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望的山
文/謝丁
會寧是甘肅中部山區的一個小城，國家重點扶持的貧困縣之一，但同時，它也是全國知名的狀元縣。在那裡，談理想是件奢侈的事。一切的期盼，都寄託在那條叫做高考的唯一齣路上。
傳統
在會寧的第二天，我看到了這裡最習以為常，卻觸目驚心的一個場景。
那是傍晚六點，我正在趙永康家裡喝茶聊天。趙永康是會寧一中的政治老師。會寧是甘肅中部山區的一個小城，國家重點扶持的貧困縣之一。如果不是紅軍長征後在這裡會師，幾乎很少有人會注意到它。但中學教育改變了這一切。現在，會寧是全國知名的狀元縣。它以「貧窮」和「高升學率」的鮮明對比，成為甘肅的模範，人們不能分離這兩點去談論會寧。
趙永康25歲，個子不高，有一雙靈動的眼睛。妻子王芳是他的同事。半年前，他們有了第一個孩子。學校提供給青年夫婦一間大約20平方米的公寓，在實驗樓的頂層。從一樓往上爬，我經過物理實驗室、生物實驗室，路過貼滿名言警句的牆壁，然後停在一幅「竺可楨」畫像面前。趙永康的家門是一塊淡紅色的布，緊挨著微機室。房間不大，卻是挑空的屋頂，極高。王芳用淡黃色的布簾，將屋子分割成客廳、臥室和廚房。沒有廁所——整個學校只有兩個廁所，在操場那邊，要走很遠。
當天空漸漸變暗時，我和趙永康的談話停了下來。我踱步到他家那扇巨大的玻璃窗前，對面的教學樓一間一間正在閃起燈光。空中飄著小雪花，外面的氣溫大約零下8度。這時我聽到一陣人聲，像蚊子，輕輕地響起來，然後越來越大。
從窗戶往下看，在實驗樓和教學樓之間的小操場上，突然冒出了許多學生。起先只有幾個。人越來越多，從操場、宿舍、教學樓不停向這裡聚集。每個人都拿著一本16開的書，翻卷在手上。他們來回踱步，邊走邊大聲朗讀著課本。具體念的什麼我聽不清，只看見底下黑壓壓的一大片，像螞蟻一樣，密密麻麻地，各自低頭徘徊在大約2米的直線上。
大多數學生穿得很少，臉龐和鼻頭凍得通紅。校園的路燈剛剛點亮，天空仍有一絲亮光。朝遠處望去，是光禿禿的荒山，被白雪覆蓋。臨近春節，高一的學生已經放假回家。餘下的學生還要補大約兩週的課程。會寧一中的高三有18個班，每個班60個學生左右。每年，學校還會開設7到8個容納往屆生的補習班。現在，學校大約還有3000多人。他們正在背書。
「他們為什麼不進教室？外面太冷了。」我轉頭問趙永康。
「在教室朗讀會吵到別人，外面空氣也會好一些。」他頓了一下，帶著一種自豪的口吻接著說，「這是會寧中學的傳統，你在其他地方肯定很少見到。」
「你也經歷過這種場面？」
「當然。」趙永康給我倒了一杯白開水。我捧起熱乎乎的紙杯，回到溫暖的沙發上。屋子雖然不大，但有暖氣，還開著電暖器。他接著說：「我們都是那樣走過來的—但現在，你看，我再也不用受那種苦了。」
會寧以教育出名。像中國大多數二三線城市一樣，中學教育的最直接的指向，高考。這是一條艱難卻極為有效的出路，我也是從這條路上走過的，記憶裡有關高三的想象，大多停留在擁擠的教室、壘得高高的書本。但我從未見過像今天這樣的場景。
前一天，在蘭州到會寧的長途汽車上，我碰到一個小女孩。她看起來只有12歲，穿著流行的火紅色羽絨服、閃著金邊的牛仔褲。她沒有唸完初中，直接去了北京當小保姆，每個月可以賺到600元。在兩個多小時的旅途中，這個實際已經16歲的女孩，用標準的普通話不停談論她在北京的遭遇。我問她為什麼沒有繼續上學。她承認英語太難了。
「我想你要明白，並不是家裡不供我上學，只是我自己不願意再讀了。」她告訴我，成熟的語調令人吃驚，「在會寧，這是一件很丟人的事情。」
在會寧一中，一個農村學生每學期的開銷大約2500元。但很少有父母不捨得這筆投資。他們相信一旦孩子考上大學，所有的家庭債務會很快還清。更重要的是，下一代總算有機會走出這片貧瘠的土地。他們會痛苦地接受出門打工的事實——但除非萬不得已，才走這條路。
「除了高考，其他任何方式，我們都覺得不太可靠。」趙永康說，「那不是會寧的傳統。」
半個小時後，我下樓嘗試走入這種「傳統」。在這塊空地的中間，豎立著三個旗杆，但沒有飄著五星紅旗。順著人群的縫隙，往前擠。在學校大門的兩側牆壁上，貼著兩張巨大的紅紙，上面用毛筆寫著「2005年會寧一中的高考狀」。名字、成績、大學，依次排開。兩年過去了，紙張已經脫落褪色。但如果仔細凝視，你會發現紙上繪著一張中國地圖。
會寧標記在地圖的左上方，畫成一把火炬。一條條直線從這裡畫出，像飛機的航線，輻射到中國各個角落。它意味著榮登高考榜的學生，都從這所中學出發，已經走出會寧。很少有人再回來。趙永康是個例外。
考試
趙永康從來沒停止過考試。1995年，他奮力從黑虎村小學考入郭城驛初中。三年後，他奮力考入會寧縣第二中學。再過了三年，他奮力考入西北師範大學。現在，他的奮力得到了回報──他開始指導自己的學生參加高考。
