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與歷史寫作
——金安平訪談
採訪、撰文深海
歷史寫作從來不只是說，我告訴了你一些東西，而是，我向你出示了一系列的問題，與之前研究者不太一樣的問題。現在，你必須往前走，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發現更多的問題—這永遠是一個無限接近的過程。
一
《單讀》：您最早是學數學專業的，那後來為什麼開始歷史研究呢？
金安平：這是很多人好奇的問題。小時候我特別喜歡思想史，在長大的過程中，受我父親的影響非常大。1962年，我們全家從臺灣搬到美國的時候我11歲，當時我父親在成功大學教建築學，他是一位非常會講課的老師，又很會講故事。到了美國他先是去研究院，但為了撫養一大家人，我們四姐妹和一個小弟弟，他後來就去了建築事務所工作。那時候他晚上工作還是很忙，但總會抽出時間來給我們講故事，歷史和傳說都有，鬼故事也有，包括他自己小時候的經歷。他最喜歡的書是《莊子》，他把其中的故事以孩子能理解的方式講出來，引導我們去思考其中的問題。
之前在臺灣的時候，我受的是很嚴苛的日本式教育，只要考試不好就會被打，甚至帶著一點虐待。我們一位英文老師，打學生打得十分之狠，1990年代我再回臺灣，碰到另一位同學，還聊起這件事，這也變成那個時代最突出的記憶之一。但也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我的數學被訓練得非常好。
《單讀》：那時候為什麼舉家搬遷到美國去？
金安平：父親當時在臺灣教書，他十分喜歡教書，喜歡把新穎的知識體系和視野帶給他的學生。受到他在賓州大學時的老師影響，1953年的時候，他就開始在臺灣教現代建築設計，他也是第一個介紹所謂的「現代建築」給臺灣建築系學生的人。他編輯的建築雜誌也是一流的。東海大學的建築系名聲很好，其中很多建築系畢業生都是父親的學生，有些現在七八十歲了，還在開建築事務所。
父親離開臺灣，有些人認為是他受到國民黨的壓制，他的想法太激進了，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的，這在臺灣政治解嚴前是很危險的。另一方面，國民黨人說他是親右的，其實父親根本不區分親左親右，他是一個跟著莊子走的人，根本沒有派系和黨別的概念。他最恨這種壓制，後來很多人說是因為這樣我父母才離開臺灣。
但是我問父母，他們說完全是因為孩子。一方面，他們覺得在臺灣體罰孩子的教育方式太不人道，太慘了，美國是另外一種寬鬆的教育方式，能給孩子更好的教育。另一方面，在臺灣教書收入有限，而當時家中的經濟負擔很重，四個姐妹要生活、唸書，壓力很大，而在美國，無論是教書還是進建築設計事務所，經濟壓力都會有很大的緩解。
到了美國，我發現我功課最好的就是數學，他們的數學課對我來說完全是開玩笑，所以我完全集中於英文，也因此特別喜歡英文。那時候我對歷史課反倒無所謂，覺得歷史老師教得不太好。比如我們在弗吉尼亞州,教美國南北戰爭的歷史只講南方都是對的，完全不接受南方輸了戰爭的事實，講重建時期(reconstructionera)時，就會說北方人非常可惡。1960年代我上中學，橄欖球賽時升的還是南方的國旗(現在這是完全不允許的)，唱的是dixie'sland，也不是美國的國歌。那個時期中學英文教的都是英國和美國文學，我對英語文學特別有興趣，放學後就和父親講愛默生，說他比莊子要好，和父親辯論。父親很喜歡我對他的這種「挑釁」，正是通過這種和父親的論戰和「挑釁」，才幫我打下了思想史的底子。
我們姊妹讀大學時，父母也完全尊重我們自己的選擇。在美國的亞裔父母都希望孩子讀科技，學法律，學商科，等孩子進入大學發現了歷史之魅，發現了文學之美，執意轉行，有些父母就會很不高興。美國人認為大學是一個探索時期，一個人應該思考要怎樣度過一生。我上大學時選了數學，但上了微積分、抽象幾何的課程後，我覺得自己完全不是讀數學的材料，反而跑去旁聽了很多文學方面的課程，所以申請研究院的時候，我就自己作主，申請了中國文化思想史。
《單讀》：您的爺爺金毓黻先生是很有名的歷史學家，1943年曾與李濟、傅斯年等人一起發起組織了中國史學會，其《中國史學史》是國內史學史研究發端之作。這樣一位赫赫名望的長輩，他對您有什麼樣的影響？
金安平：我從來就沒有親眼見過爺爺，關於他的一切，都是別人告訴我的。小時候，父母親都會跟我們講到很多爺爺的事情，包括很多奶奶的事情。爺爺最不喜歡的兩件事情，一個是抽鴉片，一個就是娶小老婆。他非常尊敬奶奶，但在日記裡面幾乎不寫奶奶的事情，因為這是中國的習慣，是對女性的一種隱晦的尊敬。
