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雙運動鞋需要兩百雙手。一切從一個裁斷工開始，這個人把一大張網眼料子裁成一片片彎曲的不規則圖形，就像孩子玩的拼圖。接著是縫紉工。她們把布片縫起來做成鞋面，然後在適當的位置裝上塑膠的徽標和鞋帶眼。隨後，鞋底工用紅外線爐加熱鞋底的部件，並且用膠水把它們黏合在一起。組裝工——他們通常是男性，因為這活兒需要比較大的力氣——把鞋面套在一個塑膠模具上抻拉。他們把鞋面緊緊地捆住，在鞋底刷上膠水，然後把鞋面和鞋底粘在一起。一臺機器給每隻鞋子加上四十公斤的壓力，黏合緊密。整理工拿掉鞋模具，檢查每一隻鞋有沒有瑕疵，把鞋子成對兒放到紙盒裡。鞋盒裝進包裝箱，每十盒一箱，然後在三天內運往世界各地。每隻鞋的鞋舌上都有一個標籤：b中國製造/b。
如果你穿運動鞋，多半就穿過一雙東莞裕元廠做的鞋子。這家臺灣老闆的工廠是耐克、阿迪達斯、銳步以及像彪馬和愛世克斯等小一點牌子最大的運動鞋製造商，這些牌子多年前就不再自己生產鞋子，而是把製造生產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工廠。裕元的秘密是垂直整合：它控制生產過程的每一個步驟——從最初的設計到製作膠水，鞋底，模具，定型一直到裁斷，縫紉，以及組裝成品。世界上三分之一的鞋子是廣東的工廠裡製造的，而裕元是其中最大的一家。
裕元在東莞的工廠裡有七萬人。想象一下，就好比新墨西哥州聖達菲市所有的人口，都不足三十歲，都在做運動鞋。在這個大院的磚牆之內，工人在工廠宿舍睡覺，在工廠食堂吃飯，在工廠雜貨店購物。裕元有一家幼兒園，專供員工的小孩上學，還有一家有一百五十名職工的醫院；裕元有一家電影院和一個歌舞團，志願組織活動，開英語學習班。裕元運營自己的電廠和消防隊，有時候東莞市還會找裕元借用消防車的雲梯來滅火，因為這是附近最高的一架雲梯。裕元還灌裝自己的瓶裝水。當地人會告訴你，裕元自己種糧種菜，其實不是，但這個公司確曾一度與農民簽約以保障廠裡的食物供應。除非世界末日降臨，否則什麼也無法切斷業內所謂「品牌運動鞋」向全世界源源不斷的供貨。
對於年輕的外來員工，裕元給予的是穩定。流水線的工作只是帶來一份普普通通的工資——根據東莞最低薪資標準，一個月能拿六百塊——但是這筆錢每個月都發，還能按時發。每天最多工作十一個小時，每週最多六十小時，星期天休息，在這個通宵加班也很尋常的行業裡這真算得上罕見。裕元的工人十個人睡一間房，床是金屬的上下鋪，這也比一般情況要好一些。年輕女工通常付給中介一百塊買一個在這裡上班的機會；男工則要多付好幾倍。裕元百分之八十的工人是女性，大部分在十八歲到二十五歲之間。
在裕元打工的農民工可能永遠不會去別的地方工作了。這些年，她可能辭職回家——看望生病的親戚或是訂婚，休息一段時間或是生個孩子——然後再回到裕元。一個工人可能會把兄弟姐妹，表哥表姐，又或是老鄉介紹到廠裡，而且廠裡也鼓勵這麼做；例如，有一個大家庭，十口人都在廠裡上班。員工的流動性很大——每個月百分之五的流動率，也就是說每年要替換掉超過一半的勞動力，但這一統計沒有考慮到有些人雖然辭職，但最終還會回來上班。1991年周銀芳加入裕元，她那時才十七歲。她在廠裡遇到她現在的丈夫，之後休息了一段時間，生了兩個孩子，然後和老闆談判升了職，現在是主管，手下有一千五百個工人。「我想在這裡幹到退休，」她告訴我；她今年三十歲，但聲音已經像老嫗一樣嘶啞。用工人們的話說，裕元所有管理層的聲音，都嘶啞刺耳，這是長年累月在機器的轟鳴中扯著嗓子喊話的結果。