趙永康的父親是一名小學老師，吃公家飯的人，家境在當地已算不錯。但在黑虎村，趙永康的本科學歷不算太高。村裡考出了三個博士，其中一個現在是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的老師。而衡量一個家庭在村裡的地位，家境並不重要，要看誰家的孩子考得更好，走得更遠。
有一次，一個姓牛的計程車司機告訴我，他所認識的「混」得最好的人是一名考上覆旦大學的同學。「他畢業以後去了新加坡，前不久回到蘭州呆了幾個月，最近又要出國了。」司機羨慕地說。他有一個在蘭州交通廳工作的弟弟，也是考出去的。但很顯然，距離會寧最遠的那個人，才算真正「成功」。
會寧像是一片令人遺棄的土地。留守下來的人，大都無奈而絕望。因為缺水，這裡所有的學校只有一兩個廁所。新修的教學樓即便建了廁所，也從不使用。剛剛過去的一年，整個縣的財政收入是1981萬元，而支出卻達6.5個億。這裡幾乎沒有任何工業，土地貧瘠農業蕭條。「這裡的米都是很難吃的。」趙永康說。
中考那年，趙永康成為班裡少數幾個考上會寧「一中」或「二中」的學生。會寧一共有五所公立中學，這兩個是最難考，但也是最有希望走出會寧的跳板。沒考上高中的人，也大都通過其他方式離開了這裡。也許是職業學校，技術院校。他們總是能找到各種辦法，通過考試，離開會寧。
在會寧二中，趙永康可以一個學期不洗澡。背大量的書，做大量的習題，生活中所有的事圍繞高考一個目標進行。2001年，他在「重點大學」一欄填報了蘭州大學，但他只考上了西北師大。四年後，他帶回來的教育方式，仍然像幾年前一樣。在中國，這種「題海戰術」被稱為應試教育。
趙永康執教的政治課是一門具有中國特色的課程，分為三個部分：經濟、哲學和政治。在近年掀起的高中教材改革討論中，政治課卻很少涉入其中。它很容易教學，但對某些人來說也更艱難。在學校，政治課因其在考試中的重要性而得到學生的重視，但是政治老師的地位卻頗為尷尬。也許沒有學生會去關注這個國家真正的政治現實，考試也會忽略這一切。趙永康告訴我，以前必考的「時事政治」部分，現在也已取消。
對於會寧的學生來說，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他們和外界溝通的渠道，只有校園裡的報欄櫥窗——它可能甚至半個月才更新一次。
有一次，我鼓起勇氣問趙永康：「你覺得這樣的政治課上得有意思麼？」
「……你知道的，我們的目標就是考試。」他囁嚅著說。
「那你打算一輩子這麼教下去？」
趙永康沒再說話。那天晚上，我邀請趙永康和他的妻子王芳一起吃飯。同桌的還有一位他的高中同學，叫王維。他在延安大學唸了四年的政治學，現在在會寧枝陽中學教政治。這所中學只有初中部。王維所教的思想政治課，更為簡單和粗糲。
我們坐在縣城裡一家肥牛火鍋的包房裡。王維專程從鄉下趕過來，第二天，他將起程去蘭州參加今年的研究生考試。王維24歲，穿著一件不起眼的夾克，不愛說話，心事重重。他仍像一個沒有畢業的大學生，時刻準備著下一場考試。去年，王維考過一次研究生，只差幾分。趙永康說他今年一定能考上。
王維原本就不是學師範的，對當老師也沒多大興趣。他沒有結婚，沒有在當地交女朋友。也許是打定主意還要離開會寧的，而途徑似乎也只有考研一條路。
但趙永康不一樣。回到會寧的第二年，他就結婚了。王芳也畢業於西北師大，也是政治老師，但她是甘肅慶陽人。那裡挨著陝西，是平原，資源豐富。家裡曾強烈反對她到會寧教書，這裡遠近聞名的貧窮。然而她嫁給了趙永康，一切都安定下來。
王芳的教學經驗比趙永康還多兩年。她穿著一件紅色的羽絨服，臉蛋紅撲撲的，說話卻有張有弛，隨時準備補充和糾正趙永康。她已經帶過一屆高三的學生。那年，一中出了狀元，是這幾年考得最好的一屆。這是王芳為數不多的成就感之一。但這種成就感，趙永康和王維都還沒感受到。他們畢業才剛剛兩年。
吃完肥牛的第二天清晨，王維在酒店找到我。他說中午就要去蘭州了，然後給了我教育局一個叔叔的電話，希望我可以在那裡得到有關會寧教育的更多資訊。「但是，如果你想更深刻地瞭解會寧，我建議你去更遠更偏僻的農村看看。也許，那時你就知道我們為什麼要走出去。」說完，他就離開了。
後面幾天，我曾向趙永康打聽王維考試的情。但沒有任何訊息傳來。
有時，趙永康會突然向我打聽法律方面的考試情。他上次沒有回答的問題，現在似乎越來越清晰地看見答案。他告訴我，想考一次司法考試。
「考完試做什麼？你想做律師麼？」我問他。
這時，趙永康再次陷入了沉默。
絕望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