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林珊珊
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僅僅是勇氣而已，可怕的是對不確定性的恐懼。
1990年的一天，西黃城根南街九號的院子裡，一個工作組走了進來。他們宣佈，決定撤銷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一年來，清查組進進出出，另一塊牌子「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不久前剛被摘下，九號院的人已接受事實，也就沒什麼可驚訝的。那就像一個時代戛然而止後響起的沉悶尾音。沒人說一句話，各自默默走出會議室。
二十三年後，我們來這裡尋找往事，看見圍牆高聳，門口警衛荷槍挺立。我們被告知，這是某國家領導人的住處。門側依然掛著「清代禮王府」的石牌。
熟悉院子歷史的人說，李自成入京時在這裡住過三天，留下一段失敗農民起義的行跡。三百多年後，當華國鋒在院落邊上獨自徘徊時，杜潤生帶著一群老中青正埋頭苦幹，決心給農民新的命運。這是1982年，九號院立起了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取代了兩年前剛成立的國家農委。往後七年，九號院就成了「農研室」的代稱。地標式的稱呼更像一種儀式，總是透露著人們對它的感情。
農研室是中央直屬諮議機構，五個中央一號檔案是它最為人知的成果。儘管「檔案」早已無法「治國」，但在1980年代，它們卻引領瞭如火如荼的農村改革。改革漩渦的中心裡，年輕人出現了。
「那時的青年有傷感的、哀嘆的、悲憤的、抗爭的，也有批判的，杜老引導著一幫批判的年輕人走向建設……他破格培養，委以重任。」多年沉浮後，曾轟動一時的「最年輕副部長」翁永曦一語概括：「九號院的靈魂是杜潤生，九號院的色彩是生龍活虎的年輕人。」
年輕人如今已過天命之年，談及九號院，都流露出純真神態。財訊傳媒總裁戴小京曾是其中一員，他強調自己只是邊緣角色。我問他：「農研室畢竟是官辦組織，在1980年代理想主義氛圍裡，你的身份認同是什麼？」
「改革者。」他很肯定。
「改革者」後來散落各方。2002年，杜潤生九十歲生日，在曾經起草一號檔案的京西賓館，他們再次相聚。杜潤生說：「農村改革靠的是一個團隊，我只是這個團隊的一個符號。可喜的是，這個團隊出了不少人才，但沒有出一個腐敗分子。」他不會想到，若干年後，團隊成員王岐山，還將成為中共打擊貪腐的最高領導者。
「像三十多年前那樣，中國又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一名受訪者樂觀地認為，反腐反特權預示變化的開始。
他們懷念九號院，以及1980年代的改革氛圍。
一
「我們這一代人，自小受到以天下為己任的教育。」翁永曦回憶起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往事，試圖找到一代人的文化基因。
1979年，翁永曦三十一歲，從內蒙古農村調回北京，到《農民報》當記者。王岐山和翁永曦同齡，從陝西調到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任實習研究員。朱嘉明和黃江南是社科院工經所的研究生。解放全世界的夢想放到了一邊，四人經常在一起討論：中國往何處去？
北京像被拋入新的時間軸，到處都在宣揚「思想解放」。青年們從上山下鄉的歷練中歸來，將批判體制的聲音貼滿民主牆。人大代表的競選也即將往高校裡蔓延。
翁永曦喜歡交友，回京不久就在辦公室辦了沙龍，三五十人擠著討論，以後幾乎每週都聚會。青年們達成共識：要改變產生「四人幫」的土壤，就必須進行一場徹底的政治、經濟、社會變革。
