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羅拉多西南角，安肯帕格里高原順著一片雲杉林和灌木林逐漸降至猶他州的邊界，在這裡有一片寬達一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既沒有醫院也沒有百貨商場，只有一家小藥店。店主是多恩·科爾柯德，他居住的小鎮名叫紐克拉。一個多世紀前，紐克拉鎮之所以得名，是因為一批理想主義者希望，他們居住的社群將會成為「世界社會主義政府的中心」。不過，這裡現在更像是地球的邊緣。97號公路走到主大街的頂端便斷頭了；總人口七百左右，並在日漸減少。開上一個半小時才能看到距離最近的交通訊號燈。農場主老夫婦開著皮卡前往紐克拉鎮的時候，妻子們往往會從靠門的位置挪到前座中間，近得足可以觸碰開車的丈夫們。彷彿此地的地形——群山無盡、四野遼闊——讓人更珍惜福特f-150狹小駕駛室給人的親密感。
多恩·科爾柯德在紐克拉鎮經營藥劑師商店已有三十年。以往，這樣的商店在美國的農村衛生保健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裡曾經有過另外三家藥店，但全都已經關門歇業。有些人開車行駛一百三十來公里的路程，只是為了光顧這家藥劑師商店。店鋪裡有幾排貨架、一個明信片支架、一個百事可樂飲料機，以及一個標著「糖尿病用品」的區域——這個區域掛著幾顆裝飾用的動物頭顱，分別是兩隻長耳鹿和一隻羚羊。頭顱邊上便是藥劑師的工作臺。顧客們不像城裡人排隊時那樣小心地保持著距離，紐克拉鎮的人們擠在櫃檯跟前，大聲地談論著各種健康問題，或許是基於人們乘坐皮卡時緊挨在一起的本能，也或許因為多恩（當地人通常這樣直呼其名）似乎總能做到有問必答。
「把腦袋伸進蜂窩，你覺得怎麼樣？」當時是星期二下午，問話的是一個身材魁梧的男子，因為罹患關節炎而急於找到費用低廉的治療方法。
「這個法子有人用過，叫做蜜蜂蜇刺漸進療法，」多恩回答道。「被蜜蜂蜇刺之後，人的身體會產生可的松。可的松能夠消腫，但不會留在體內。不過，你不知道人體什麼時候作出這樣的反應，也可能因為過敏性休克倒地而死。風險很大。你不知道蜇你的蜜蜂去過什麼地方。你也就不知道它採到的是哪一種蛋白質。」
「你真行，謝謝。」
「我給你推薦一種玻尿酸吧。這東西有點貴，每個月要花二十五美元。但有些人服了很管用。是從公雞雞冠中提取的。」
接著，一位婦女聊起了自己的兒子。她兒子是一名空軍軍官，負責從伊拉克護送陣亡士兵的遺體回國。另一位婦女諮詢解充血劑。第三位婦女問，服用膠原蛋白促生物會造成什麼樣的生育缺陷風險。那一天的早些時候，充實生命教堂的一位佈道者前來諮詢治療聲帶麻痺的藥物。（「每次佈道，我都要說上三十分鐘的話。」）還有一個人給多恩醫生扔下一盒重新裝上彈藥的點222彈殼。「這是新的銅質彈殼，」那個人一邊說，一邊把子彈放在了櫃檯上——這藥還真夠厲害的。
其他人只是順道進來閒聊而已。作為唯一的藥劑師，多恩也許是方圓一萬平方公里內最健談最友善的人。我第一次前往他的店鋪拜訪時，他問起我的家庭情況，我向他提到了自己剛出生的雙胞胎女兒。他用一隻小杯子裝了些他最近配製的藥膏。「這是安息香酊劑，」他說道。「參加競技的牛仔無論騎牛還是騎野馬都會用這個東西。用來塗在手上，手才不會起皮。這是一種呼吸促進劑，主要用於創傷治療。治療尿布皮疹，這東西最管用。」
