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倪韜
撰文伊恩·布魯瑪
歷史歸根到底是一門闡釋的學問。對過去的錯誤闡釋常常比愚昧無知更危險，對舊傷口和仇恨的記憶又會點燃熊熊烈火。
長久以來，父親的故事總有讓我困惑不解之處。對於跟他年齡、背景相仿的人來講，他在二戰期間的經歷談不上有什麼特殊之處。事實上，慘絕人寰的故事多了去了，但他的經歷著實夠悽慘的。
我第一次聽父親講起他的戰爭歲月時年齡尚小。跟一些人不同，他並不忌諱重提舊事，即便有些陳年往事再回憶起來只會勾起痛苦。他講的故事我很愛聽，與之相配的還有一些勉強算得上是插圖的黑白照片，尺寸很小，夾在一本相簿裡。我從他書房的一個抽屜裡拿到了這本相簿，閒來翻翻聊以自樂。照片拍得中規中矩，但在我看來卻足夠奇特，不禁好奇地打量了一番：有張照片拍攝的是東柏林一座條件原始的勞工營；另一張裡，我父親齜牙咧嘴地扮著鬼臉，毀了本來挺正式的照片；還有一張裡有幾個文官模樣的德國人，身上穿著帶納粹徽章的西裝；此外有幾張是週日去湖邊郊遊的留念；最後一張裡，一群滿頭金髮的烏克蘭女孩笑容可掬地看著鏡頭。
照片記錄的還算是比較好的光景。那時跟烏克蘭人來往估計是被禁止的，但每每回憶起這些女子，父親眼睛裡還是會閃動著一絲懷念的神情。他曾經差點死於飢餓和體力透支，飽受害蟲摧殘的他不得不在一個浸滿水的彈坑裡解決內急，與此同時，這個「公共廁所」還兼具唯一澡盆的功能。這段苦難史都沒有相片為證，但讓我困惑的並不是這點，而是後來他返鄉後發生的事。
父親的家在荷蘭東部小鎮奈梅亨（nijmegen），鎮上居民大多篤信天主教，那裡是1944年阿納姆（arnhem）戰役爆發的地方。經過一番激戰，盟軍攻佔了奈梅亨，阿納姆則正是那座「遙遠的橋」。我祖父1920年代曾作為新教牧師被派駐到那裡，負責照顧一小撥門諾派教徒。奈梅亨是個邊陲小鎮，從父親家出發，步行就能到達德國。由於德國物價相對便宜，全家人常常會選擇去那兒度假，這種習慣到了1937年前後不得不畫上句號。納粹在當地的勢力已經發展到了即使遊客也不堪忍受的地步。有一天，父親一家在途經「希特勒青年團」的一片訓練營時，親眼目睹了幾個小夥子遭到穿制服的青年團的毒打。還有一次，一家人乘船遊覽萊茵河，我祖父吟誦了海因裡希·海涅（heinrichheine）讚美萊茵河女神「羅蕾萊」（lorelei）的一首詩（海涅是猶太人），讓同船的德國乘客很是尷尬（他也許是故意為之）。我祖母最終決定，德國是去不成了。三年後，德軍大舉越過了邊境。
即使處於德佔期，人們的生活一切照舊。這說來有些奇怪，但對於大多數荷蘭人，只要他們不是猶太人，日子還是照常過，起碼最初一兩年都是如此。1941年，我父親進入烏德勒支（utrecht）大學攻讀法律。如果將來想做律師，有一件事在當時勢在必行（從某種程度上來講現在依舊如此）——加入聯誼會這個所謂的學生團體。這是個排他性組織，而且會費很高。儘管我祖父在社會上備受尊重，但單靠他那點做牧師賺來的微薄薪水遠不足以支付我父親的開銷，於是一位有錢的舅舅決定出錢資助他的社交活動。
然而，父親入會那年，學生聯誼會已經被德國當局取締了，理由是擔心這是個窩藏抵抗力量的大本營。就在這前不久，凡是有猶太血統的教授都被荷蘭的大學開除了。為抗議此舉，萊頓大學法學院的系主任魯道夫·克萊夫林格（rudolphcleveringa）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說。演講前，他在包裡備好了牙刷和換洗衣物，以防有人來抓他，他後來也的確被捕了。學生罷課遊行，大多數參與者曾是學生聯誼會的成員。萊頓大學（leyden）關門停課。在阿姆斯特丹，德國人出臺禁止招募猶太人的規定後，那兒的聯誼會就已經被自己人解散了。