向上流動是可能的；生產需求如此巨大，裕元必須從內部提拔。幾乎所有的管理層，從生產線的監管到整個工廠的頭頭腦腦，都是從流水線開始做起的農民工。一種複雜的等級制度統治著這個世界。管理層分為十三個等級，從培訓生到總經理；他們通常以頭銜相稱，而不直呼名字。有一個食堂專屬生產組的組長，而另外一個只給高一級的科長們開伙。孩子也是地位的象徵：只有生產線的組長及以上級別的人，才能獲准夫妻同住工廠並且帶一個孩子。普通工人通常把孩子留在農村老家，由爺爺奶奶照顧。
工廠的人際交往地域界限分明。同一個省來的工人粘在一起，說外人聽不懂的方言。而那些外來務工人員大省來的工人，則依據他們來自哪個縣而進一步劃分。省份接近的安徽，河南，陝西和山東可以用各自的方言溝通；他們互稱為「半個老鄉」，這樣能帶來一些親密感。公司並不反對這些地域偏見：食堂給工人提供湘菜，川菜和粵菜。招聘也會帶有地域色彩，如果一個老闆認為來自同一個地方的上億人擁有同樣的人格特質，他就能封殺一整個省的人。河南人愛打架。安徽人勤勞但靠不住。
工人們不用邁出裕元門衛看管的大門，就在廠裡過日子，許多人都是這樣，他們說外面的世界混亂而危險。但是裕元大牆內的生活也可能動盪不安。小偷小摸猖獗，工人禁止在工作時間回宿舍，以此減少這類案件。車間裡的口角也會帶到宿舍，因為同一條生產線的工人被規定住在同一個屋裡以確保效率。裕元廠裡黑幫林立，一些幫派在發薪日搶工人的錢；另一些則專門偷竊鞋子的部件。黑幫團伙有他們自己的垂直整合。一夥人可能會把鞋帶偷運到廠外，而另一夥則夾帶鞋底出去。這些部件被組裝成鞋子，然後分銷到東莞的其他地方。在中國山寨貨的世界裡，這是一種獨特的分類——正宗部件，非法組裝。這些團伙往往根據省份劃分而組成，大家最怕的是湖南幫。
三角戀和婚外戀很普遍，婚外孕和流產也一樣。好幾年前，一個姑娘因為感情受挫自殺；另一個女孩在宿舍的廁所裡生下孩子，然後把嬰兒扔進馬桶。孩子死了，那個女孩則被送回了家。「我們有七萬工人，像個城市，」裕元廠負責員工健康和安全的總管李路加說。「城市裡有的問題，我們廠裡都有。」
一到週末，生產線停工，裕元大院裡的氛圍就變了。那些平時走路帶風面無表情的女孩們放慢節奏，變得懶洋洋的。她們和女友們手牽手散步，工牌掛在脖子上，或是拴在腰帶的鏈子上。她們邊走邊用方言大聲交談；她們袒肩露背。她們穿吊帶背心和牛仔褲，或是黑色洋裝和高跟鞋；有時候幾個朋友會穿得一模一樣出門，向世界宣告她們彼此共同的忠誠。她們吃著捲筒冰淇淋，三三兩兩光腳坐在小片的草坪上，看雜誌或者分享秘密。有時候一個姑娘獨自坐在那裡，對著空氣發呆。
宿舍裡沒有隱私的空間。姑娘們在走廊裡，鏡子端在手裡照著，梳理剛洗過的頭髮；有的姑娘穿著短褲和拖鞋，拉著水桶，拖宿舍的地板。樓上的人光著手臂靠在陽臺欄杆上，檢視一樓的動靜，呼喚樓下幾層的朋友。流行歌曲從磁帶卡座裡傳出來，聲音直衝清晨的迷霧。我愛你，愛著你，就像老鼠愛大米。空氣裡瀰漫著晾曬衣服的味道；漂白粉，洗潔劑和潮溼味兒是裕元廠裡永恆的氣味。