漩渦之外的農村，農民已經行動起來。就在前一個冬天，當北京的老幹部們紛紛沉冤昭雪時，一千多公里外，安徽鳳陽小崗村的村民則在冒死包乾到戶。他們太窮了，二十年人民公社，村裡人數減半。三年大饑荒，村民十死其三，倖存者四下逃生。1978年，飢腸轆轆的農民仍在到處行乞，夏天又遭遇大旱，肥西縣山南區土地乾裂，連烏龜都渴死了，鳥兒墜落到地上，小麥也種不下去。生產隊只好把田分給農民自己種，沒想到一包產到戶，乾旱的土地竟然獲得豐收。1979年夏天，安徽參事郭崇毅來京送山南區經驗的材料，可包產到戶仍是禁區，即便被稱為歷史轉折點的三中全會，對此也明文禁止。
他處處碰壁，直到遇見陳一諮。
陳一諮也是1979年從農村回京的青年，在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他和朋友去民主牆看大字報。在他看來，政治民主缺乏基礎，從經濟入手則是大方向，中共中央也正呼籲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呢。
改革從何入手？來自山南區的材料似乎讓陳一諮看到了線索。他很高興，把材料交給胡耀邦和朋友鄧英淘的父親鄧力群，幾個月後到安徽農村調查去了。
1980年，陳一諮跑了十四個縣，調查了三個月。回來後，他決定成立研究農村問題的組織，朋友何維凌、鄧英淘、王小強、楊勳、江北辰、白若冰、張木生等人很支援，加入籌備。早在1968年秋，二十歲的張木生就寫萬言書提出「包產到戶可以增產」，招致牢獄之災。如今，年輕人重新探索改革路徑，從計劃經濟體系中最薄弱的農村入手。
1979年，在西黃城根南街九號院，新上任的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杜潤生也在尋找新的歷史機遇。這是他自1955年被打為「右傾分子」後首次復出，有人勸他緊跟黨中央，吸取鄧子恢的教訓。
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國家農委主任王任重還在談集體經濟的好處，但敏感的人從語氣中揣摩出形勢的微妙變化：一年前三中全會規定的「不許包產到戶」，已在這年9月改為「不要包產到戶」。
杜潤生找到胡耀邦，讓其將「不要」改為「准許」，胡耀邦要他等待時機。五個月後，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支援包產到戶的萬里接替王任重主管農業。不久華國鋒辭職，鄧小平開始讚揚包產到戶及大包乾。
杜潤生沒想到，各省市區座談會上，多數與會者並不贊同。在爭論和妥協中，75號檔案誕生了：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乾到戶。
表面看來，包乾到戶是包產到戶程式的簡化，「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然而一旦實施，不僅農民將逐步擁有私產，分配及核算也不必通過生產隊了，這意味著生產隊及人民公社將名存實亡，以此為根基的計劃經濟也將動搖。老同志們痛心疾首，拉著杜潤生：「包產到戶，關係晚節！」另一些人更為憤怒：「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在改革的關口，杜潤生和支援他的新領導人，需要繞過守舊勢力的高牆，尋找更多支援者。就這樣，開放的高層和民間的改革青年註定相逢。
二
1980年翁永曦到農委不久，杜潤生就跟他講中央考慮未來十年向農村投入1500億的計劃，讓他拿出方案。「1500億！」他很驚訝，隨後就和工作組出發前往內蒙古調研。火車臨開前，黃江南和朱嘉明跑進了車廂。
在當地，他們拉著翁和幾位朋友聊天，當晚海闊天空，翁永曦暢談中國社會問題、外交和國際形勢。沒想到，回北京兩三天後的中午，有人喊他：「小翁小翁，總理辦公室來電話了。總理看了你的文章，約你去中南海談談。」
原來當晚聊天的有新華社內蒙古分社社長和記者，他們把內容寫進了內參。翁永曦感到吃驚：「一個白丁，最底層的幹部，中南海要聽取你意見？」