但是烏德勒支的大門依舊對外敞開，聯誼會也照常活動，只是由地上轉到了地下，這意味著欺侮新會員的入會儀式也得在暗中進行。那些在社團裡被人叫作「胚胎」的大一新生再也不用被強行剃頭了，因為這麼做會向德國人暴露他們的身份。但是慣例終究是繞不開的，「胚胎們」被人勒令像青蛙一樣跳來跳去，不讓睡覺，被人當奴隸使喚，在各種滿足學長施虐欲和想象力的遊戲裡受盡羞辱。我父親跟有同樣出身和教養的人一樣，沒有奮起反抗，而是默默屈從於這種折磨。規矩歷來如此（現在也不例外），用施暴者喜歡賣弄的拉丁文說，這是「慣例」（mos）。
到了1943年，年輕人面臨一項更加嚴峻的考驗。德國佔領軍逼迫所有學生在一份效忠宣言書上簽名，發誓自己絕不會參與任何同第三帝國作對的活動。拒絕簽字的後果是被遣送至德國，被迫為納粹的戰爭工業效力。同85％的學生一樣，我父親拒絕簽字，之後便開始了東躲西藏的日子。
那年晚些時候，他收到了一封烏德勒支學生抵抗組織寄來的信，號召他返回家鄉。這麼做的動機至今不甚明朗，寫信人要麼處於惶恐之中，一時糊塗作出了錯誤決定，要麼本來就是無能透頂。畢竟，這些人只是學生，不是什麼久經沙場的游擊隊戰士。於是我父親就跟著祖父來到了火車站，不幸的是，納粹守株待兔，選在這個時候圍捕送去德國做苦工的青壯年。月臺兩邊都被德國警察堵住了去路，家長受到威脅，說如有人膽敢逃跑，賬就記在他們頭上。因為擔心連累自己的父母，父親只得簽了名。這個決定經過了深思熟慮，但算不上什麼英雄事蹟，直到今天他依然時不時為此感到困擾。就這樣，他和別的小夥子一起被裝上車，運到一個髒兮兮的小型集中營。看管他們的荷蘭嘍囉在黨衛隊的培訓下，學會了一整套野蠻的管理手段。父親在那兒沒待多久，後來輾轉至柏林，在一座工廠製造火車使用的制動裝置，一直幹到戰爭結束。
這是一段複雜的經歷，至少一開始是這樣。只要不主動跟德國人對著幹，荷蘭學生工人就不必被關進集中營。縱然工廠的工作單調乏味，給敵人幹活有失國格，供人睡覺的營房又冷如冰窖，害蟲到處亂爬，十分不舒服，但未想這些不幸遭遇竟然也換來了補償。父親記得，當初聽過幾次柏林愛樂樂團的音樂會，擔任指揮的是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furtwängler）。
另外，克諾爾（knorr）制動裝置廠也並非表面看上去那樣鐵板一塊。廠裡有個叫埃裡松先生（herrelisohn）的人，長著一頭黑髮，為人沉默寡言，一看到荷蘭學生工人朝他走過來，立刻轉身就溜。另外一些工人也不太願意跟人接觸，他們有的名叫羅森塔爾（rosenthal）。過了很久，我父親猜測這家工廠也許在藏匿猶太人。
1943年11月，情勢急轉直下。英國皇家空軍開始對德國首都展開綿延不斷的轟炸行動。到了1944年，英軍的蘭開斯特轟炸機迎來了新搭檔：美國b-17s型轟炸機。但是，真正針對柏林和其居民無休止的地毯式轟炸始於1945年初那幾個月，轟炸和隨之燃起的熊熊烈焰幾乎成了家常便飯。美國人和英國人分晝夜輪流出擊發動空襲，到了4月，東線蘇軍的「斯大林管風琴」（stalinorgans）開始炮擊這座城市。
學生們有時會想辦法擠進防空洞，或鑽進地鐵站躲避空襲，反觀集中營的囚犯是沒有這個待遇的。有時候，他們唯一能找到的掩體只是一條匆忙挖就的塹壕。據父親回憶，面對空襲，學生們是既興奮又害怕。其最折磨人的地方在於轟炸和炮擊幾乎從不間斷，吵得人根本沒法睡覺。耳邊不時會響起防空警報、爆炸聲、人們的尖叫，以及磚塊掉落和玻璃碎裂夾雜在一起的噪音。然而，學生們還是為英美兩國的轟炸機歡呼叫好，儘管這些飛機輕易就能要了他們的小命，而且這種事不是沒發生過。
