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莞的工廠裡，沒有人受過正經的職業教育。過去，教育在中國一直是目的明確，路線清晰。在清朝，男性繼承人學習四書五經，以便通過科舉。在五六十年代，當時我的家人已經撤退到了臺灣，那裡的年輕人都讀理工科，為了求職和去美國深造。「文化大革命」期間，大陸的學生們背誦紅寶書，為了在政治運動中生存下來。然而並沒有專為東莞設定的教育課程。打工世界不講究傳統或出身，大家必須學會給自己重新定位。大多數的姑娘和小夥，為了外出打工縮短了上學的時間；我認識的那些大學畢業生的專業和他們眼下的工作八竿子打不著。一位主修思想政治教育的老師在給工廠經理做培訓，一家當地報社的記者之前的專業是會計和林業管理。對於東莞而言，中國經濟的需求變動得太快，以至教育系統都跟不上步伐了。
如果說國民教育課程無關緊要，那麼商業性的學校在東莞則是茁壯成長。夜晚和週末，燈光昏暗的教室裡擠滿了身穿工廠制服的青少年。英語和電腦課最熱門，還有一些製造業經濟特有的課程。一些重點講述如何製作塑膠模具；還有的討論注塑成型法的話題。這些課並不傳授全面的知識——通常它們只提供給缺乏教育素養的學生一些找工作的皮毛。這就是東莞教育的關鍵：無論你需要什麼，總能事後再學。
你還不懂所有該懂的，老師一遍又一遍提醒學生。在工作中學習。
一個外來女工告訴我，她在塑人管理諮詢顧問公司開辦的學校學習。塑人這個名字刻在我腦海裡，意思是「將人塑形」。這些課程教流水線工人在辦公室環境裡如何言行舉止；畢業生找的是秘書、文員和銷售助理這一類的工作。「四個月內，我們提高了她們的素質，」學校的一個高管，黃安國，在我採訪他的時候這麼說道。「我們是唯一做這種培訓的學校。」六百八十元的學費——大概是一個普通工人一個月的工資——包括四本軟面教材。黃安國把課本遞給我的時候顯得有點不情願。
b《企業管理》/b
b《商務文秘技巧》/b
b《禮儀和素質》/b
b《社交和口才》/b
黃安國告訴我，這些課程太具有開創性，以至老師們都沒法找到合適的教材，所以他們自己編寫了課本。他邀請我旁聽一節課。我告訴他我有興趣。
你必須抓住機會否則就會永遠落後一步。
第二天我去拜訪另外一所學校，由東莞智通人才智力開發公司經營。這所學校的白領文秘技能特訓班，同樣以想要上升到辦公界的打工族為主要物件。「我們為這部分人群設計了自己的教材，」培訓部的經理劉利軍告訴我。然後他拿了一套教材給我看。
b《企業管理》/b
b《商務文秘技巧》/b
b《禮儀和素質》/b
b《社交和口才》/b
我並沒有告訴劉利軍，我才去過一家跟他競爭的學校，兩家的商業計劃完全一樣。我也沒有暗示，誰剽竊了誰的課程；更有可能是兩個學校都是從別處抄來的。我簡單謝過劉利軍的課本，並接受了他的邀請，旁聽一個學期白領文秘技能特訓班的課。
尊重別人的意見並且不要輕易指出他們的錯誤。
我十五歲就出去了。一開始在家附近的城市跑業務。然後我來到東莞，做一名普通工人，然後在石碣雅新電視機廠當助理。
在一個工人成千上萬的廠裡，很難讓老闆發掘你。你必須發掘自己。你必須發展自己。要跳出工廠，你必須學習。
你們來這裡是因為你們不想做一個平凡過日的普通員工。想等公司提拔你，你就一直等到老吧。
演講者名叫田佩燕。她十七歲，穿一件藍色外套，系一條紅色條紋領帶，彷彿剛從貴族寄宿學校的畫冊裡走出來。她說話的時候，瘦瘦的臉蛋泛起緋紅，能聽到她的呼吸伴隨著句子的節奏一頓一頓，好像在賽跑。雖然由一個青少年來警告聽眾衰老的嚴重性，顯得有些奇怪，但田佩燕本人卻很有說服力：她原先是智通的學生，現在已經是學校的教育顧問了。