2004年6月一個星期天的上午，j樓805室的幾個姑娘躺在床上聊天。房間亂蓬蓬的好似睡衣派對的尾聲，雖然已經十一點了，姑娘們還窩在睡衣裡。
「你要是在外面認識個男孩，」一個姑娘說，「就不知道他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也不瞭解他的家庭。」
「如果你在外面交男朋友，爸媽在家就沒有面子。」
「你跟一些人交了朋友，然後回家就失去聯絡。」
「你回家的時候，發現別人知道你所有的事情。」
十個女孩住在j805，這個八樓的房間有二十個平米，裡面擺了兩排金屬的上下鋪。房間聞起來跟裕元其他地方一樣，有溼衣服的氣味。每個女孩有一格壁櫃，放衣服、零食、化妝品和首飾；就像美國高中女生的儲物櫃一樣，她們用電影明星的雜誌圖片裝飾內壁。床底下是鞋子的墓地：高跟鞋，運動鞋，hellokitty的拖鞋。長長的走廊上，一模一樣的房間一個個排開，j805是其中之一，走廊兩端各有一個洗手間和浴室。這幢樓裡住了兩千個工人。
在老家農村，現在正是一年中最忙的雙搶季節，要忙著夏收和夏播。全球製鞋業的迴圈週期卻在此時慢了下來。j805的姑娘們在裕元八廠工作，生產阿迪達斯和薩洛蒙的鞋子。現在她們每天只工作十個半小時，外加星期六的半天或整天。在東莞製造世界，這就是淡季了。一些姑娘計劃回家度假，但是走不走得成，取決於她們製造的鞋子部件是什麼。做鞋底的女孩可以離開，但裁斷工和縫紉工則必須留下。
二十一歲的賈紀梅衝進房間，炫耀她剛才出去買到的東西：火車上吃的零食和給家裡人買的卡式錄音機。她是河南人，在鞋底部打工，剛獲准了一個月的假期，準備回家。「這兩個晚上我都睡不著，」她說。「一知道要回家，其他啥事都不會想了。」她圓臉，塌鼻樑，雙眼分得很開，笑起來臉會顯得柔和些。她坐在下鋪，胸前摟著一隻毛絨的玩具熊貓。
張倩倩是安徽來的姑娘，她從樓下七層到八樓玩，看賈紀梅為回家做準備。她身材結實，肩膀很寬，生硬的臉上沒有笑容。她穿牛仔褲，戴一塊運動手錶，這讓她更顯強悍。她是個裁斷工，所以得留下來。「我在家裡無聊得要死，」倩倩說。「沒有電視，沒有錄音機。家裡別的人差不多都出去了，整天就我一個人。」
「我奶奶一大早就起床做早飯，」她接著說，「叫我吃飯，有時候我還睡著。我爸爸就說我，‘你懶在床上，連奶奶給你做的早飯都不吃。’在家裡，總有人在說你。」
「你在家裡呆不住，」李小燕同意倩倩的說法。她是來自湖南的室友，也是一個裁斷工。這些姑娘和家裡的關係很複雜。在外的時候，她們很累，覺得孤單，一直說要回家；而一回家，她們很快就厭倦了，又渴望再出來。如果一個姑娘決定要離開工廠，會激起周圍所有人的震驚和不安。出來打工就意味著不斷被最親近的人拋棄。
倩倩是來來去去的老手。她三年前從家裡出來，在裕元打工一年半，因為跟老闆有矛盾而辭職，回家一段時間。再次回到東莞後，她進了一家小型電子廠，條件比裕元差很多。她再一次辭職回家，這次是為了慶祝奶奶的八十大壽。四個月前，她回到了裕元廠。「我轉來轉去，最後還是回到這個廠，」她說。
賈紀梅則沒有那麼肯定。「我可能會回裕元，但是我還說不準，」她說。一個星期後，她離廠回家，沒有告訴室友們她會不會回來。
