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媽媽告訴米拉，林會在她中午離開之前再來一趟。「昨天，你離開之後，林跟我說他年輕的時候也讀過一些社會學的東西。他是公務員，你知道的（米拉不知道），算是個當官的。」顯然，在他剛剛邁入這份事業時，有人告訴他，如果你真的想深入瞭解你即將從事的這份為國家和政客服務的工作，就應該去讀一讀有個叫韋伯（她用一種別具德國風情的口音將他的名字唸作「veber」）的社會學家寫的書。
米拉一點也不記得關於韋伯的內容了，但是媽媽這番小小的講話讓她感覺有些奇怪。林與母親之間的關係讓她感到一絲不安，母親似乎是在強迫她同林建立聯絡。更讓她感到不安的是，她害怕跟林討論社會學。她覺得這位理論家很可能是能夠讓林產生某些共鳴的怪人—這樣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她從來都沒有聽過韋伯的名字了—或許林會像阿倫的父親給阿倫講哲學家那樣喋喋不休地說教。
林到的時候，米拉正拎著行李下樓。三個人來到花園並肩坐下，天氣暖和讓人心情愉悅。米拉坐在林和母親之間，只感覺他們倆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她一個人身上。在她媽媽開口提到前一天她們在聊的馬克思之前，他們幾乎沒怎麼說話。
「你昨天對我說，人們對資本主義滿意，是因為他們被一種意識形態說服了，但你的愛瑪姨媽聽到這話就會告訴你，資本主義的確沒有讓每個人都富起來，但它給了數以百萬人相當舒適的生活。資本主義或許充滿了競爭性，但也並不意味著其中一個人贏了，其他人就什麼都得不到。」
媽媽這種嚴肅的態度讓米拉感到焦慮。就好比你是一個會拉小提琴的孩子，被爸媽要求在外人面前表演自己剛學會的曲子。她回答說：「我想馬克思會說，是的，資本主義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改變，但它無法兌現自己的承諾。我認為，如果他今天還活著，仍會說出一樣的話：我們確實見證了更大的繁榮，而且澤被深遠，但你還是不能否認資本主義是一個有缺陷的體系，而我們可以建立一個更好的體系。」
現在，米拉突然回想起，每當父母要釋出重要的決定，或者讓人不愉快的訊息，往往會以這種嚴肅駭人的語氣和孩子談話。相比之下，林在說話的時候就顯得平和多了。
「但是米拉，如果你去問問其他理論家，那些在馬克思之後所有思考過這些問題的人，那些離我們的時代更近的人，他們會怎麼想呢？事實上還有一個德國人，在馬克思過世的三十年後開始了自己的寫作—他熟悉馬克思的理論，希望能夠超越馬克思。正如你所說的，馬克思說資本主義可能在某些方面是好的，但在另一些方面是壞的。正因為我們能看到它的缺點，我們就更不應該滿足，而是應該努力地去改變它。而另一位理論家告訴我們，即便你不是共產主義者，也可以去批判資本主義，同時，他也很清楚，除了資本主義，我們別無他法。他認為我們應該提出的問題是……」
米拉的媽媽也忍不住面帶微笑著插話道：「林，你說的是馬克斯·韋伯（maxweber）吧？」
媽媽的聲音聽起來簡直像是在唸劇本一樣，但林說的東西似乎還挺有意思的，儘管像是在講課。米拉耐著性子請林繼續說下去。
「當然，你媽說的是對的—韋伯是我的強項，實際也是我瞭解的唯一一個社會學家，我就像一個只會指揮一首交響樂的業餘指揮家。韋伯說資本主義無可替代，是因為資本主義最有存在的道理。社會變得越理性，資本主義就越有可能運作下去。」
米拉沒聽明白林的意思，但她應該說些什麼好讓他繼續。「你的意思是說就像啟蒙運動那個時候，每個人都開始質疑一切，並在各個領域運用起自己的理性。他們不再說是‘上帝創造了貧窮和疾病，所以沒關係；我們可以這樣活下去’，相反地，他們會尋找緣由，然後試圖採取行動。」