另一位演講者，陳英，在製造無繩電話的偉易達公司做流水線工人。她寬臉，厚嘴唇；二十歲了，迫不及待地盼望能提高自己。廠裡的人有時候會跟她說，「你怎麼這麼大歲數了還是個普通員工。」
我和你們一樣，中學畢業。我在流水線上做得麻木了。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
一天，我問一個朋友：「生活是為了什麼？為什麼我們工作得這麼苦？」我的朋友沒法回答。
我去翻書，書裡也沒有答案。我想，「如果你是在流水線上工作，生活會有意義嗎？沒有。」
所以我開始上這個培訓班。一個月裡我學到很多。以前在別人面前我一個字都說不出來，又害羞又害怕。你們覺得我現在的口才怎麼樣？
我想你們都想學到我學會的那些。離開流水線。別再讓人家看不起你們。別讓人家說「你只是個低下的工人」。我們必須抬起頭說，「我們也能成功。」
2005年一個溫暖的春夜，工人們過完春節回到東莞，智通學校開始為白領班招募學生。老師們在全市要開班的各個地點舉辦免費宣講會，一連好幾個晚上：每次總是被圍得水洩不通。一些有可能加入的學生一次又一次來聽宣講會，糾結著到底要不要報名。
近期的畢業生站著講述她們如何離開車間，把她們的轉型故事弄得像是宗教重生的佈道會。流水線上的生活讓她們變得無知而麻木——麻木，這話從一個十幾歲的小姑娘嘴裡說出真嚇人。她們發現了白領班，這個班也讓她們發現了自己。我一度迷失方向但是現在找到了路。我現在做文員一個月掙一千兩百塊。你們覺得我現在的口才怎麼樣？每個成功的見證都暗藏著警告：馬上改變，不然就來不及了。
我們有許多學生三個月課程還沒上滿，就跳槽找到了新工作。有些人現在一個月掙一千兩百塊。投資回報是一比五百。
如果這兩三年不努力，你會一輩子生活在社會底層。二十四五歲的時候你開始成家，你的愛人或許也是個普通工人。你們倆加起來一個月只能掙一千塊錢。但如果你升職了，你的物件可能是個經理。你的整個世界都會不一樣。
這個班的負責人叫鄧順章。四十歲，來珠三角前他在湖南老家經歷過曲折的職業道路，包括在高中教書，在當地政府工作，在報社拉廣告，開店賣音樂磁帶。在東莞他管理過各種工廠——做玩具的，鞋底的，假聖誕樹的，聖誕老人模型的——但他看起來不像個典型的工廠老闆。他胡桃色的窄臉上，有一雙烏黑溫厚的眼睛；他言語謹慎，有著京劇演員般精準的姿態，從來不拔高嗓門。無論天氣怎樣，他總是穿整套西裝，配毛背心，打領帶。
鄧老師是許多外來民工在東莞遇到的第一位善良的成年人，宣講會上，她們向他提出的問題都是心中藏了很久的秘密。老闆性騷擾你該怎麼辦？中國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有人把你吼哭了，是不是證明你是個軟弱的人？鄧老師耐心地回答每一個問題，把推銷課程的任務留給那些在流水線上幹過的手下去處理。
你就一直等到老吧。
離開流水線。
你必須發掘自己。
我和你們一樣。
有兩百多個姑娘報名上春季的白領文秘技能特訓班。每個學生預付七百八十塊學費——比許多人的月薪還要多。接下來的三個月，她們一個星期上三個晚上的課。這時間足夠讓她們改頭換面。
培訓班設在偉易達無繩電話廠街對面一個寫字樓的六層；學校的一樓是一家手機店。偉易達和附近做dvd播放器的先鋒工廠一共有一萬六千名工人，這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學生群體，具有固定的工作時間。和東莞其他的一切相同，教育也要配合製造生產的需求。培訓班安排在夜裡八點半到十點半上課，這樣就不會和晚上加班的時間衝突。如果某個工廠晚點下班，老師會給這些學生補課。
