識的描述通常都是正義式常識。我選擇一種行為，然後用常識來證明它。而社會學則是提供一種解釋，一種客觀的解釋，它包含了人們經常提出的與他們所做之事互相矛盾的理由。它也試著解釋人們做過的許多事情，那些因為人們沒有仔細考慮過，所以還沒找到理由的事。」
科妮使勁地點了點頭：「所以你的意思是，社會學註定與自然科學不同，因為物理和化學根本不涉及人們如何理解他們的經歷。自然科學的原材料同人們的經歷並不相關，這在尋找真相的過程中會使得它們的目標更清晰，甚至操作起來更容易。」
說到這米拉也忍不住參與了進來。她和賈絲明就這個話題已經排練過無數次了，但是剛剛的討論讓她有了新的想法。「真的是這樣嗎，科妮？我們剛還在說當科學家們在試驗中沒有得到正確的結果時，他們要麼忽略結果，要麼用一些貼近常識或者用得上的知識來解釋這些。當他們覺得這些結果對自己的職業生涯無益時，往往就選擇無視，這難道不是在對知識進行自我辯護嗎？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科學知識其實也是一種社會知識呢？」
達莉娜告訴大家，討論一定要以一些關於知識的基本假設作為出發點。她還提醒大家，在閱讀材料的哪些部分裡能找到這些材料。這時，大多數學生都開始快速翻閱自己的筆記。達莉娜說，第一個也最重要的一個假設是，知識是人類的創造物。說一個最基本層面的事實：我們學習解釋自己的感官資料—嬰兒學會區分形狀、聲音，等等。有些能力是遺傳的，隨之在不同的環境中發展。
在其中的一篇閱讀材料裡，諾姆·喬姆斯基（noamchomsky）認為，兒童天生就有一些理解基本語言規則的能力。在一番篩選檢視之後，組員們終於從自己的筆記中找到了喬姆斯基。達莉娜說，根據喬姆斯基的觀點，我們生來就伴隨著一種由某種假設或學習偏置（learningbiases）構成的普遍語法，在這種語法的指導下，我們才能習得語言。這些偏置讓我們在習得語言時相對更容易些—比如，不必瞭解語言的明確規則。達莉娜邀請科妮解釋一下其中分類學的假設。科妮愉快地答應了。
「當我的小妹妹指著一匹黑色的馬時我說：‘馬。’她知道我所指的是一類的事物，而不是單獨的那隻動物，或者那匹馬的某個特殊屬性—她不會覺得我是在說所有黑色的動物都是馬。」
達莉娜順著她的例子接著說了下去：「很好。現在，在一個更深的層面上，我們用來理解世界的術語，我們說話的方式，我們用來收集資料的方法，都是人類的創造物。在某種程度上，它們必須反映或者體現其創造者。比如說，數字0並不一直存在。它直到中世紀早期才在印度數學中存在，之後才在阿拉伯數字中出現。」
「是的，但這也不能說明0在此之前不存在呀，」勁松說，「它不是人們發明出來的。數學是自然的法則，0是被發現的，而非被髮明。」
「但問題是發現的東西是什麼。也就是說，知識不會像躺在河床裡的金塊，等待著被淘金者從淤泥中將它篩出來，」導師說道，「我們知道我們尋找的東西具有什麼要素，我們該如何尋找它，以及當我們找到它時如何對它進行分類，這一部分是基於我們所知道的或我們認為自己已經知道的事情。在這裡我們所談論的是認識論（epistemology）—即獲取和評估知識的方式。也就是你用來評估同一事件的不同解釋或者不同方式的主張。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儘管不瞭解知識論但是無疑都具有認識論，就像科妮舉例用來解釋分類學假設的黑馬的例子。」
「自然科學有著絕佳的認識論：實驗觀察、結果比較、重複實驗。」勁松說，「拿這些和社會學比較起來，社會學又有什麼呢？人們挖出同樣的屍體，用電流對它們進行電擊，看它們能否行走。社會學只關心人們想什麼而不是人們知道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