1945年4月，勞工營已經不能住人了：狂風掀去了屋頂，大火燒坍了牆壁。通過向熟人求助，父親或許從不那麼親納粹的新教教會處獲得了幫助，在柏林郊外一座別墅裡找到了棲身之所。房東太太叫雷恩哈德（lehnhard），接納父親之前已經收留了從柏林市中心廢墟里逃難至此的其他難民。他們中間有一對德國夫婦，男的叫魯梅林博士（dr.rümmelin），是個律師，妻子是猶太人。丈夫成天擔心有人來抓他老婆，於是在屋裡藏了把左輪手槍，一旦事情真的發展到那一步，夫妻倆死也要死在一起。雷恩哈德太太喜歡唱德語歌，父親就彈鋼琴為她伴奏。用他的話講，在柏林最後一戰的大破壞中，只有這種時候才「讓人感到人類社會尚存一絲文明」。
在他去往東柏林工廠上班的路上，父親穿過一條條滿目瘡痍的街道，蘇德兩軍曾在這裡的屋舍之間步步為營地展開巷戰。他站在波茨坦廣場上，看著身前的「斯大林管風琴」發出尖利的嘶鳴聲，對著希特勒的總理府一番狂轟濫炸。自打那時起，父親餘生都對爆炸聲和焰火充滿了恐懼。
4月下旬，抑或是5月上旬，雷恩哈德太太的家裡來了一群蘇聯兵。這些不速之客的到來通常伴隨著對婦女的輪姦，且不分老幼。不過這一次暴行沒有發生。然而，當蘇聯士兵從屋內搜出魯梅林博士的左輪槍後，父親差點為此丟掉性命。當兵的裡面沒一個會講德語或英語的，所以解釋手槍由來純屬白費口舌。父親和魯梅林博士是屋子裡唯一的男丁，蘇聯人命令他們背靠牆壁，準備槍斃他倆。父親至今還記得當時那種聽天由命的感覺，他那時已見慣了死亡，輪到自己大限將至，居然一點都不感到意外。但就在千鈞一髮之際，決定生與死的重要關頭，命運神奇地站到了他們這邊。門外來了個會講英語的蘇聯軍官，聽罷魯梅林博士的解釋後決定相信他。槍決被叫停了。
父親和另一名蘇聯軍官之間也建立起了某種友誼，軍官在戰前是列寧格勒的高中教師。由於語言不通，他們只能通過哼唱貝多芬和舒伯特的作品進行溝通。這位名叫瓦倫丁（valentin）的軍官開車載了我父親一程，把他送到一個接送人的關卡，那裡曾是西柏林郊外工薪階層的居住區，經過戰火摧殘，現在只剩下一堆瓦礫。父親得從那兒出發，找到一條通往城東某個戰時流離人員收容站的路。在斷壁殘垣間艱難跋涉的過程中，他遇到了一個同行的荷蘭人，父親猜那人要麼是勾結納粹的通敵者，要麼是原黨衛隊軍人。因為連續幾周沒吃過一頓像樣的飯，沒睡過一個安穩覺了，父親舉步維艱。
還沒走多遠，他就摔倒了。形跡可疑的同伴拖著他走進一棟破損的樓房，跨過幾級樓梯，來到一戶人家家裡。房主是這個男人的相好，是個德國妓女。之後的事情父親記不太清了；他多數時候大概全無知覺。這個妓女救了他一命，經過她的悉心照料，父親恢復了精力，成功地抵達了流離人員收容站。那裡已經聚集了一千來號人，他們國籍不同，有些還是集中營的倖存者。所有人只能從一個水龍頭裡取水用。
六個月後，父親回到了荷蘭。因為戰時的飢餓，照片裡的他依舊顯得身材浮腫。他穿著一套不太合身的西裝，褲子上還有尿漬，這套行頭有可能是美國門諾派慈善組織送給他的，也有可能是他父親傳下來的。總之，儘管體型有些虛胖，膚色蒼白，但照片裡的他看起來還是神采奕奕，四周是和他年齡相仿的小夥子，大家高舉啤酒杯，嘴巴張開，看樣子在歡呼，或者高唱學生歌曲。
父親重返烏德勒支聯誼會應該是在1945年9月，他那時22歲。因為戰時入會是悄悄進行的，團體元老們決定重啟種種整人儀式。父親記不清是否被迫學過蛙跳，是否曾撞得東倒西歪。這些待遇更多是用來「招待」初來乍到的新生，一些人也許剛剛脫離集中營，且條件要比我父親待過的惡劣得多。當中估計也有猶太學生，他們曾躲在別人家的地板下，一躲就是數年。勇敢的異教徒救命恩人挺身而出，不惜冒生命危險庇護他們。然而，我父親不記得有誰對這些歷史感到難堪；沒人對生平故事感興趣，不管是猶太人還是別的什麼人；人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往往都不堪回首。作為迎接新人入會的一個環節，「胚胎們」被人扯著嗓子罵，戲弄，甚至人擠人關進狹小的地窖裡（後來的聯誼會圈子管這個遊戲叫「玩轉達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