林笑了，米拉很喜歡他的笑—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絲像阿倫的父親那樣屈尊俯就的感覺。是的，啟蒙運動開啟了越來越多的理性運動，這些運動最終導致了越來越多的人願意認可並接受資本主義。
米拉不得不硬著頭皮問出這個顯而易見的問題。「馬克思也認為人們除了資本主義外別無選擇—這是一個必經的階段—但為什麼啟蒙運動就意味著資本主義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唯一途徑呢？難道沒有別的選擇了嗎？」
林說，這正是關鍵問題所在，但想回答這個問題需要花一點工夫。他一開始就提到韋伯的很多思想都是在他同「馬克思的幽靈」的辯論中產生的。韋伯的著作中包含著許多對馬克思的主張的含蓄批判，也吸收了很多馬克思的研究。韋伯對工人們被從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中分離出來的觀點毫無異議，並且，同馬克思的其他觀點一樣，我們讀他的作品時就能感覺到這一點也被簡化處理了。韋伯知道工人被強佔豪奪，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都集中在資產階級手中，但他也知道，這種解釋是片面的。他希望對資本主義的起源提出更加完整的解釋，並讓這種解釋從歷史的角度上看是正確的，因此，解釋人們為什麼會對資本主義著迷就成了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資本主義的要素已經存在幾百年了，但是韋伯想要知道，我們中的一部分人是如何抵達日常生活的需要全由資本主義企業來滿足的狀態的。是的，你必須擁有土地、機器等，並將其作為由企業控制的私有財產，此外，你還必須要擁有自由的勞動力，也需要對機器和勞動力進行合理的組織。」
這我就明白了，米拉開始思考他說的話。正是因為資本主義基於一種理性的思考方式，所以它能夠與理性時代攜手同行。當你仍然傾向於以非理性或迷信的方式來思考時，你就不能理解資本主義。米拉絞盡腦汁地想，一會兒自己該說點什麼，但林根本停不下來，不會給她見縫插針的機會。林接著解釋說，所謂的「理性組織」，就是一種以完全抽象的方式來思考處理事情的最佳模式，即「我需要用什麼方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在當時，資本主義企業完全是以盈利為目的而行動的，因為諸如傳統之類的東西已經不能阻擋它了。林在這裡停頓，米拉趕緊把話頭搶了過來。
「他不會相信答案這麼簡單，對吧？」
「是這樣的。他總是在自己的理論中尋求一種複雜性來匹配他觀察到的真實世界。」為了強調這一點，林接著描述了韋伯對自由市場的論述，尤其是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對理性組織所產生的重要性。只有在所謂自願的情況下—但實際上是受到「飢餓的鞭子」的驅趕—勞動力成本才能提前被計算出來。除了「飢餓的鞭子」，你還需要其他的動力。理性組織需要能夠計算出每個決定對其收入的影響。一個企業要能夠計算出它是否在盈利，所以必須要設定會計崗位，換句話來說，它必須要能在賬面上計算出收支上的平衡。企業必須要依賴於其他可計算的東西，比如法律。它所依靠的就是法律的一致性和連貫性。
「林是學會計的。」米拉的母親假裝若無其事地插話。林笑著接道，正因為這樣，他一直都很喜歡韋伯指出的那些無聊的工作的重要性—像是官吏、簿記員、會計—儘管他沒有在政府做過這類工作。「但你不是最終在慈善行業裡用到了自己所學的知識嗎，對吧？」
「這樣呀，」米拉很感興趣，「你在做慈善方面的工作？」
「是的，」她母親煞有介事，「林是你爸爸所在的主要慈善機構的財務主管。」直到林再次離開之前，米拉都沒騰出空細細琢磨其中的關係。