多恩·科爾柯德出生在紐克拉鎮，在科羅拉多度過了整整五十九年時光，這個地區濃厚的社群意識所形成的一些品質，往往讓外來者感到自相矛盾。多恩的店鋪有香菸出售，因為他認為大家有權利做一些並不符合健康的事情。他投票支援在該地區屬於少數派的民主黨。他喜歡波切利的音樂，開一輛雷克薩斯。復活節的時候，科爾柯德家族有塗彩蛋的傳統，塗好的彩蛋依次擺放在草場上，再用25-06型雷明頓步槍挨個打爆。作為全國步槍協會的忠實成員，多恩說起射擊活動時顯得語氣平靜。「呼吸的時候，手臂會一上一下移動，所以你得控制自己的呼吸，」他說道。「跟打坐差不多吧。」他曾經獲得過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步槍隊神槍手的稱號，在美國空軍學院保持了多年的立射射程記錄。
沉著冷靜是他在該社群具有如此影響力的原因之一。他身材矮小，戴著一副略顯斯文的眼鏡，無論男女，跟誰說起話來都十分自如。「只要多恩看著你的眼睛，世上的煩惱就彷彿消失了，」一位當地人告訴我。大家對多恩絕對信任。人們有時候會在深夜兩點鐘給他打電話描述症狀，詢問應該前往位於納徹裡塔的小診所，還是應該叫救護車把自己送到最近也要兩小時車程才能到達的大醫院。人們有時會到他的家裡拜訪。幾年前，一個墨西哥移民家庭八歲大的兒子生了病；全家人兩次前往鄰近社群的小診所，均診斷小男孩為身體脫水。但孩子的病情沒有起色，於是一天夜裡，一家大小八口人全出現在了多恩家的車道上。他快速進行了診斷——小男孩的肚子腫脹，伴有熱感。他告訴父母親，孩子需要急救。於是他們趕到了離得最近的蒙特羅斯的醫院，醫務人員確診為布魯氏菌病，並立即用飛機把孩子送到了丹佛市。孩子在icu病房住了兩個星期才徹底恢復。丹佛市的一位醫生告訴多恩，如果再晚一點送醫院，孩子必死無疑。
多恩在藥劑師店鋪裡從不穿白大褂。他經常給人們量血壓和注射；如果需要臀部注射，他會把病人帶到浴室以保障私密。上了年紀的人稱他為「多恩醫生」，儘管他並沒有醫學學位，並勸阻大家不要使用這樣的稱謂。他也沒戴工作牌。「我喜歡穿老式的李維斯牌牛仔褲，」他說道。「人們希望跟自己說話的人穿戴相似、說話相似、住在同一個社群。我知道，很多醫生都要穿白大褂，這會讓你看起來更專業。但我們這裡不是那麼回事兒。」他更願意大家稱他為藥店老闆。「藥店老闆嘛，既可以幫你修鐘錶也可以修眼鏡，」他解釋道。「藥劑師呢，就是沃爾瑪裡面那些傢伙。」
他的櫃檯後面放著維修工具。他經常用到這些工具，一如他經常抱怨沃爾瑪、保險公司和醫療保險d專案。自2006年以來，該專案開始向老年人和殘疾人提供處方藥物，以確保數百萬人能獲得藥物治療。不過，該專案也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讓鄉村藥店無事可幹。美國政府未能像其他很多國家那樣建立標準藥價的國家處方集，而是允許私有保險公司自行與藥物供應商進行協商。大型連鎖企業和郵購藥房因為訂貨量大，所拿到的價格遠優於個體藥店。該專案實施的兩年之內，超過五百家的鄉村藥店停業。多恩舉了一位本地顧客的例子，這個人因為類風溼關節炎需要用到阿達木單抗。保險公司每個月報銷1721.83美元，而多恩的進價為1765.23美元。「我每個月損失43.40美元，」他說道。郵購藥房的價格更加優惠，但多恩的這位顧客不喜歡；他擔心送貨延誤，並喜歡與藥劑師進行面對面的交流。「他這個人我很喜歡，」多恩說道。「所以我一直替他做這樣的事情。」自從d專案生效之後，多恩的盈利變得十分微薄，他先後三次拿出自己的積蓄才能讓藥劑師商店照常營業。
從嚴格的意義上講，他是個不合格的商人。商店的電話響起，他語氣友善地交流了五分鐘，掛上電話之後說道：「她甜言蜜語了一番，還讓我給她賒賬。」打電話的人來要尿片，多恩的回答是可以。每次遇到有人賒賬，他就把收據貼上在櫃檯裡側的牆壁上。「這個人說他的花費可以用保險支付，但這一部分保險支付不了，」他指了指其中一張收據解釋道。「這個人說他星期二要過來一趟。這個病人外出度假了，需要延期。」他數了數：二十三張收據。「大多拿不出錢，」他說道。每年他都要勾掉一兩萬美元的壞賬，這麼多年的壞賬，估計總共有三十萬美元。他每年的收入為六萬五千美元。我在藥劑師商店駐留的幾天時間裡，從沒看過走進店裡而多恩叫不出名字的顧客。