打工者在流水線上工作十小時後，夜晚還要去學校。工廠周圍的街道上擺滿了各種攤子，賣油炸小吃，果汁，髮飾，以及罩杯有葡萄柚那麼大的帶襯墊的胸罩。攤子上掛滿了光禿禿的燈泡，在潮溼的夜晚透出硬生生的白熾光，好像日落後遊園會攤販中間雜亂的過道。姑娘們拼命擠過總是燈光炫目水洩不通的手機店，再闖過一個巨大廣告牌，畫面上三個比基尼女郎在海灘上。每個女郎都頭戴冠冕，懷抱手機，嘲弄著那些姑娘們求而未得的東西：性感，魅力，最新款的諾基亞手機。
教室裡擺放著低矮的金屬板凳和兒童型的課桌，學生們兩兩坐在一起。教室後面的牆壁被大幅的白領班廣告佔據，上面是一名穿著暴露迷你裙的秘書，頂上是一句廣告語：b培訓提高競爭力/b。即便是教室裡僅有的一個蹲廁，裡面水龍頭還漏水不斷滴到地板上，也有一條文明提示：b為避免尷尬，請鎖上身後的門。/b
每個班一開始都由校長劉鮮元講話動員，他漲紅著臉，像電視購物廣告裡的銷售員。今天剛開學，他掃視全班二十五個女生一遍，然後說，「我希望你們今後不要穿工作服來上課。」
「但我們是直接從廠裡過來的，」一個學生反駁道。
「我要你們盡力做到，不要找藉口。好嗎？」
那天的課程是「提高禮儀造詣，展現性格魅力」。任課的付老師是個年輕人，一本正經，穿著白色的正裝襯衫，黑色西褲，打領帶——這是學校規定的。接下來的三個月，學生還需要掌握許多別的規矩，但付老師用一個故事開始了這門課。
「你的夢想是什麼？最後一排中間的那位。」
一個女孩站起來。「從我出來之後……」她的音量逐漸變弱，左右張望著，突然被點名嚇得她僵住了。
「站好了，」付老師告訴她。「要有自信。」
她站直了一點，又彎了下去，開始，停下，然後終於一口氣說完，「自打我出來，我想要做銷售助理。」
全班鼓掌。女孩坐下。
「好，」老師說，「我來告訴你們我曾經有過的夢想。」
我小的時候，很喜歡歷史。我想要成為歷史書裡的人物，想為祖國做巨大的貢獻。
當我長大一些，我意識到這並不實際。於是我決定，要站在天安門上檢閱三軍。但我覺得也許無法實現這個夢想。一個農村出來的人，想到天安門上檢閱部隊，這並不實際。我會把這個夢想留給後人。
後來我決定，要把全家從農村帶進城；在城裡養育我的小孩，讓他們進一步發展。當你提升了自己，就能把全家提高一個檔次。
我相信你們是為了同一個原因來到東莞。我們身上的擔子是一樣的。我們都想把家從農村搬到城裡來，為家裡做貢獻。是不是？
如果你走出農村，你就提升了全家的層次。你的父母也會因為你的成就變得不一樣。
自從我來到東莞，我經歷過很多挫折。很多次我都想回家。但是你必須堅持。如果你回去了，結果就跟從沒出來過是一樣的。
他轉向身後的黑板，寫下：如何塑造良好的禮儀形象：衣著。
「衣著的顏色非常重要。現在我來告訴你們，當穿著不同顏色的時候，別人會認為你的性格是怎樣的。請記下來。」
紅色代表熱情。
橙色代表興奮。
黃色代表活潑。
紫色代表神秘。
綠色代表清新。
黑色代表冷靜。
白色代表純潔。
藍色代表得體。
第一天，付老師涉足了很廣泛的領域。他給了一些小貼士，告訴大家如何建立信心。練習大膽地表達自己。走進房間，要像它是你的地盤。他從歷史中找到精神激勵。我的偶像是毛澤東。蔣介石讓黃河堤潰決以阻礙日軍：這就是果敢的決策。阻擋日軍的洪水也淹沒了幾十萬的中國農民，但付老師並沒有提起這個事實。教的是禮儀，不是歷史。