中國進入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遷移期已經有二十五年，而人群的總體情況也在改變。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人們往往因為家裡缺錢、或是需要蓋房子，才會從農村出來走向陌生的未知。人們認為單身女性獨自出門很危險，甚至有些丟人。這些早期的農民工常在農閒時分做一些季節性的零工。播種和收成的時候他們會回家幫忙。一旦賺夠了錢，他們就回村裡不再出來。
在新一代農民工成長時，大多人都認為，遷徙是一條追求更好生活的路。他們比上一輩更年輕，受過更好的教育，他們出來，不是為了逃避貧困，而是想追求城市的機遇。遷移不再是什麼丟臉的事情。現在待在家裡才丟臉。
這一代農民工和老家之間的聯絡不再那麼緊密。她們回家的行程也不再取決於農忙農閒，甚至於像春節這樣的傳統節日。相反，年輕一代的農民工來去間有自己的時間安排，換工作或請假，這些都同生產週期的需求有關。如今是廠忙廠閒來決定農民工的生活。
農民工的穿著打扮和言行舉止都越來越像城裡人。90年代推出的那些打工族雜誌現在要麼倒閉，要麼為了尋找讀者群傷腦筋。那些有關打工經歷的歌曲在南方的工廠也不再耳聞；現在流水線上的工人和城裡的青少年聽一樣的流行歌曲。如今，打工族隨心所欲地在自己身上花錢——買衣服，做頭髮，挑手機——只有家裡需要的時候才寄錢回去。新一代的打工族比上一輩更有野心，也更不容易滿足。調查發現，90年代離家的打工族裡只有百分之十二的人對他們的生活狀態表示滿意，而比他們早十年出來的，表示滿意的人佔到百分之二十七。這並不意味著新一代的農民工想回老家。但也反映出他們在和城裡人進行比較，也許，更高的期待能帶來更大的成功機會。也許，這意味著新一代人註定要對此失望。
結識裕元廠的這些姑娘很不容易。她們跟我約好時間見面，卻不赴約。之後如果我找到她們，也不會解釋或者道歉。我主動送她們手機，但沒有人接受，或許是她們不想承擔這個責任。她們可能今天對我友好，明天又變得冷淡，如果我跟宿舍裡某一個姑娘說話，房裡的其他人會避開我。一個姑娘讓她的室友跟我撒謊，說她已經離廠了，因為這姑娘的朋友跟她說，我不可信。工廠允許我自由出入宿舍樓，但要贏得住在裡面的人的信任才是難點。她們在鞋廠巨大的陰影下來去匆匆，像飛蛾一樣飄忽不定，比我在這個城市認識的任何人都更加難以捉摸。
女孩們彼此間保持警惕，相互之間常常不大友好。她們通常對一同工作、共居一室的人一無所知；我對她們的瞭解加深一些之後，她們會向我詢問別人的訊息。大多數姑娘都有一兩個住得很遠、或是在別家工廠的真心朋友。她們更願意同這些遠親推心置腹，而不是身邊的近鄰。或許生活在這樣一個遍佈著陌生人的小團體裡，她們需要這種自我保護：她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頭天晚上還睡在旁邊鋪位的人，第二天就會消失不見。
對於任何打工者來說，改變處境都需要意志力。但是像裕元這麼大的一個工廠，隨大流的壓力感卻更強。所有的姑娘都在彼此面前宣稱，她們不贊成在城裡找男朋友，儘管許多女孩已經找了一個；她們貶斥繼續教育，認為再去讀書毫無用處，儘管有些人正在悄悄地上培訓班以努力提高自己。裕元是個工作的好地方——在那裡上班的人都這麼說。但是如果你的想法稍有不同，它會吸走你所有想掙脫現狀的力量。
