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莞，我經常一個人去飯館。吃飯的時候，我會一邊在筆記本上寫東西或是看美國雜誌。一定會有服務員或是客人探頭探腦、滿懷敬意地看著我使用自己的母語。「你的英語肯定很棒！」他們最後總會這麼說。
我解釋說我出生在美國。
「那你的英文水平肯定有八級了吧？」
我回答說美國不像中國，沒有英語水平考試。我的英語就像他們的中文一樣，我這麼說，卻只是加深了他們的敬畏之情。
「那你的英文水平肯定至少到八級了吧！」
人們聽說我是個記者時，總是難掩失望。他們說，以我的能力，可以去貿易公司做翻譯，收入會很高。英語是通往財富和成就的捷徑；在他們看來，我就好像買彩票中了大獎，卻不肯去兌現。
每個中國人在學校都學過英語，常常學了很多年，但卻很少有人能講。課本強調的是語法和單詞；老師也常常跟學生一樣口語很差。其中一個原因是群體效應——寧肯沉默不出頭，也不願意張嘴讓自己難堪。英語學習的普遍性只是加強了對它的崇敬之情：雖然幾經嘗試，下了大工夫，這門語言還是很難掌握。
英語也是東莞職業生涯的基礎，幾千家工廠都在為外國客戶服務，英語是它們的工作語言。這並不是說人們真的懂英語；他們只需學會一點，在各自的行業內夠用就行。他們經常用各種縮略語和簡稱，這種掐頭去尾的語言足以令美國人迷惑不已。訂單上，fobhk——這是「香港離岸價」的簡寫——意思是到哪裡買家才實際擁有他訂購的產品；l，w和h分別用來描述長寬高。塑膠包裝是pp或者pe，但極少有人能告訴你這兩個字母代表什麼。流水線機器操作用的也是這種片斷式的英語，給工人下達各種指令：routefinder（路徑查詢），keyboardtest（鍵盤測試），還有pressanykeytosendloopbackqtoquit（按任意鍵退回，q鍵退出）。
我在東莞認識的幾乎每個人，都曾經下決心要學習英語。敏有段時間晚上自習，學一本題為《瘋狂英語速成班》的舊課本。這本書的前三分之一留下了她大姐從前做的許多標記，但後來還是放棄了。蔣海燕隨身攜帶一冊口袋本的單詞書。我最後一次見到陳英，就是那個上過白領培訓班、後來進入管理層的女孩，她正計劃自學英語，並參加專科入學考試。甚至連ktv裡的姑娘也認為英語是條出路：外國客人可能會對她刮目相看，僱這個小姐當文員或是秘書。
有時候，正起勁學英語的人會拖著我對談，就像後現代劇本里的對話那樣前言不搭後語。
你多大了？
很好！你多大了？
是。
聽到春明說她決心要學英語，我一點也不奇怪。她報了一個外語班，學校承諾經過一年的學習之後，可以達到美國五年級學生的口語水平。「我覺得那應該很不錯，」她說。「五年級學生什麼都可以表達出來了。」學校主要的廣告形象就是創辦人九歲的兒子，據說他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春明學英語有她自己的理由。「如果我學會了英語，」她對我說，「我就能進入新的圈子。」那時以我對她的瞭解已經能聽懂她的言下之意：英語可能是幫她找丈夫的另外一條路。
語言學校開在東莞科技館內，那是一堆形狀莫名其妙的混凝土結構，或許1994年建造之時看起來還很有未來感。有一天晚飯後，春明帶我去了那裡。科技館正在閉館維修，裡面一片黑暗，靠牆立著許多腳手架，看起來就像大樓生了皮膚病，正在慢慢吞噬整幢建築。我們摸黑爬了五層樓，邊爬，春明邊悄聲給我講述這所學校的神話。創辦人花了二十年時間完善他的教學體系；最近還申請了專利。學校有三百名學生。每月的學費平均價是六百元。
科技館頂樓只有一間辦公室亮著燈。門上貼著幾個字：
b流水線學習機/b
房間很大，天花板很低，日光燈照明，六個學生各自分開，坐在長桌後面。每個桌子上都擺著一個橢圓形的金屬機器，上面有縱向一列的旋轉面板，裝著一張張卡片；卡片上印著一排排單詞，勻速從學生面前滑過。機器旋轉的低沉呼呼聲充滿了整個房間，就像在洗牌。