九點一刻，他打斷了自己的講課，唱了幾個小節的流行歌曲。教訓：不管你做什麼，只要樂在其中，就要表達出來。九點半，一個學生舉手回答問題，這也是第一次有人敢主動舉手。十點一刻，這堂課提早幾分鐘結束，劉校長回到教室做最後一段勵志演說。「告訴自己，你們要和白領班融為一體，」他對學生說。「你們和街上其他的那些人不一樣。」
這是我見過的最詭異而混亂的觀點，它把個體的重要和僵化的新潮思維結合在一起：紫色代表神秘。這啟示很現代——表達自己，要自信——但隨之而來的又不忘傳統的訓示——你會把全家提高一個檔次。連歷史也在東莞的教室裡被牽強地帶上了一筆。能指望一個十七歲的打工女孩，從蔣介石淹沒日軍、淹死幾十萬同胞這事裡學到什麼？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新的規則很快聚積起來。倒茶的時候，茶杯要七分滿。紫色的眼影適合所有的亞洲女性。追求成功，三分靠知識，七分靠人情。左手拿電話聽筒，右手撥電話號碼。笑的時候，嘴巴要張開，不露齒，嘴唇放平，嘴角稍稍上抬。午休的時候，不要平躺在椅子或者桌子上。任何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動作都需要指導；有時候這種課感覺就像火星人要偽裝成地球人而上的速成班。不過歷史的英雄們一成不變，蔣介石和毛澤東引領全軍，把希特勒遙遙甩在第三位。希特勒的價值在於口才；納粹頭頭是個精彩的演說家。這是禮儀課，不是歷史課。
但我也注意到：學生們並沒有睡著。她們看上去也沒有覺得無聊。兩個小時的課，中間沒有人離開教室上洗手間；她們怕一離開就漏掉些什麼。一直以來，教育這些女孩的老師和課本，本身早已同現代世界脫節。她們背下一大坨食古不化的規則，勵志教條和儒家箴言。但她們卻懂得只吸取她們需要的東西。很久之後，我才領會到她們早已掌握的核心原則：如果你的言行舉止都像比你階層更高的人，你就會成為那種人。
第一天之後，我再也沒有看到過一個女孩穿工作服來上學。
我頭一次來學校，和付老師同乘一輛計程車回東莞。這只是他教過的第二節課——第一節課在當天上午。他的教學資料大部分來源於網際網路。付老師是東莞教育思潮的典型：在工作中學習。他當時還在上大四，但已經早早結束課程出來工作了；就像東莞市裡的所有人一樣，他的生活是快進模式。他的專業是人力資源管理，他的偶像是個每節課收費一千兩百元的臺灣管理大師。我很奇怪這些東西如何能跟他的另一個偶像毛澤東相提並論。
我問付老師他來東莞多長時間了。
「今天幾號？」
「3月29號。」
「那我來這裡二十二天了，」他說。
計程車在黑暗的高速公路上加速行駛，他告訴我一件剛來這個城市看到的事情。十字路口，一輛小轎車闖紅燈離去；不遠處，付老師看到一個騎摩托車的人倒在血泊之中。他認為兩件事情肯定有關聯，而且他應當將這個資訊告訴某個人，但他不知道應該告訴誰。「也許，和我一樣，這個人在這裡沒有家人，」關於這個騎摩托車的身亡者，他揣測道。「可能很久以後，他的家人才會知道他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停在一幢房子前，付老師和另外四位老師一起住在其中的一間公寓。農村來的人很少會說「你好」或者「再見」，即使生活在這個城市看起來還沒有改變這個習慣。他說了在東莞的人分手時常常互相囑咐的一句話：「在外面要小心。」
在東莞上學往往環境簡陋。教室斑駁又昏暗，深受停電的困擾，髒兮兮的舊電腦，看起來像是考古的出土物。學生們窮，又沒上過幾天學，甚至他們的老師也要為自己濃濃的鄉村口音而抱歉。幾乎所有的老師都沒有像樣的學歷；許多人，像鄧老師一樣，拖著一連串失敗事業的軌跡。但即便這樣，他們也是具有革新精神的一群人。