農曆7月是一年中最熱的季節，裕元的生產節奏降至龜速。越來越多的工人回家休假，宿舍裡空空如也。那些留下來的工人一天只工作八個小時，每週五天。西方白領的正常作息在這裡就好比是天堂。
一個星期天的早上，我去看倩倩，她睡到十點過後才起床。她打了個哈欠，伸伸懶腰，慢慢地從上鋪晃下來。她套上一件綠色的吊帶衫，還有一條一邊褲腿上繡滿花直到腳跟的牛仔褲，和一雙磨舊的尖頭高跟鞋。「一年裡，只有這幾個月好玩一點，」她說。隔著兩個床鋪，一個室友坐在床上無聲地練著英語。她在讀廠裡組織的每週一次的英語班。那本她常常翻的書裡面的句子很奇怪。
b這是盧。他從秘魯來。/b
另一個有點意義：
b不要失去這次機會。/b
倩倩走到樓下，經過另外的宿舍樓，穿過工廠大門。人行道上，太陽光如此強烈，路面白得刺眼，就像曝光過度的照片。倩倩走進一家百貨商場，徑直被吸引到擺了亮片高跟鞋的貨架那邊。她把玩著一雙黃色的鬆糕鞋，鞋綰帶上有三顆閃亮的粉色桃心，就好像情人節的糖果一樣。「今年這種很流行，」她說。在禮品區，她指著一個裡面鑲了假玫瑰花的相框說，她曾送過一個給朋友作生日禮物。
回到行人寥寥的大街上，她衝著一個路過的姑娘叫起來。「徐季梅！你去哪裡了！」
一個頭發挑染成紅色的姑娘停下腳步。她揹著一個尼龍的耐克雙肩包。「我要回家，」她說。
「你要回家？現在？」
「現在。」
倩倩一把抓住那姑娘的手。「好吧，那再見，」她說。她看著那姑娘走遠。「在廠裡認識很多朋友，然後她們就回家了。」
「你們還保持聯絡嗎？」我問她。
「很難。有時候我們會交換地址。」她在東莞最好的朋友就是她第一次進裕元的時候認識的。她們同時從這家工廠辭職，回到各自的家鄉，然後計劃再一起出來。倩倩經常在不上班的日子去看這位朋友。保持聯絡要花費工夫和精力，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打工女孩的好朋友只有這麼幾個。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別人失去聯絡。
我們坐在百貨商場外被太陽烤得火熱的廣場上吃甜筒冰激凌。一個穿著藍白條廠服的姑娘剛好認識倩倩，和我們坐在一起。她懶洋洋地用一張明信片扇風，正準備去郵局寄掉這張卡片。「我離開廠了，」她宣告說。天太熱了，沒人反應。兩個姑娘一言不發坐著，看我在筆記本上寫東西。
「你看得懂英語嗎？」倩倩問那個姑娘。
她刺耳地笑起來。「我連小學都沒上完！」
那個姑娘離開後，倩倩跟我說她們曾經在附近一家小廠一起打過工。「裕元比較好，」她說。「福利待遇都好一些。有圖書館和活動中心。可以下棋，還可以參加呼啦圈俱樂部。」我問她有沒有參加過這些活動，她說沒有。
她沿著街往前走，碰到另外一些要回家的朋友，跟她們打招呼，和那些完全有可能她再也不會見到的人道別。千里之外，倩倩的父母也要她回去，但另一方面，他們又要求她寄回去更多的錢。她在出來的頭兩年裡給了他們近五千塊錢，但是從那以後就再也沒有寄過錢。在她們村裡，傳統上父母會給成年的兒子蓋一幢房子，給他婚後居住；倩倩的弟弟才十四歲，但她的父母已經在為這筆開銷著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