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於威
人類不就是悲劇性的存在嗎？動情不酷，煽情不入流，不動聲色的同情和不留痕跡的觸動才是優雅的。
父親的兩隻眼睛都患上了白內障，這種聽上去很可怕的疾病，因為新的醫術，只用了不到十分鐘的手術時間：把壞掉的晶體吸出來，換上一片比隱形眼鏡還要薄很多的人工晶體。
做完手術的父親，安靜地躺著。我在病床邊，無用地站著。
父親那雙大學時拉過小提琴的手，靜脈凸起糾結，密佈的老年斑蓋住了皮膚的顏色。
如果這病早些年生，父親可能就已經是一位盲人了。這個想法讓我一下子不安起來。博爾赫斯也是一位盲人，但博爾赫斯不是我的父親。
事實上，我對博爾赫斯的瞭解，遠遠超過對自己的父親。人到中年，真相就像網站的彈窗一樣，不管多麼厭惡，它們總會一個接一個地跳出來。
父親脾氣溫和，不怎麼愛說話，在凌厲的母親當家的那些年裡，父親就像一塊軟和的簾子，吸去了很多令我膽寒的來自母親的噪音。但是很長一段時期內，我們家的編年史，節點都是父親的病。
1968年，他二十九歲，身高一米八，體格強健。他從北京石油學院畢業後，被順理成章分配到大慶油田參加會戰，對，就在「鐵人」王進喜帶領的那支隊伍。他在那裡和我媽——一個熱愛文藝體育、積極要求進步的採油姑娘——結了婚。因為一次普通的感冒，高燒不退的他住進油田前線醫院，但他不知道，輸進他身體的藥液早已過期變質。這一瓶藥水直接要了他臨床的另一個小夥子的命，而他卻帶著一個被嚴重損壞的肝臟，僥倖活了下來。那一年，我也來到人世，差一點生下來就沒有了父親。
這個熱愛古典音樂、俄羅斯文學、喜歡帆船運動的年輕人，自此之後，只剩下了一個身份——病人。
成年之後，我經常想，如果那瓶藥水沒有變質，我們家，我，會不會是另外一個樣子？
我的母親，極度爭勝好強，如果沒有一個永遠需要照顧的病人拖累她上進，她的粗糲和暴躁可能不會那麼徹底地被激發出來。而我，另一個拖累，至今深藏的自卑和躲閃，可能根本不會生成？
無論多麼完美的人生，總是有這種覆盤的衝動。我在充分憐惜自己的時候，沒有想到過父親，他早已像一堵沉默的背景牆，知道他還在那裡似乎就夠了。
現在，父親安靜地躺在病床上，眼睛上蒙著紗布。他在想什麼呢？他已經七十五歲了，他一定有非常多可以想的東西，可是，我不知道。他如果不幸和博爾赫斯一樣成為一位雙目失明的老人，也不會有一行詩句和他有關。
我不知道二十九歲後他的人生是怎樣的一種存在狀態，這個問題我根本就沒有想過。我不知道他一個人間歇性地在醫院裡躺上三個月或半年時，他的內心會穿梭過什麼。我記得的只是很多時候，下午一放學，我就要拿著母親做好的飯菜給他送到病房去，等他吃完，再把飯盒帶回來。我還記得，母親為了給他補身體，從農村買了十幾只甲魚，最小的可能還沒有半個巴掌大。母親是北方人，不會弄這些生鮮，她用一隻筷子逗甲魚咬住，然後掄起菜刀把甲魚的頭斬下，當鮮血噴射出來的時候，她扔下菜刀，坐在廚房的地上，嚎哭不止……
父親很久後才說，母親燉的甲魚湯，是他吃過的最難吃的東西，腥得他噁心極了。但是他都喝了，喝了整整兩個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