林解釋說，如果沒有簿記系統和法律框架來管理與供應商和客戶的關係，企業就不可能正常運作。他接著說，舉例來說，所有上述提到的內容都有助於企業憑藉著一定的可靠性來預測未來時期的成本和利潤。韋伯說，可計算性還意味著擁有一套理性的技術—計算已經融入資本主義的每一個細節的設計當中—這就意味著一種機制化。到了十九世紀中期，剛才提到的這些都在西方得到了很好的發展，甚至可以說資本主義適用於其中的大部分情況；雖然並非所有情況，但它也已經變得如此重要了，缺少它，經濟就會崩潰。
「米拉，現在我們回到你剛才所說的，韋伯是不是不相信事物的單一解釋的問題上來。他不能把事情簡單化，因為他知道現實從來就不是簡單的。」林說，每當韋伯從抽象的討論轉向具體的歷史事件時，他總是會將事情變得更加複雜。比如說，他知道西方通過創造大眾市場，在我們歷史課程上公認的時間之前，就已經進入了資本主義。這些都是通過降低價格實現的，降低價格可以讓更多人負擔得起工業製品。若想使得價格下降，製造商就必須要採取各種措施來降低成本，這樣就增加了對勞動力的理性組織和理性技術的需求。韋伯指出，這種創新依靠合適的專利法得到長足發展—他似乎很擅長將法律納入他的解釋體系—因為若是沒有專利法，人們就不會為技術創新而煩惱。米拉的母親用勉強的僵硬笑聲打斷了他（她為什麼會這麼緊張？）。
「所以這些無聊的專利律師才變得這麼重要。林，關於法律，韋伯還說了別的什麼嗎？」
「嗯嗯，有的，韋伯認為我們可以通過比較西歐和東方，尤其是東亞，來獲取更多關於資本主義起源的資訊。西方已經發展出了資本主義的關鍵特徵：理性的法律，理性國家，公民的概念，科學，以及他所稱的‘生活方式的理性倫理’（rationalethicfortheconductoflife）。」
在對林的慈善工作表達過驚訝之後，米拉很好奇林和她父親之間到底是什麼交情。林和父親之間的關係到底怎麼樣？這或許可以解釋她母親之前的一系列怪異行為？林說的這些和她不斷的提醒有什麼關係嗎？就像現在，她一直要求林再多講一些關於法律的事情，彷彿是在提醒林曾經答應她要告訴米拉什麼具體的事情一樣。
林解釋說，在韋伯看來，不理性的法律與魔法的存在阻礙了資本主義在其他地方的發展。舉例來說，基督教（及猶太教）就對魔法懷有敵意。基督教同時也在法律的理性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為舊時的法律（比如通過折磨或毆打來裁量審判）被認為是「異教做法」。林說，這就與韋伯對於公民可以自由交換商品和服務而不用擔心被騙的想法聯絡起來了。而魔法所帶來的一部分障礙就是設立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這樣你就不能同a類人一起工作，或不能把這些東西賣給b類人，也不能從c類人那裡採購，或者不能把真貨賣給d類人，因為魔法會告訴你，你必須要把東西賣給另一些人。然而在人人都是公民的城市裡，這種差異在人人擁有理性的城市會被克服掉。
林接著說，比如韋伯認為在東方，人們所在的群體（部落、兄弟會、社群、宗教社群）和其他群體之間總是存在著一種特殊的差異。人們可以在別的群體那裡偷東西，但必須要對自己的群體做到非常慷慨。而這種區別在西方被明令禁止了，這就讓不同人群之間的平等商業交易成為可能。
米拉想到，多尼聽了這種說法一定會非常開心。他似乎一直覺得商人們就像處在一個共同的部落裡，他們有自己的準則，知道彼此的期望，卻可以欺瞞和誘騙別人。如果說多尼是典型的商人，那麼米拉認為韋伯對於資本主義的看法則不甚正確，但她不會直接這麼說，相反，她說道：「但是為什麼每個人自身也會產生理性的態度呢？你剛才不是說，在人們承認資本主義是正確的道路之前，就已經針對各種生活的行為產生一種理性的道德生活方式了嗎？」
「是的，你也許會認為這和啟蒙運動有關，人們希望通過理性的方式理解事物，而不是一直將上帝代入其中。但韋伯會告訴你，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