「這就是在小城鎮做生意的代價，」他說道。「我無法想象，一個人可以看著他鄰居的眼睛這樣說：‘我知道你有麻煩，但我幫不了你，你的孩子也無法好轉。’這是藥店生意衰敗的首要原因，也是我讀大學時，會計學第一課的內容。」
當初定居者之所以來到如此偏遠的地方，是因為他們期望在此實驗一種不同於資本主義的替代品。1890年代，一個名為科羅拉多合作拓荒隊的團體打算在該地區建立一個烏托邦社群。其頒佈的《原則宣言》大肆抨擊以市場為導向的激烈競爭：「［我們］相信，在現行競爭制度下，只有強大者和狡詐者能夠取得‘成功’；［我們］認為，無論男女，正直者均無法過上舒心的生活；如果妥善實施，該合作制度能創造最好的機遇，釋放人性的優良和高貴。」（懷俄明大學的帕梅拉·j·克拉克曾經在2001年的一篇論文中對該團體的歷史和作用進行過描述。）
19世紀末期，社會主義性質的社群在美國西部並不鮮見。卡爾·馬克思認為城市工人階級是共產主義最大的希望所在，但在美國，常常是偏遠地區成為了合作組織和社會主義的試驗田。1877年頒佈的《沙漠土地法案》是原因之一，它規定定居者只要有辦法實行灌溉，便能以低價獲得土地。為了修建水利設施，集體力量勢在必行，很多早期社群都以共同勞動的原則得以成立。摩門教尤其成功——他們在猶他州所實施的一些專案為美國西部其他各州樹立了榜樣。不過，多數社群並不具備宗教特性，更多是受了馬克思或者羅伯特·歐文這樣的知識分子思想的影響。加利福尼亞阿納海姆市的人們因為合作修建水利專案而定居於此，離它不遠的河濱市同樣如此。其他地方雖以失敗告終，但在地圖上留下了一個個充滿理想主義的地名：平等鎮、自由地鎮、利他鎮。
科羅拉多合作拓荒隊選了一處蠻荒之地，取名為太比瓜徹公園。這個地方極度乾旱，但不到九十多米之下的山谷裡就有聖米格爾河汩汩流過，定居者們經過線路勘察，決定修一條近三十公里的灌溉水渠。全體成員於1895年開始挖鑿。他們在全國範圍內出售股份，還在布魯克林、芝加哥、聖保羅和丹佛等地成立了科羅拉多合作拓荒隊俱樂部。他們出版了一份名為《利他主義者》的報紙，報紙上經常用到「同志」這個詞，並對合作組織和社會主義等內容進行理論闡述。他們計劃廢除債務、利息和租金，並禁止賭博和售酒行為。他們夢想著燦爛的未來：「如果一個由逃犯和難民組成的微小團體都能夠建成羅馬並維持國家狀態長達十二個世紀，誰又能料想到由美國知識分子精心組織的拓荒團體將會取得怎樣的成就。」
他們在一年時間內進行了第一輪整肅。有十名成員因為共產主義色彩過於濃厚而被逐出團體；《利他主義者》報道，水渠將實行股份制，其他財產繼續保持私有。無論頭一階段的情形多麼不如人意，該報紙一如既往地堅持使用格言警句。（「共產主義可能實行合作制度，但合作制度未必就是共產主義。」）到1898年冬季，定居者們耗盡了所有的食物。次年，一半的董事會成員提出辭職。（「競爭是地獄的產物，合作將創造人間天堂。」）1901年，秘書宣佈該團體破產。一位前董事會主席自殺身亡。（「只要你只顧著自己，那你就不可能成為好的合作者。」）
最終，他們放棄共同勞動的原則，並將工程外包給私人工作隊。1904年，渠水終於從完工的水渠裡嘩嘩流過；六年後，他們重新取名紐克拉（nucla），意為「中心之城」。社會主義的夢想一直未能實現，不過那條水渠直至今天還在發揮作用。科羅拉多合作公司至今仍然存在，由它僱用的全職「渠道員」負責這一水利設施的執行。渠道員名叫迪恩·納斯朗德，他的父親和祖父都參與過水渠的開鑿。跟紐克拉鎮的大多數居民一樣，納斯朗德談論父輩時從不涉及他們的社會主義政治理論。（「人們叫他喬伊老爹。他算是個牛仔。他喜歡四處閒逛。可能玩上一個星期的紙牌，然後又開始找點活兒幹。」）當地一家董事會負責監管水利系統的執行，但股份仍為私有制，爭執往往令人惱怒，創立之初的合作精神似乎早已在這乾燥的氣候裡蒸發殆盡。「威士忌是用來喝的，水是用來挑起爭鬥的，」納斯朗德告訴我。「我曾經見過好多人用鏟子相互毆打。」