第一次和時任總理的趙紫陽談話後，他又被約了第二次。「我說我們還有三個人，是個‘康拜因’，一塊參加行嗎？」翁永曦回憶說，在80年代的聚會中，自己和王岐山、朱嘉明、黃江南志趣相投，都十分關心國民經濟問題，因此四人總在一塊討論，像個小組合，就自稱康拜因聯合收割機。
「第二次見面，幾位副總理都來了，國家計委的幾個主任、幾位經濟學家，也參加了。總理說，這個會議室還沒有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進來過，我們來聽聽幾個年輕人對於國家經濟建設的一些看法。」
此後，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黃江南就常一塊兒寫文章向中央建言，人稱「四君子」。杜潤生很賞識王岐山，將他調到農委來。翁永曦說，王岐山「精明能幹，不搞心血來潮、曇花一現的花架子。研討會上，聽得多，說得少，總能探驪得珠；喜歡看書，涉獵甚廣，總不離思考和解決中國現實和長遠問題的大框架。同事、朋友們找他幫忙或議事，總很熱心，騎個小摩托，挺忙乎，累得跟驢狗子似的。上下印象都好，很快入了黨」。
一邊是青年進入改革核心，一邊是民主社會運動被否定。1981年2月，繼取消民主牆和校園競選後，鄧小平又釋出指令取締民間刊物和民間組織。
巧的是，同一月，陳一諮等人的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走上歷史舞臺，還是學生的周其仁、陳錫文、杜鷹等人都加入了進來。成立前一晚，張木生借到了經費，寒夜裡，他從口袋裡拿出一摞，是一千元，另一個口袋裡又拿出一摞，往桌上一拍說：辦好了！
成立會上，鄧力群和杜潤生都去講話支援。鄧力群幫他們向國家計委主任溝通，最後計委給他們下達了編制。編制放在社科院農經所，農委則常給他們調查經費。
1981年夏天，他們就用農委撥的經費，到安徽滁縣調查去了，回來後又參與討論、起草杜潤生主持的第一個中央一號檔案。1982年1月1日，檔案宣佈：包產到戶和包乾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結束了長達三十年的大爭論。隨之而來的，是農委被取消，代之以新成立的農研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是它的另一塊牌子）。農村改革由此通向大道，更多年輕人走了進來。
二十多年後，周其仁仍記得一個細節：有一年檔案通過程式後，杜潤生派他去國務院印刷廠做最後的校訂。他自知責任重大，工作很仔細。檔案付印時，他突然意識到，這份黨內檔案印出後，自己是不可以過目的——檔案只傳達到縣團級，而他甚至不是黨員。
三
「起草反對包產到戶檔案的人，為什麼又成了起草推動包產到戶的人？」趙樹凱反問。這是多年後才想到的問題，當時只沉浸於「總參謀部」的氛圍中。
趙樹凱年輕時是個山東農民。他餵牛、趕馬車，也聽村人說，農民不是人當的。他時常惶恐，為什麼生在農村的人將來只能是農民？1978年的高考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四年後，他來到九號院，成了一名秘書。
那年夏天，整個九號院都在忙著第二個一號檔案。九號院人來人往，會議不斷，幾臺老舊印刷機成天響個不停。他時常收到辦公室主任高文斌電話：通知××部長明天來開會。他很驚訝，一臺保密紅色電話一通知，「第二天呼啦來了十幾個部長」。
「放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趙樹凱感嘆。在受訪者的描述中，九號院風雲際會，全國各地的人物進進出出，縱橫交匯。
某個春節過後，剛回農研室上班的幹部就被叫去聽一場彙報。到會議室一看，是幾位小青年：習近平、劉源、萬季飛等，都是從中央到基層任職的高幹子弟——熟悉中共幹部文化的人，一下理解了其中的抱負和深意。