「我開始有點覺得，他有意把事情複雜化，只是為了讓事情更加難以理解。」米拉說。
林忍不住大笑，說「韋伯的理論確實難以理解。我剛剛說過他，基督教幫助我們把魔法推到了一邊，從而使法律變得更加理性了。這只是韋伯認為基督教為我們提供了一條更加理性的道路的其中一例，除此之外你還可以觀察一下禁慾主義宗教的僧侶，他們剝奪了自己所有屬於世俗的快樂，有時甚至拒絕與塵世發生任何接觸，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保持虔誠的最好方式，這最終會拯救他們的靈魂。他們開始理性地組織一種方式以確保自己能夠以最好的方式服務於上帝，因此他們精心安排和組織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他們甚至在幾乎沒人使用鐘錶的時候用時鐘來標記一天中的每個階段。」
這就對了，米拉想。這就是林看起來的樣子：他看起來不像是個會計，倒像是個僧侶。當林給他講十六世紀新教改革讓很多基督教徒脫離天主教，並將僧侶的宗教從修道院中帶了出來時，米拉極力憋笑，嚴肅對待林所講的內容。普通的新教徒當時認為，他們應該將精確地組織自己的生活看作一種手段，藉此達到自己最終的目的—得到救贖。在其他方面，也意味著人們不會因為賺夠了食物就開始停止工作且享受生活。
在眾多教派中，有一個叫加爾文宗的特殊教派。林接著說道，在韋伯的第一本重要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他描述了由加爾文宗的先定論所導致的「救贖焦慮」。加爾文宗的信徒相信，出生之時，有些人就已經被選中會得到救贖，但你不可能知道具體是哪些人，你也不知道自己會去天堂還是地獄，這讓人們很焦慮。為了幫助應對這種焦慮，人們就會盡可能地去尋找所有會給他們的未來提供暗示的跡象。
林小心謹慎地盯著米拉，應該是在觀察她的反應。
「在慈善行業，就像我現在工作的這個地方，總是有很多商人參與其中。你知道，他們賺了錢之後就想回饋社會。一些特別富有的人出手相當闊綽。」米拉想的是：反正你說的不是我爸爸，他只進不出。林可能知道她在想些什麼，米拉還是擔心他會將這場談話引向何處。
林只是繼續說了下去：加爾文宗的信徒逐漸認為，那些通過捐錢建醫院或者救濟院等行「善事」的人一定是好人，因此他們必定會得到救贖。但若想做這些好事，首先你就必須要積累一些財富。他們認為唯一神聖的賺錢方式就是通過努力工作和積極進取，因為偷竊或繼承一筆遺產而得到的錢不能作為一個人能夠上天堂的標誌。因此，行善是得救的標誌，工作就是履行對上帝的責任。米拉意識到這種說法裡存在一些問題。
「這麼說來，變得富有就可以被救贖？但是我在《聖經》裡讀到，富人是上不了天堂的。」
「加爾文宗的信徒認為他們必須要以一種理性而自律的方式同他人合作。他們就像苦行的僧侶一般，只是不同於僧侶的是，他們不認為逃離塵世是獲得救贖的捷徑。他們相信，上帝不希望他們拒絕塵世的事物。他們相信，自己變得富有，只是在管理這些財富，而非享受財富。正如我剛才所說的，他們認為這是他們的職責所在，或者說是天職（calling）。這個詞只出現於新教《聖經》中，它指的是上帝召喚你去做某事：積累財富變成了上帝提出的宗教任務。」
米拉努力回憶起他之前說過的話。「這個‘新教倫理’和你說的‘工作倫理’是一個東西嗎？」
「這麼說吧，你提到的這一點也是韋伯理論的一個部分：工人努力工作，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他們對上帝的責任，也是得到救贖的唯一途徑。這也是為什麼當他們賺夠足夠的錢來維持生活後，還是會拒絕休假。但是韋伯說，新教倫理對於資本主義的價值和它促進資本家思考所產生的價值是同等重要的。他提到，這種天職的想法讓他們能夠‘問心無愧’。資本家剝削工人本可能是無恥的，但工人正是因為為他勞動，最終才獲得了拯救他們自己靈魂的機會。」