紐克拉鎮的粗野遠近聞名。這樣的粗野興起於1950年代和1960年代，當時的鈾礦開採及加工迅猛發展。不過，1979年發生三里島事件後，鈾礦市場迅速萎縮，前來投奔紐克拉鎮以及六公里外的姊妹小鎮納徹裡塔的人口持續減少。除了放牧，唯一穩定的工作就來源於當地一家毗鄰煤礦的發電廠和教育系統，此外很少能找到工作機會。這兩個小鎮的人均年收入都低於一萬四千美元，只比全州水平的一半略高一點，接受大學教育的人口比例僅有百分之八。由於資金匱乏，學校董事會最近決定實行每週四天工作制。紐克拉鎮只有一家餐館，納徹裡塔鎮有一家漢堡店，兩個鎮共有一個酒吧。這家酒吧名叫「141沙龍」，取自從納徹裡塔穿城而過的141號高速公路。星期四晚上，我是酒吧裡唯一的顧客，酒吧招待員告訴我，她剛以五萬三千美元的價格在紐克拉鎮買了一套三居室。每個月歸還按揭貸款二百五十美元。她叫凱西。
「唯一的問題是，房屋的壁板是石棉瓦，」她說道。
「問題嚴重嗎？」
「只要你不碰它，問題不算嚴重。石棉很耐用。」她靠在木質吧檯上說道。「你要喝點什麼？」
「你們這裡有什麼？」
她笑著說道：「我們只有野格利口酒。」
多恩·科爾柯德八歲的時候便知道，自己將來想成為一名藥劑師。他出生在距離紐克拉鎮並不算遠的鈾旯灣鎮，他的母親是當地一家藥房的職員。放學後，多恩會在藥房一連待上數個小時，心滿意足地看著藥劑師們忙前忙後。十多歲的時候，他悄悄潛入了藥店。他跟幾個朋友一起，偷了啤酒、《花花公子》雜誌和避孕套。（「避孕套被當做廢物扔掉了。」）鈾旯灣鎮是個小型社群，沒過多久幾個孩子就被逮住了。他們不能用錢賠付損失，而是以每小時二十五美分的報酬替店鋪做事，直至償清債務。「我們要做清潔、整理貨架。大家都知道你為什麼會在那兒。對於我而言，那也許是件好事。」
當時，多恩在他和哥哥吉姆合住的房間裡找東西，碰巧找到一本藏在床底下的雜誌。雜誌上全是裸體男人的圖片。多年後，多恩仍舊感到驚奇，1960年代中期居住在科羅拉多偏僻之地的小孩子怎麼會得到這樣的雜誌，但他當時卻沒有這樣的想法。他只覺得這是自己見過的最怪的東西。
「這本雜誌是你的嗎？」哥哥回到家裡的時候，他這樣問道。
「是的，」吉姆回答道，他一點兒也沒有覺得難堪。他收回了雜誌，之後兩個人再也沒有提起過這件事。
吉姆比多恩年長三歲，在家裡個子最高。他身高一米九，體格魁梧，但對於運動和打獵絲毫沒有興趣。多恩學打棒球和步槍射擊，吉姆則喜歡釣魚。他大部分時間獨來獨往。上中學之後，他的學習成績非常優秀，喜歡參加辯論隊的活動。他常常令自己的父親深感失望，後者教訓他舉止要像個正常的男孩子。1972年，也就是吉姆離家前往大學兩三年後，他給家裡人寫來一封信，說自己是同性戀，還說他知道父親永遠都無法接受這一點。他叫家人不要去找他，他將永遠離開科羅拉多。接下來的十二年，誰也沒有收到過吉姆的隻言片語。
十八歲時，多恩跟自己高中時期的女朋友克瑞莎結了婚，並同住於他正在唸書的博爾德。後來，他們定居在紐克拉，經營這家藥劑師商店。1983年，多恩的父親去世，他的遺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僱請一名私人偵探。這位偵探在芝加哥找到了吉姆，他是縣法院的職員。他說自己之前有預感，家裡肯定出了什麼事情。