「他們無所顧忌，敢講真話，不像地方幹部，報喜不報憂。」聯絡室的蔣中一說。後來，習近平在一次會議中提及這段特約研究員的經歷：「每年一號檔案起草前，都要把我們幾個（習近平、劉源、陸學藝、翁永曦）請過去，先讓我們講，農村政策研究室處級以上幹部參加。怎麼說都行。」
翁永曦是1982年去鳳陽兼任縣委書記的。他說無論習近平、劉源或是他自己，每天直面三農現實問題，都盼望得到杜潤生指點。這其中，安排送檔案資料、組織會議座談，「保持基層任職年輕人與中央農研室密切聯絡」的，是王岐山。
在80年代的相會中，王岐山展現了「廣泛交往」及「很強的組織能力」。趙樹凱注意到，「風風火火，愛講笑話，直率犀利，很有鼓動性」的王岐山，很快就從樓下的平房搬到二樓，又從聯絡室成果處處長升為該室副主任。
「他比較特殊，常是杜老直接找他辦事。」和王岐山同一辦公室的魏唯說，聯絡室的功能是組織社會力量研究農村問題，將題目委託出去，不斷發現新人才。魏唯主持的農村問題論壇是其中的重要內容，那是一份不定期出版的內部刊物，時常充滿激烈的爭論。
「走向未來叢書」也是與聯絡室合作的成果，王岐山擔任叢書編委。這套書構成了1980年代的思想運動之一，正如序言所引用的：「思想的閃電，一旦照進人們荒蕪的心田，必將迸發出無窮的力量。」
1982年畢業進入九號院的研究員袁崇法對叢書印象頗深：「這套圖書不停地介紹國外先進理念，我們因為封閉了多年，又搞‘文化大革命’，不瞭解整個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而這些資訊整天刺激著我們。」
那些年裡，王岐山的辦公室成了年輕人的聚集地，每天中午，老人們休息了，年輕人就到那兒交流資訊和思想。他們對新資料、新情況、新觀點、新思維、新理念特別的敏感，「就怕自己跟不上」。
他們閱讀、思考、到農村去，收集最真實的細節，杜潤生則總是重複毛澤東那句著名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後來他們發現，九號院的風格幾乎重塑了他們。
其中一個故事，蔣中一記了幾十年。1982年，他隨翁永曦到鳳陽掛職，聽說一個農民運大米到東北賣，被書記抓去批鬥。他們想，這有什麼，就把農民救出來，卻意外聽到他的懺悔：「土改」時他是民兵隊長，地分完了，就把老地主捆起來了，要他交出財產，老地主哭訴家裡這點東西，都是爺爺輩辛辛苦苦掙下來的。農民說當年無動於衷，等到自己被批鬥了，才知其中滋味。
蔣中一很震撼，他去檔案館閱讀原始記錄，才知道「大躍進」的饑民死亡狀況，「反霸」時十惡不赦的地主，不過是普通僱主。
回到北京，他和王岐山交流情況，王又彙報給杜老，最終派了一個小組，把檔案都抄了回來。
四
「上接天，下接地」，翁永曦將之總結為九號院得人心的根本。這裡資訊無礙，機要室也可以進去查閱檔案，絲毫沒有神秘感。在去除了等級的農研室，年輕人往往突然發現，自己被重用了。
1982年的一天，翁永曦被杜潤生叫去談話。他忽然被告知，自己是農研室的副主任了。
「杜主任，這個事可不能開玩笑。」翁很震驚，一名普通科員一夜升格為「副部級官員」，聽起來像天方夜譚。
「我爹我媽1936年參加革命，到現在才是個局長，把我提到這一級，別說別人不服氣，我爹我媽都會覺得很奇怪。杜主任說中央定了，你要服從組織安排。我說到此時此刻為止，估計上下領導對我印象還不錯，但這個任命一公佈，我就立刻成為王八蛋壞小子了，汙水全朝我潑過來。」
一語成讖。他的任職訊息在《人民日報》頭版刊出，立刻引發轟動。隨後，他被高層派去改革發源地鳳陽縣兼任縣委書記。翁永曦大刀闊斧，備受關注，很快成了改革新星。
畢業不久的袁崇法、魏唯、戴小京和何道峰等人也擔任起組長或副組長的職務（農研室一百多人，分為若干組和室），組員不少是局級甚至部級老幹部。他們說這是杜潤生的智慧：職務和級別待遇並不掛鉤。沒有相應的級別和待遇，卻委以重任。