在中國常規的學校系統裡，學生在課堂上不太說話。經常，老師如果不提醒的話，學生們連筆記也不會做。課程內容是政府的某個委員會決定的。老師們鼓動學生彼此間形成競爭，使他們更加努力學習，整個系統圍繞考試展開——考入好初中，然後是好高中，最後是好大學，或是任何大學，只要能考進就行。就像科舉制度一樣，教育系統只獎勵了少數人：每年，只有相當於百分之十一的學生能進入大學就讀。沒能進入這條軌道的學生，則被分配到職業學校學習實用勞動技能，比如機械工具操作或修車，但這些課程內容基本上都過時了，以至於學校的功能更像是個圍欄把學生關在裡面，直到出去工作。
中國在嘗試教育機制改革。一些老師已經欣然接受「素質教育」，強調學生的創新能力，倡導學生主動學習而不是死記硬背。為此，一些更有財力、更先進的學校引進了選修課，比如美術和音樂。另外一個目標則是讓高等教育更加普及；近幾年來，政府大幅度擴大了高等院校的入學率。但是，為墨守成規的教師和行政人員、政治侷限以及歷史積澱下對考試分數的痴迷所拖累，教育仍然是中國社會最保守的領域之一。
東莞這些商業性的學校屬於另一個世界。沒有歷史的束縛，他們可以自由地傳授任何想教的東西。他們毫不掩飾地更注重實踐技能；老師使用的材料來自網際網路，或他們在工廠或公司的經歷。他們不強迫學生對立競爭，也不給他們打分數。既然來的每個學生都是為了改善自己事業的前景，那麼班級排名就無關緊要。他們忽視寫作——這是傳統學術的基石——而強調口才。懂得如何說話將會幫助學生贏得更好的工作，取得更低的報價，或賣出更多的產品。「我們都在做銷售這一行，」白領班的老師們反覆提醒學生。「我們在銷售什麼？我們在銷售自己。」
老師們來自行業的中層或者下游。鄧老師曾在東莞工廠裡工作過十年。教口才的端木老師，曾經在一家電子產品工廠做銷售員，而另一位在律師事務所工作過的女子，現在教禮儀和化妝。大多數老師都是二十幾歲，和他們的學生一樣，從其他地方來到東莞，想要飛黃騰達。不像其他受過正規教育的中國人，這些老師不會看不起外來務工人員。「這些女孩比我還能幹，」端木老師在他的第一節課後跟我說。「出來在工廠裡打工需要很強的自信。」
東莞的教室裡絕大多數是女孩；附近的深圳做了一份調查，有四千個工人接受了訪問，結果顯示三分之一的人曾經上過商業性的培訓班，而女性的比例高於男性。女孩本來接受的正規教育就較少，這反映出傳統重男輕女的思想。女性會更迫切地想往上爬：家長會催促女兒回家結婚，但是更好的工作會讓父母們閉嘴，也會提高她們對婚姻的預期。東莞的性別失衡或許也是一個因素——車間裡絕大多數是女孩，學習也是避免迷失的一種辦法。在一個工人成千上萬的廠裡，很難讓老闆發掘你。你必須發掘自己。
我旁聽了一個學期的白領班，意識到我正在目睹中國教育的秘密革命。被傳統學校系統拋棄的人獲得了第二次機會。這個世界工廠也在塑造著人。沒有分數，沒有考試，其實一切本該如此。教室外的世界才是考試；生活才是考試。
從衣著顏色開始，白領班的女孩們一路學習如何打手勢，如何站立，坐正，交叉雙腿，走路，拿檔案，如何蹲下撿起掉在辦公室地板上的東西。女性坐下的時候應該只佔椅子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以自然、不做作的姿態使用手勢。5月初，付老師用了一整節課講解吃飯，喝酒，以及赴宴的禮節。在黑板上，他寫下吃自助餐的規矩。
1．排隊取食。
2．按順序取食。
3．每次少取，多次取食。
4．每次只取少數幾樣，避免食物混雜。