次年，吉姆回到紐克拉住了四天。他陪著母親開了好長一段距離的車，母親告訴他，她老早就知道他是個同性戀，她深感抱歉的是一直沒能改變他父親的態度。那幾天，吉姆和多恩聊到很晚才睡。一天晚上，吉姆告訴多恩，自己感染了艾滋病，還說醫生告訴他，他的病情很可能已經惡化了。吉姆告訴多恩他想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什麼地方。他還請求多恩前去芝加哥，看望他和他長期共同生活的男友。
那一年，他們每個星期都在電話里長談。可一說到芝加哥之行，多恩總有脫不開身的理由。店裡太忙，兒子和女兒的學校活動太多。克瑞莎一直勸說他踏上旅程，但他總是無法成行。
吉姆死後，他的一位同事打來了電話。她寄來了骨灰盒，同時附帶有他的一份遺囑、工作獎金，以及幾張照片。其中一張照片拍攝於瑞格里球場，照片上的吉姆和自己的男友站在一塊寫著「小熊隊，加油」的牌子跟前。多恩細看那張照片的時候才明白，他實際上根本不瞭解自己的哥哥。他在過去十多年間跟吉姆只有四天的時間相處，他甚至不知道哥哥的男友叫什麼名字。他終於明白了自己一直未能前往芝加哥的真正原因。「我是在生自己的氣，一想到兩個大男人同處一室我就自在不起來，」他這樣說道。「我不願意看見兩個大男人接吻。我現在倒沒什麼，可當時真的無法接受。我真後悔。」
帶著母親和年幼的妹妹，多恩把吉姆的骨灰撒在了聖米格爾河和多洛萊斯河的匯流處。多洛萊斯河自南向北流淌，從帕拉多克斯峽谷一個充滿鹽鹼的小山包中間穿過，河水含鹽發澀，沒有魚兒。去那裡游泳的人會浮在水面上，彷彿到了一千六百多公里之外的太平洋。
納徹裡塔最後一位醫生死於十五年前。鎮上只有一間小診所，最近與科羅拉多其他地方的一個醫生簽訂合同，讓他每個星期來鎮上出診兩天。不過，打主力的還是肯·金克斯，他是一位內科醫生的助理，每天二十四小時應診。金克斯在科羅拉多的鄉下生活了十多年，在此期間他知道，撕開傷口上的絕緣膠帶比一般的膠帶更難。有兩次他遇到病人頸椎骨折之後，自己開著車來到診所，並走了進來，實際上這些病人應該在受傷地點就地固定。「如果移動的方式不對，他們很可能送命，或者在輪椅上度過餘生，」他說道。違背醫囑強行出院的人並不罕見。有好幾次，金克斯告訴心臟病人需要用直升機轉院，結果病人們紛紛表示拒絕，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有更便宜的轉院方式。金克斯簽好表格，取下靜脈輸液器，病人們鑽進自己的皮卡，開上兩個小時轉到其他醫院。「他們竟然做到了，」金克斯說。「所以他們是對的！」
金克斯在鹽湖城長大，可他大多數的工作時間都在小城鎮度過。「也許應該這麼說，」他說道。「我喜歡下象棋。我搬到小城鎮之後，當地沒有人下象棋，可有一個傢伙提出與我下跳棋。我總覺得那是小菜一碟，不過還是接受了挑戰。可他一連贏了我八九盤。這就像小鎮的生活，雖然簡單，但水平更高。」金克斯說，他被迫與當地的冰毒吸食者建立一種「工作關係」，以提高他們戒掉毒癮的信心。他說，人們也許覺得小鎮上的人思想保守，但實際上他們常常不會以個人的好惡妄下評判，因為大家相互之間的接觸十分緊密。「也許某天我正走在路邊，讓我搭車的人碰巧就是一個冰毒吸食者，」金克斯說。「這裡的圈子緊密得多。」他相信，小鎮上的流言比人們想象的要少，因為很多事情大家都已經心知肚明。
一天上午，一位在看守所度過週末的年輕婦女來到了藥劑師商店。她與自己的丈夫發生爭執，後者報了警；科羅拉多州的法律要求，只要出面協調家庭糾紛，警察就應該逮捕肇事者。該法律意在保護婦女免於被迫撤訴，但本案中的丈夫宣告，受到攻擊的人恰恰是他。在藥劑師商店，在本地報紙上看過逮捕案報道的五六個人圍在了那位婦女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