一排單詞從我面前滑過。
bfuck（肏）/b
bclean（清潔）/b
brude（粗魯）/b
bpizza（比薩）/b
bcreep（爬行）/b
房間的盡頭，一個年齡較長的男人坐在一臺電腦前。他沒起身，只是遞給我他的名片，上面用漢字印著：
b吳氏活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b
b總裁吳倌熹/b
b吳氏活力語言加工廠總設計師/b
b吳氏活力教學儀器發明人/b
b吳氏活力教育科學創始人/b
b吳氏活力語言創始人/b
b吳氏活力英語同聲翻譯訓練課程首席教師/b
吳先生四十五歲，方臉，兩頰松垂，頭髮蓬亂，彷彿剛剛起床，體型略有點胖。他看起來不像教師，甚至不像城裡人——更像那種你在中國小城鎮裡碰到的政府官員。準確地說，他就像你在中國小城鎮上碰到的給政府官員開車的司機。看起來毫無活力。
吳先生的教學指導思想就是，掌握英語的關鍵就是要把人當作機器來對待。學完英語的字母和基本發音後，學生坐到機器前，讓一排排單詞從面前滑過。學生要把每個詞都讀出來，寫下，但不用知道意思，一週接著一週練，直到最快速度。接著改用另一部機器，顯示單詞的中文意思；然後就進展到短句。每個階段，他都把單詞或句子用英語寫下來，讀出，而不去理解其意思。學生達到最高速度的時候——每小時寫六百個英文單句——就算初步達標，可以進入語法階段。只有到這個時候，他才開始學習這些重複了好幾個月的單詞、短語和句子的意思。
吳先生把這稱作「引導式教學」。在我看來，這意味著沒有教師——由機器傳授學生需要學習的一切。他最理想的學生每天要用功十一個小時：四個小時學習，吃午飯，午睡，再學四個小時，吃晚飯，再學三個小時。這恰就是東莞工廠的時間表，剛好卡住勞動法規定的底線，每天加班不超過三個小時。「在流水線上，人可以坐在那裡，連續工作八到十個小時不休息，」吳先生說。「如果我們能這樣學習，那該有多好！」
他的方法違背了已被廣泛接受的語言學習規律——簡言之，就是表達和理解，以及教師在學習過程中的關鍵作用。吳先生對這一切表示不屑。他說，中國的教育方法過分強調記憶，課堂把學生變成了被動的接受者。流水線英語會逼他們行動起來。
「你的手，腦，眼睛，嘴，必須學著快速、自動作出反應，」吳先生解釋道。「你沒有時間把一個單詞翻成漢語然後記住。必須得訓練自己的本能反應。」他說，流水線英語把這麼多身體器官都調動了起來，能刺激大腦更努力地工作。科學顯示，人類只使用了百分之五的腦容量。對於這些資料，吳先生張口就來。一般人每小時寫兩百個句子。女性每分鐘可以背九十個句子，但男性只能達到七十五句。如果一個人一天花十個小時學英語，三年他就能做同聲翻譯。看起來，吳先生很想將整個宇宙簡化成一系列化學公式：每一點事實都準確無誤，但綜合起來，就缺了點什麼。不過他也有一定的道理——中國學校裡教授英語的方式確實有問題，重點是學生太被動。你可以死記硬背，托福考試拿高分——託福是最常用的英語水平考試——但就算你做到了，無論多努力，都不可能達到流利的水平。
上完吳先生的課後，我和春明在教室裡溜達。她認出一個之前在學校碰到過的人。劉以霞，二十一歲，圓臉，亮眼睛，剪了個鍋蓋頭，看起來像個布娃娃。她在這裡學了一年英語，幫學校做些文書工作，抵用住宿費和學費。在春明的注視下，劉以霞跟我用英語聊了幾句。聽起來她壓根不像是美國五年級的水平。但她不怕講英語，也沒有不停地抬手捂嘴，為講錯了道歉。
劉以霞現在的工作是給工廠的管理人員教英語——這讓我很吃驚，雖然我本該想到。在東莞，一知半解你也有資格授業解惑。我問她以後打算做什麼。
「國際貿易怎麼說？」她用中文問我。我告訴了她。她的雄心大過天，又彷彿大聲說出就會實現。