5．不要打包回家。
在中國，喝酒佔到工作場合應酬的一大部分，儘管無情的灌酒把本是樂趣的事情變成可怕的責任。付老師對酒精消費的指導細緻入微又不留情面。在他看來，喝酒就是工作。
碰杯敬酒的次序應該和你握手的次序相同。你必須從最重要或是最年長的人開始，依次往下敬酒。
千萬別喝醉。
在中國為了交際，你必須學會如何喝酒，就像男人應該學會抽菸。
如果你對酒精過敏，去宴會之前，得先吃點東西或者吃藥。
然後付老師轉到西餐禮節。他在黑板上寫道：
開胃菜→麵包→湯→主食→甜點→水果→熱飲
「我從網上查到這些資訊，」他說，「不過我從來沒有吃過西餐。但是今天我們很榮幸有一位在美國長大的張記者。」他朝我示意。我站起來走到教室前面。走進房間，要像它是你的地盤。
我告訴全班同學應該在哪道順序點一杯酒。我解釋說有時候你不會既吃開胃菜，又喝湯。我說看起來好像要吃很多，這也是不少美國人超重的原因。學生們把所有這些都記了下來。
「有人要提問嗎？」
付老師舉手。「我一直不明白，開胃菜是什麼東西？」
我解釋說是不同種類的沙拉和海鮮。
付老師再次舉手，請我解釋使用刀叉的順序。在黑板上，我畫了一個擺桌的示意圖。我解釋湯匙和甜點匙有何不同，沙拉用的叉子和主食用的叉子如何區別。我描述怎樣切割牛排，必須要左手用叉右手拿刀，然後在切好的最後一刻把叉子換到右手。「聽起來很複雜嗎？」我問全班。
「是的！」
「如果你不知道該怎樣做，」我說，「看看旁邊的人，就照著他們做。」
「如果你做錯了，」我差一點就說，「也沒有關係。」好在我及時制止了自己。成功的關鍵是正確的舉止——這是整個課程的核心。隨心所欲這種做派，是屬於美國人的。那天的課以練習勸酒而告終。「如果你的經理有點醉了，你得接過他的班，」付老師說，嚴肅的口吻彷彿在說情況緊急之下，需要你迫降一架波音747似的。他又重溫了一遍划拳和猜拳的規矩，然後他讓學生分成幾個小組來練習。
學期過了兩週，一個女孩來到教室後面我坐的地方。我從沒有見過她在課上發言，她介紹自己的時候害羞得臉紅。我有種感覺，自己成為了某人自我提升計劃的一部分。
她名叫蔣海燕。臉蛋寬而漂亮，表情輕柔，五官線條柔軟不分明，染成赭色的頭髮紮成一條馬尾辮。她十六歲，在偉易達的流水線上工作，因為她的父母沒有錢再供她和她哥哥同時上學。「我覺得我和哥哥兩個人，打工的話我更容易生存下來，因為他很近視，」我們見面不久後一起吃午飯的時候她跟我說。「所以我騙我爸媽，跟他們說我不想再上學了。」她的哥哥現在上大學，學設計。
她這種儒家自我犧牲行為背後，掩藏著希望成功的強烈企圖。通過一個在偉易達工作的表姐，蔣海燕找到在流水線上組裝無繩電話的活兒。培訓的第三天，老闆要找一個自願在生產部工作的人。蔣海燕不知道生產部是幹什麼的，但是她大膽地舉手，心想這應該比乏味的流水線工作要強一點。在生產部，她對老闆謊稱她在東莞另一家廠裡做過文員。
「你做過多久文員？」老闆問。
「一年，」蔣海燕說。
「那你為什麼跑到這個廠裡來做普通工人？」老闆盤問她。
壓力激發了她的口才。「我想在這個行業發展自己，」蔣海燕回答說。老闆分配她去檢查成品；一個月後，她被調到倉庫，用電腦記錄工廠材料。她的故事跟我聽過的所有出來打工的故事一樣：通過大膽的自我表達和說謊，她升職了。
因為當時她才十六歲，蔣海燕進廠時用的是借來的身份證。「在廠裡大家都叫我陳華，」她說。「只有我的表姐和兩個好朋友知道我叫蔣海燕。」
「用別人的名字叫你不奇怪嗎？」我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