「和當了官感覺不是一回事。」袁崇法每天沉浸在興奮中，無論吃飯還是坐公車，開口就和業務有關。魏唯將動力歸為成就感，「農村改革大步推進，明顯感到農民的生活變好。我1968年下鄉插隊，對當年農村的情況太熟悉了」。加班幹活，到農村去調研，和老鄉聊到半夜，他感到充實。後來到了其他單位也加班，但「那股勁看不到了，沒有那個心思了」。
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副主任魏唯懷念當時的氛圍，「踢門就進太誇張，但杜老的辦公室推門就進是沒問題的」。
昆百大董事長何道峰更抒情，「平等和自由氛圍，像種子植入了我的身體」。1987天夏，北戴河國務院常務會議要討論糧食問題，重點是在糧食價格倒掛（從農民收糧的價格高於供給城裡人的價格）導致財政補貼節節攀升情況下，如何確定糧食政策走向。農研室要拿一個上會討論的檔案。杜潤生讓小夥子們先拿個方案，指定由袁崇法、何道峰、戴小京負責找十幾個年輕人在十八所討論。
何道峰還記得彙報時，他們穿著短褲趿著拖鞋就進門了。會議室裡坐著主任杜潤生、副主任劉堪和幾位聲名赫赫的老部長。老部長們疑惑地上下打量，杜潤生則從容地讓他們彙報。最終，表情複雜的老部長們肯定了他們的方案。
流通組組長段應碧是中年一代，回想起年輕人就笑起來：「他們去農村調查，穿個褲衩在人家炕上蹦，鞋也不穿。開大會時，穿個短褲就去講話了，農民就想，中央來的幹部怎麼這個樣子？」
他們從未問過杜潤生為何信任自己。翁永曦偶爾會旁敲側擊：杜主任，這個大活讓我們白丁來幹合適嗎？
五
九號院是個神奇的院子，當歷史更迭到1980年代，北區院落裡住進了三位國家領導人。一棟三層灰色辦公樓坐落在南區，農研室大多人員就在那兒辦公。充滿幹勁的年輕人無數次走進小樓，研究或是爭辯。
偶爾也會看到院子裡獨自散步的華國鋒，趙樹凱有時向他問好，他只是點頭示意並不說話。有一次，趙的兒子在院裡玩耍，華國峰和小朋友說話：「你讀哪個幼兒園啊，家住哪兒？」
蔣中一過去和他握手，叫他華主席。華國鋒說，我已經不是華主席了。蔣中一有點尷尬。
「我們還是叫你主席，黨內不都是這樣叫嗎？」
「不要叫我華主席了，我不願你這麼叫，就叫華老吧。」
「你在家裡都幹什麼啊？」
「看書唄。」
1976年，華國鋒出示了毛澤東一張「你辦事，我放心」的紙條，成了接班人。他粉碎「四人幫」，決心追隨毛澤東的道路，繼續捍衛人民公社。但實踐論最終取代「兩個凡是」，被宣佈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隨後「包產到戶」突破人民公社的邊界，成了順應農民實踐的偉大成果。1980年代初，華國鋒辭職，一撥老幹部也被轉移崗位，其中一部分來到農研室。
年輕人再一次驚訝，和自己共事的部級老幹部就有二十多位，還有前副總理紀登奎等等。按照某些時期黨的標準，他們中的一些人犯過某些時期的「錯誤」，到九號院也就帶著貶黜的意味。但翁永曦說老人們樂於在九號院工作，因為杜潤生「包容雜音」，他們總能「暢所欲言，心情舒暢」。
每年秋季，爭論就開始了。各組調研歸來，拿著自己的成果，提出新的改革方向。聯絡室也邀請各級官員、研究者參與座談。老的，少的，保守的，開放的，坐在一起吵上七八天。最激烈的爭吵經常發生在農研室老幹部和農村發展組的年輕人之間。
在段應碧印象中，發展組年輕人自信，觀點新鮮，常毫不客氣地打斷老人們的表達。
有一次他們和杜潤生到中南海彙報糧食問題，拿出數字模型證明一個方案時，中央主要領導人提出反駁，年輕人鄧英淘脫口而出：「你們中央想什麼呢？我們提的資料是經過大量的調查研究與反覆測算出來的，不是拍腦袋。」領導人馬上向年輕人走過來，拍拍他的肩膀：「你們慢慢說，我仔細聽。」
走出中南海，張木生以為杜潤生會批評他們張狂，卻聽到他嘿嘿樂：「我就是要讓你們這些小傢伙為我們這些老傢伙投石問路。」
「小傢伙」和老人的那些最激烈的爭論如今看來顯得可笑——能不能僱工？僱多少算是資本主義？——這些爭論往往被拔到生死存亡的高度。另一些爭論夾雜著饑荒記憶帶來的對糧食的感情。因而，當年輕人論證糧食相對過剩時，老人們強烈牴觸：「混賬話！糧食怎麼會過剩？」