我和春明走出大樓，穿過科技館門前的草坪。夜幕降臨，路燈將我們的身影拉得很長。「我下定了決心，」春明說。「今年我要麼學好英語，要麼就自己出來做生意。」
劉以霞離開家的第一年，吃飯睡覺呼吸都在學流水線英語。她白天在辦公室上班，晚上在吳先生的機器前學習。她跟另外兩個女孩一起，住在教室後面的一個小房間裡；她們三個都在學英語，但劉以霞最刻苦。「我比她們倆大一歲，」她對我說，「所以我有壓力，必須比她們學得好。」她來自貧困的江西，父母都是農民，耕地，養鴨子。她一直就喜歡各種語言；在家鄉，她父母講不同的方言，她習慣於在兩人的語言之間自如切換，上中學開始學英語的時候，她成績不錯。可她沒考上大學，而且家裡也沒錢供她繼續讀書，所以劉以霞來到東莞打工。
在吳先生的學校裡，她努力提高自己的發音——周圍沒有人糾正她的錯誤，她是怎麼做到的，我不知道。她是吳先生的明星學員，但他們的關係時好時壞。「他有時候對我很不好，」劉以霞說。「他也不讓我背單詞表。」
「他不讓你背單詞表？」我問。
「他堅持要我用他的方法學英語。所以我只好自己偷偷地學單詞。」
劉以霞離開的時候，又跟吳先生吵了一架。「他想給我拍張照片，」她說，「但是我不讓他拍。」吳先生會把學生的照片用在學校的推廣材料中，但劉以霞對自己的成績很自豪，不願意歸功於他人。「我所做的一切，」她對吳先生說，「都是我一個人完成的，不是因為你。」
即便按東莞的標準來看，劉以霞也太急切了。在離開吳先生的學校後的九個月裡，她做了六份教學工作，飛速領略了各種管理不善。其中一份工作，她主動去其他學校參觀、研究不同的教學方法；老闆指責她是去兼職打工，把她辭退了。下一份工作，有人認為開辦語言學校不必規定課程，學生來了，劉以霞就得當場教一節課。「我一天上五六個鐘頭的課，各種水平都有，」她說。「前一分鐘我可能在教初級課程，下一節就得教高階課程。」她不堪疲憊，幹了一個月，沒拿到工資就辭職了。
劉以霞現在乾的工作，每天傍晚要教兩個小時，其餘時間備課和自學。她一個月賺一千五百元，收入不錯。可她跟學校領導產生了矛盾。領導想讓她迅速講完許多課文，可她認為應該讓學生先開口說，才會更有信心。領導否定了她的教學方式，即通過做遊戲，讓學生參與進來的方式，而不是單純的講課。領導本人什麼外語也不會。
所有僱用劉以霞的老闆都以為她是大學畢業，有英語專業文憑，因為面試的時候，她就是這麼對人說的。她最了不起的成就——找到一種辦法，不經過正規教育就掌握一門外語；而這個秘密她瞞著幾乎她認識的所有人。
六個月之後，我去石碣的學校看劉以霞——又是我沒去過的一個東莞工業園區。她把頭髮留長了；戴著銀邊眼鏡，一件簡單利落的條紋連衣裙，一雙黑色高跟鞋。她看起來成熟多了，儘管走路略微有點晃。我們在快餐店吃排骨飯，用中文聊天，談英語。劉以霞想到工廠裡當翻譯，以便提高英語水平——國際貿易怎麼說？——但她沒有工廠工作的經驗，沒人肯僱她。她對英語很痴迷；吃飯的時候，始終都在談著它。
我們吃完之後，劉以霞看著我，問道，「你覺得我應該怎麼提高英語？」
「你應該儘量跟母語是英語的人說話，」我說。話一齣口，我就意識到，這基本上是條沒用的建議，因為我在東莞喜來登的大堂外，極少看到西方人。事實上，學習英語最好的辦法是交個外國男友——不知多少小姐用這種辦法學會了講流利的英語——但我不能對劉以霞這麼說。
「旅遊業呢？」我問她。
她舉起手摸摸頭頂。「你看，我達不到基本的身高要求。導遊必須得一米六以上。」
對——又一個蠢主意。我都忘了，在東莞這樣的地方，身高可能對使用英語有各種影響。再說，劉以霞擔心她的語言能力正在退步；在東莞的商務學校裡做老師看來是死路一條。在這個遍地工廠的城市裡，私立學校只不過是又一項低階服務而已。在正規的教育系統裡，教師享受著特權和福利，但劉以霞絕對沒有機會進入他們的世界。「他們有自己的體制，」她說。「他們不能接受我在社會上得到的經驗。」