林想確認米拉是否明白上面說的這些在更寬泛層面上的意義所在。起初，資本主義並沒有得到很好的推動。儘管宗教作為啟蒙運動的結果而日趨衰落，但宗教對於人們來說仍然非常重要。所以說最關鍵的歷史事件不是啟蒙運動，而是改變了數百萬人基督教信仰的宗教改革。在新教的禁慾主義共同體中，人們只有在保持身體健康和有價值的情況下才能免下地獄，而生意上的成功就是對其產生適應性的標誌。但是，資本主義一旦發展起來，就不再需要宗教的加持了。韋伯認為，舊的新教倫理在十九世紀早期就已經變成一紙空文了。
米拉回想起，父親和父親的密友都利用宗教來達到自身目的：共同的宗教可以幫助他們解釋為什麼被他們利用的人們會選擇信任他們。但說起來，這更像是涂爾幹的觀點，而非韋伯的，只是她再一次懷疑這場談話是不是別有用心。林彷彿是在給她講一個曲折迂迴的寓言故事，而她本應該意識到這是一個關於她父親的深刻而又別具意義的寓言故事。「哦得了，別說了，」她對自己說，「記住，不是什麼事都是與你有關的！」林說，你能在一名成功的企業家身上看到古老信仰的痕跡，但是現如今，韋伯所稱的「資本主義精神」已經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儘管它最終仍會導向同種行為，但它已經不再是具有宗教意味的觀念了，取而代之的是個人慾望會對社會產生益處的觀念。當然，最終新教倫理也在工人階層中消亡了。工人不再滿足於等待上天的饋贈，而是組織起來與老闆一較高下。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資本主義能夠靈敏地應對啟蒙運動之後宗教信仰力量衰落的局面。米拉的思緒又慢慢落回了地面。「好的，那麼現在我們回到這個觀點，思考下人們之所以認為資本主義是唯一的行事方式，是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隨時隨地運用理性生活。」
「我覺得是這樣的。我們知道，韋伯認為理性的傳播對於消除資本主義的諸多障礙以及為資本主義發展創造條件來說都是必要的。韋伯將這一過程稱為‘理性化’（rationalisation），在這一過程中，越來越多的生活內容是在對實施既定目標所需手段進行抽象計算的基礎上進行的。」隨後林解釋道，理性化不僅對於韋伯解釋資本主義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對他理解現代國家也起到了相當關鍵的作用。這也是韋伯對科層制發展產生興趣的潛在主題。
「這也是我對韋伯感興趣的原因。」他說道。韋伯能夠感覺到他身邊的科層制在成長—這也是一種在理性社會中組織事情的方式。因此，資本主義企業需要有它自己的科層制，就像包括國家在內的其他組織一樣。這不是在說科層制一定是好的—就因為它伴隨著理性化而來，但不代表它身上沒有缺點。
「我剛開始工作的時候，當時政府想要消除科層制所帶來的冗餘，從而將難以控制的地方政府重新置於中央的管控之下。我們使用了韋伯的理論來分析這個問題。從韋伯那裡我們瞭解到，正如資本主義有弊端（如剝削）一樣，官僚主義也有弊端。特別是，一旦你建立了一個科層體系，你所制定的規則往往會成為其最終的目標。官僚們會一直實施這些規則，即使實施這些規則的最終結果與最初制定規則時的預期相反。事實上，在現代社會中，整個理性化的過程增加了正式理性程式的使用風險，而實則削弱了人們獲得他們真正想要的結果的能力。」
米拉靈光一閃：「就像資本主義精神一樣，你不會把所有時間都花在工作上。你一開始是為了賺錢，這樣你就可以在生活中做那些了不起的事，但隨後你陷入了為了賺錢而工作的狀態，根本無暇分身。人們總說他們計劃減少工作量，多給自己留一點時間，但是他們從來都沒有這樣去做。所以這是不是就意味著我們應該認為理性化並不總是好的呢？」