戴小京描述這些場景時，坐在五星級酒店的餐廳，氣氛有些不搭，但他沉浸在往事中。他試著理解老人們的歷史。有一次他和聯絡室主任盧文出差，「老盧講起戰爭年代帶著隊伍在十萬大山裡行軍躲避敵人追擊時抓過一個人，審問覺得八成是老鄉，但也不排除奸細的可能。可萬一是奸細全隊就麻煩大了。怎麼辦？只能殺。隊伍繼續往前走時就聽到後面大喊冤枉，之後幾十年都為此而糾結」。這是戴小京第一次認真聽老人們的故事，慢慢「腦細胞開始複雜起來」，「看上去很不合理的事也許有其深刻的原因」。
到了美國農業部，他發現自己變成了保守派。看到美國人刷刷兩筆畫出了供求曲線、理性講著如何發揮「比較優勢」，他倏地想起飢餓的童年時代，曾一遍遍數著糧票，到了近乎強迫症的地步。他對美國人說：「如果不只餓過一兩頓而是持續地餓過一段時間，那記憶是刻骨銘心的。在你們看來糧食供求就是一個曲線，但對捱過幾年餓的人可完全不同，在中國討論糧食政策的時候，那可是直接聯絡到情感神經的。」
他開始接受——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一個合理的東西必須腳踏實地才能往前走。那些年裡，讓戴小京觸動最大的一個詞是「實感」，腳踏實地的感覺。「每次坐到桌上來，先不要說我認為，而應該說我去哪兒了，看到了什麼，之後才是看法。」
六
在衝突中找到融合，正是杜潤生所要尋求的。段應碧說，杜潤生喜歡激烈的爭吵，對只有單面意見的座談會，他會宣佈取消。他時常諮詢年輕人的看法。如果贊成，他會提反對意見，如果反對，他又說贊成。很多人並不知道他的真正態度。
翁永曦很快領悟了杜潤生的方法，稱之為「反方向推敲」：傾向性極強的一件事情，要做反方向推敲，看看能不能駁倒反對意見。反對意見中有合理成分的，也要提煉出來。這樣就能得到各方面最大的接受度。
經過如此反覆的調查、交鋒、論證、磨合、折中，所有的政策被謹慎規範的語言包裝成檔案模樣，最高層領導幾乎不做修改就可拍板。
「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種鬼詞只有杜老才能發明出來。」何道峰笑著說。這些語言顯示了在體制縫隙內開拓空間的努力。儘管將土地所有權和支配權分離，不徹底的改革給往後留下了亂局，但改革似乎總伴隨著妥協。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也有一個儲存了幾十年的細節：「大包乾就大包乾，包產到戶就包產到戶，何必說得那麼複雜，又是又統又分，雙層經營，又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電梯裡，剛出校門的陳錫文問杜潤生。杜回答說：「小夥子，你從學校剛出來，可不懂得，在中國有時候一個提法不當，是要掉腦袋的。」
某種程度上，杜潤生1955年就體會過這種兇險。那一年，作為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他和部長鄧子恢不配合毛澤東過於急切的農村合作化，被斥為「小腳女人」。中央委員會議上，毛宣佈鄧子恢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所有人都義正詞嚴地譴責鄧。這是1949年後以意識形態批判打擊不同意見者的最早案例之一。此後，鄧子恢飽經摺磨死去，杜潤生跌入政治生涯谷底，人民公社則浩浩蕩蕩展開了。
往後，凡對農村經濟有不同意見者，都被劃入意識形態大牢，施之以專政壓迫。在打倒「四人幫」的最初年月裡，他們宣稱，不滿人民公社的，都是「四人幫」罪孽！直到1978年，萬里挑戰人民公社，華國鋒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嚴責萬里約束百姓不得有超越中央指令的舉動。就連杜潤生本人，也不得不公開表示反對包產到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