午餐後，劉以霞帶我回到她的學校——在這個時間段，這幢四層辦公樓看起來幾乎空無一人。幾個老師在一間教室裡打檯球；兩個年輕男子在另外一間裡唱卡拉ok，尖細的歌聲一直傳到走廊。只有在晚上，人們下班以後，教室裡才會坐滿人。一般的學校晚上大都一片死寂，但在東莞，學習時間正好反過來，彷彿這些機構奉行的是半個地球那邊的時區。
劉以霞在她的教室裡給我看她的英語課本。她指著其中一本說她喜歡，因為它鼓勵學生練習學到的內容；她批評另外一本，說每一課學到的內容太少。《從abc到英語會話》裡面有一段對話案例，跟東莞的現實生活毫無關係：
這些是工廠嗎？
不是。它們是公園。
劉以霞拿起一根粉筆，開始在黑板上隨手寫單詞。她問我，television（電視機）裡s的發音跟change（改變）裡ge的發音有什麼不同？consultant（顧問）這個單詞的重音應該放在哪裡？sea（大海）裡的s跟cats（貓）裡的ts有什麼不同？電視，改變，大海，貓。這些問題既奇怪，又前後不搭調，但如果你的老師是臺機器的話，這一切就跟著來了。
她跟另外兩個女孩一起，住在教室樓上的宿舍裡。房間裡有兩張雙層床，一間小浴室，還有許多教材：在劉以霞的桌上，床下和地板上的一個背包裡。她是個英語教材迷。「我可能有三十本學英語的書，」她說。「沒有一本書能包含所有你需要學習的東西。」除了教材之外，她僅有的幾件財產包括了一本相簿。照片裡的劉以霞擺著標準的民工姿勢：站在市府大樓前，跟女朋友逛公園。她指著其中的一張照片。「這兩個女孩現在下決心要泡在英語裡。她們想用一兩年的時間專門來學英語。」那兩個姑娘都曾上過吳先生的學校。她們削髮明志，就像僧人出家時那樣。為了學英語，必須放棄整個世界。
流水線英語並非東莞唯一可疑的語言學校。英語熱潮——學這門語言的強烈願望配上對該怎麼做的完全無知——簡直是行騙的最佳時機。有家公司名叫階梯英語，目標對準雄心勃勃的父母。交上五千五百元——差不多七百美元，對中國家庭來說是一大筆錢——學校就會給孩子提供英語教學資料，並由「教育顧問」時常登門拜訪，檢視孩子的學習進度。學校會邀請父母和孩子參加免費課程，以此作為促銷手段，課上的那股勁頭堪比直銷集會。兒童教育專家對學校的方法讚譽有加，父母們爭先為孩子報名。個別老師會將孩子帶到另外一個房間，教他們幾個英語短語；孩子回來之後，口中唸唸有詞說著外語，此時父母們多半會動心，當場報名。
實際上，階梯英語是個漏洞百出的騙局。據當地媒體報道，那些免費課程中的兒童教育專家，還有一些最起勁的父母，其實都是他們的僱員。他們的「教育顧問」最多去學生家裡拜訪一兩次，都不是教師，而是銷售人員，可以從每個客戶那裡抽一千元佣金。銷售人員來公司的時候，必須花相當大一筆錢，購買教育雜誌，解決交通問題，還得為這些免費課程租場地。基本上，階梯英語就是個傳銷騙局，驅動力就是想學英語的盲目心態。
這個公司採取連鎖經營，沒有一個工作人員願意跟我交談。劉以霞在飛速體會個中管理不善期間，曾短暫地在階梯英語工作過一陣，她給我講了其中的伎倆。銷售人員奉命放學時間等在小學門外，看到開車去接孩子的家長，就湊上去假裝很喜歡他們的孩子。「孩子出來以後，你就去跟他玩，」劉以霞告訴我說。「然後就邀請父母和孩子一起去參加階梯英語的講座。」十天之後劉以霞就離開了這家公司。「說穿了，這就是騙人，」她說。
還有一種欺騙涉及外籍教師。一些年輕的黑人出現在東莞的學校裡，號稱來自加拿大或是英國，提供英語輔導。這也許是中國邁向種族多樣化的一個轉折時刻，可惜不是。有位家長告訴我說，她女兒在幼兒園，班上的小朋友一看到他們的新老師，馬上哭了起來，因為他們以前沒見過黑人。學校開除了他。
有一天，我去看劉以霞，碰巧她的同事，號稱來自加拿大的約瑟夫進來了。他是個黑人，三十歲上下，面容英俊，舉止隨和。他用口音很重的英語跟我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