關於爺爺,現在大家提及並研究得最多的就是他的日記，那是爺爺生前用毛筆一點一滴記下的。爺爺的書法十分漂亮，幾本小冊裝進一小盒，現在都收在臺灣中研院，保護得非常好。小的時候爸爸媽媽也和我們講過爺爺的日記，但存放在大陸，我們看不到，只知道那是學者式的日記，記了很多學問方面的事，大到他的歷史觀，小到某一天讀了什麼書，對某件事情有什麼看法。另外，他寫的詩，他朋友給他的詩和信件，他都抄在日記裡面。那是特別珍貴的史料。
《單讀》：當時他們做研究方法也是，比如說考據，做編年體例，記翔實而系統的日記，與這種做學問的方式也有關係？
金安平：爺爺留下了很多信件、書和詩作，包括寫給朋友的小傳，名人小傳，還有他在重慶教書的時候學生給他的詩，都是非常有價值的東西。
我看過不少這樣的日記，但我覺得爺爺寫得最好。他的方式很不一樣，當時他受到清末考據派史學家的影響，他也跟著那個模式寫，是一個學者系統的思想記錄，而不只是日記。
《單讀》：雖然金先生留在大陸，但他的摯友李濟先生他們都去了臺灣，他們對您有什麼樣的影響，後來有交往嗎？
金安平：我們是住在臺南，而李濟先生他們大多在臺北。臺南跟臺北很不一樣，爺爺認識很多跟著國民黨去了臺灣的人，很多都是他在北京時候的朋友。那時候，他的朋友們都勸他去臺灣，但他對國民黨還是有些自己的看法，他愛的是國，跟黨沒有關係。爺爺最關心的還是歷史，讀他的日記就能感覺出來，他為了研究歷史可以不顧一己之憂。而且，我們雖然去了臺灣，但當時都以為過個兩三年就可以回來，誰也想不到歷史後來的走向。
《單讀》：那爺爺和您後來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所的授業恩師房兆楹先生，他們的教學和研究方法是否有相似的地方？
金安平：房先生以前在燕京大學的時候，去北大聽過爺爺的課。聽母親說，爺爺完全是一個讀書人，並不擅長直露地授課，所以上課時，他基本是整個人面對黑板，幾乎不會轉過身來面對學生，就像他仍然是在獨處一樣，和自己相處讓他覺得自在，可以沉浸在他的學問世界中。我父親就很不一樣，父親是個非常會講課的人，這可能和父親接受的是西方教育有關。
但無論是爺爺還是我的恩師房先生，他們都是走的考據這一派，從這一方面來說，他們都是沿著傳統治學的方式在往前走。
《單讀》：您受到他們的影響大嗎？
金安平：我覺得影響是很複雜的，在考慮學術問題的時候，我非常喜歡這種考據的方式，但平時在生活中，我又完全是另一樣子。朋友有時候會笑話我，我非常愛看小說、電影，愛跟年輕人在一起，在這方面，我反而受孩子們的影響更大，而不是上一代人。
《單讀》：年輕人接觸的新生事物對您的影響更大？
金安平：父母給我的影響主要是在思考問題、做學術研究方面，或者看他們怎麼樣教育學生——畢竟我也是教師，這些給我很大的影響。爸爸在重慶大學的時候，接待過很多流亡學生來家裡吃飯。而且教學方面爸爸比我好得多，他特別靈活，能因材施教，他的方式經常給我很多啟發。從本質上說，我的生活更美國式，也許是因為很小就來了美國，在美國長大，受了他們文化上的感染。
說到來自孩子們的影響，比如兒子喜歡棒球我也跟著喜歡，像粉絲一樣追球隊，也會和兒子女兒們討論電影、小說，他們甚至會開玩笑說我看的電影和小說太膚淺。我是個矛盾的人，一方面又非常喜歡考據，非常尊敬章學誠、劉寶楠這些史學家。其實做考據學就是要有一種好奇心，不管不顧，一門扎進去。從某種程度上，考據學更像一門科學，需要理性的分析。也有人問我說是不是受到大學數學專業的影響，我也不曉得。
《單讀》：對於文學和電影，您個人有什麼樣的喜好？
金安平：我喜歡看偵探類的電影，相對來說，我更喜歡男性作家的作品，艱澀，需要耗費時間去讀，去理解。歷史小說也行，但並不是特別喜歡，我最喜歡的就是那種能讓人發瘋的小說，也許需要多次嘗試才看下去，但非常有挑戰，這可能和我喜歡考據學有關。
《單讀》：《合肥四姐妹》那本書，和《孔子》這樣的歷史寫作很不一樣，是紀實性更強的一本書，有大量的採訪在裡面。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本書出來？
金安平：我本身非常喜歡採訪，那本《中國的孩子》(childrenofchina)也是採訪的方式。採訪的時候，面對孩子，我會本能地喜歡他們，會想了解他們的想法和世界，而面對長者，我覺得機會難得，他們更像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更多的是想記錄。
張家四姐妹的緣分，是因為史景遷先生認識張充和，他們是耶魯大學的同事。一次我母親來我家，我就把充和請過來吃飯，可能因為那一次的氣氛很好，那天她的談興很濃，一旦開口，你才知道她的口才有多好，非常幽默，喜歡逗人，甚至會有些善意的刻薄，十分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