「肯定有一些情況讓韋伯對理性化感到擔憂。他覺得這一切在開始是很好的，直到我們為了理性拋棄了其他一切之後，才發現我們已經徹底失去了所有的選擇。韋伯認為，一個理性的世界是無比沉悶的世界，就像牢籠，他認為，我們一定會懷念那些曾經被我們拋棄的東西，以及所有現在已經被解釋掉的神秘之事。或許什麼都不知道會更有意思，因為這樣就能讓事情保持它的魔力。韋伯認為，日益增長的理性化行為只會不斷地‘祛魅’（disenchantment），也就意味著我們再也感受不到那種魔力了。」
米拉腦海裡的一些零散想法開始整合在一起。「那麼說來，韋伯一直在解釋為什麼社會似乎找不到比資本主義（或科層制、國家）更好的行為方式了，但他並沒有說這些就是唯一的可能，也沒有說這些都無可非議。」
林的聲音聽起來很愉悅：「是的。我們不需要去假裝事情同它表現出來的樣子有所不同—彷彿資本主義明天就要崩潰了一樣—就為了去批評它們並沒有為事情向更好的方向發展提出建議。這一點在韋伯對資本主義社會不平等的看法中體現得最為明顯。韋伯想知道資本主義所生產的所有好東西是如何進行分配的。」
林開始談論起了階級。對於韋伯來說，階級是建立在經濟關係之上的，這一點同馬克思一樣。韋伯也認為，布林喬亞是一個階級，普羅列塔利亞是一個階級。韋伯同時承認存在許多其他階級，但與馬克思不同之處在於，他沒有將他對階級的經濟基礎的討論侷限在生產活動上。馬克思將所有的階級都定義為他們與生產之間的關係，但韋伯認為階級與市場的關係更為重要。韋伯認為，其他階級也在做資產階級所做的事。資產階級壟斷了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並從中獲取利益，那麼除此之外的人們還能去壟斷什麼呢？答案就是人們還可以試著壟斷一種貨物或服務的市場：信貸市場、住宅建築用地、鑽石或鈾，抑或是某種特定型別的勞動，比如做工程或是擦窗戶。
米拉想到了她父親和他的那些密友們。他們又在市場中壟斷了什麼呢—關於投資的資訊？不，他們並沒有什麼專業知識，只是假裝有罷了。他們裝作自己是專家，去說服那些可憐的投資者相信並把錢交給他們。她父親用這筆錢成功地將自己的收益翻了一番，卻毀了其他投資者。鑑於她父親只是假裝擁有專業的投資資訊，因此他的企業運作的關鍵要素是讓人們相信他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專業知識，而米拉認為，這就是他所做的慈善工作應當發揮作用的地方。「韋伯認為人們是否真的壟斷了別人想要的東西這件事很重要嗎？」她問道。
林看起來很是困惑。「韋伯曾經指出，在建立或維護這種壟斷時，有些人會更成功，有些人則不那麼成功。比如說，在那些專業人士中的一些群體，比如律師，擅長於建立和維護這種壟斷，他們通常會得到最高的工資。你想說的是這個意思嗎？」林接著解釋，人們在壟斷市場方面的能力真的很重要，因為它會影響到整個資源的分配。正因為它是如此重要，人們為了打破或捍衛壟斷會準備互相攻擊，有時甚至真的會打起來。好吧，米拉想，如果有打鬥，就會有謊言和欺騙。另一邊，林說這也意味著韋伯認為存在著許多不同種類可爭奪的資源，這些資源比馬克思所設想的要多，但是，同馬克思一樣，韋伯說我們並非作為個人，而是以整個階級的形式去奪取這些資源。
韋伯認為，社會階層由那些控制了某些市場或者其他—某些特定型別工作、產品、原材料或買賣其他東西的市場的人組成。大多數時間裡，獲得對市場的控制，就意味著一種排他性—這也是階級鬥爭的實質內容—通常情況下，能夠控制最有價值的市場的階級也是最能成功將他人拒之門外的階級，這類階級的人數通常不多。這也是富人往往比窮人少的原因。社會分層—社會被劃分為不同階層的方式—就反映了人們與不同市場之間可能存在的不同關係。上層階級在市場上處於壟斷地位，這為他們提供了很多資源，而下層階級在市場上只能部分壟斷，或只能壟斷那些不能為他們提供更多資源的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