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幾次從良友大酒店一路散步到會寧一中。空中總是飄著小雪，我感到臉上的皮膚正在崩裂。街上人煙稀少。蕭條的馬路上零散跑著幾輛三輪計程車。每當他們駛到我面前，會主動停下來，直到我搖頭才緩緩離開。
良友大酒店是會寧最高檔的一個酒店。標準間100元，如果再加20元，你可以享用一天的寬頻網路。在會寧，網路是通向其他世界的最便捷的路途，但僅此一家酒店。我在街上只看見過一個網咖。但和中國大多數三線城市不一樣，這裡的網咖人也不多。整個縣城是冷清的，像冬天的太陽，曬得人心寒。
我走過會寧縣中醫院，門口一個人也沒有。接著，我來到縣城的主幹道。菸酒、糖果批發攤位依次排開，但很少有人光顧。五分鐘後，我將抵達會寧一中附近的牛肉麵館。如果是傍晚，街道會突然嘈雜起來，我會看見一股龐大的人流朝我湧來。
五點半，補課的學生們終於下課了。他們很安靜，只是龐雜的腳步聲吵醒了街道。牛肉麵館頓時排起了隊，只需3元。他們用一種罕見的速度吃完一碗麵，然後迅速消失在街道。十幾分鍾後，這裡恢復了冷清。天漸漸黑下來，氣溫降到零下8度。然後我裹緊羽絨服，繼續朝會寧一中走去。那裡有人開始大聲朗讀。
在會寧，沒有任何事情比高考重要。有時，我會覺得這個小城只有兩個單位，兩種人。一個是政府，他們都忙著怎麼從甘肅省或者中央得到更多的扶持；另外一個是學校，他們都忙著應付年復一年的高考。除了學生，如果還有餘下的人，也許都是家長，他們生活的重心就是努力讓孩子考上大學。
中國恢復高考制度已經30年。大約有3600萬人通過高考改變命運。去年，一個名叫範誼的人大代表提出取消高考。範誼是寧波大學外語學院院長，他堅稱「高考制度已經失敗」，「看似公平，實質卻扭曲了教育豐富、多樣化的內涵」。但同時，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反駁稱，「高考仍然是現階段選拔人才最公平的一種手段」，但這些爭論和會寧隔得很遠，遠到人們可以忽略不計這些龐雜的聲音。在北京，我的一個朋友陳琛說，在甘肅那些貧瘠的地區，除了高考，人們沒有其他的路可選。
陳琛出生在甘肅另一個有名的教育縣民勤。1999年，他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留在了北京。我們偶爾會談起西北那片土地。他常說，沒有去過那裡，你們永遠無法體會西北那種土地和根的感覺。「在城市裡，是沒有根的。」他在日記中寫道，「老家有一種厚重的背景，好像冬天爐子生出的煙色，好像沙發上舊了的沙發套，好像爺爺們抽菸燻黃了的指甲，女人們家事做久了變得粗糙、無法伸直的手。」
但沉在這厚重背景下的底色，除了對根的思念，還有對貧窮的抗拒。「西北的貧瘠是很讓人心酸的。」陳琛說。我在良友大酒店溫暖的房間上網和他聊天。「你們南方人不可能想象，我們每次坐火車，一旦過了秦嶺，就開始雀躍，因為可以看見綠色，看見水。」但要想永遠走出這種貧瘠，高考是唯一的選擇，它是和貧困緊密聯絡在一起的。
有天下午，王芳讓我見到兩個高三宏志班的學生。宏志班是中國政府推行的「西部開發助學工程」，每學期為貧困學生提供大約2000元的幫助。在甘肅，會寧和民勤各有一個宏志班。它們的升學率往往都會達到100%。一個叫賈騰的學生羞澀地告訴我他要考清華大學。另一個叫鄭彥鋒，他提到了同濟大學，但他卻並不清楚這所大學的狀。我告訴他同濟大學以城市規劃專業見長，他喃喃道：「城市規劃……很好。」
他們倆穿著毛衣和夾克，因為瘦小，顯得非常單薄。兩個人都很緊張，王芳溫和地對他們說，問什麼就回答什麼。但我一句話也問不出來了。純樸和不安，貧窮和自尊，這一切都在臉上。我們只好談起大學，那是他們最喜歡聆聽的話題。
在山裡
王維走後的第二天，我決定聽從他的建議去鄉下。王芳有一個學生叫黃雪輝，2006年考上了天水師範學院，最近剛回到會寧。她的家在候川鄉，大約一個小時的車程。
夏利車剛駛出會寧縣城，我們就被一片白色包圍。上午剛下的一場雪，把遠處的山和近處的房屋蓋上了一層漂亮的絨衣。看起來很美。我們在一個村莊停下來問路。一個衣著破舊的中年男人從一家小賣部走出來，厚實的布簾被掀開那一剎那，我瞧見裡屋黑漆漆的櫃檯，以及被白雪掩蓋的髒亂。
那男人說我們應該掉頭回去。他好像認識附近幾個村所有考上大學的家庭，如數家珍地一個名字一個名字念出來讓我選擇。在這家小賣部的背後，一張已經褪色的喜報還貼在村裡某家的牆壁上，慶祝誰家的孩子又考上了大學。
往回走到半山腰，我看見一個女孩氣喘吁吁地跑過來。她穿著一件廉價的牛仔服和牛仔褲，短髮，皮膚是農民特有的黝黑色，臉頰兩團紅色，像被太陽熨過一般，在冷風中紅得更厲害了。
黃雪輝知道我們要來，一大早就拿著鐵鍁，把公路到她家的一條路清理得乾乾淨淨。她怕積雪路滑。村子非常安靜，沒有豬叫和雞鳴，也沒有炊煙，好像這裡很久都沒有人居住。
黃雪輝也閒得著急。她今年大二，學校這次放假兩個月。在家呆了半個月，她就受不了了。過完年，她決定提早回到天水，找個工作賺點錢。
她家的院子不大，黃土牆圍成一圈，在前方開了一個小門，需彎腰才能進去。我們進了正屋，母親有病，坐在床上不愛說話。一隻上世紀八十年代流行的沙發，沿牆是一排矮櫃，上面放著各種雜物，還有許多已泛黃的照片。屋子中間架著一個爐子，煙囪彎曲著衝向屋頂，鍋裡煮著雞，茶几上堆著剛切好的「鍋盔」。
我非常不安，感覺自己給這個家憑空帶來負擔。雞是剛殺的。母親從一個鐵盒裡珍貴地倒出一點茶葉，兌了開水，冰糖也是珍貴的。然後，父親散給我一支菸，終於坐了下來。
他是一個大鬍子，西北人的面龐，皺紋像刀刻。
父親也考過大學，在1981年。差了3分，家裡沒錢再供他補習。他一個同學補習了8年，最後終於考出去，現在是會寧三中的教導處主任。他仍在農村，為了三個孩子的學費，他前往內蒙、寧夏做建築工，但工資總是拖欠。自從母親病倒之後，他在附近一個磚瓦廠找了工作。他說他現在負債兩萬元。
黃雪輝坐在我的對面，很少插嘴。2006年，她考上天水師範學院時，想再補習一年考一個重點大學。父親說，女人有兩種改變命運的途徑。除了考學，還可以嫁人。她哭了一個禮拜，決定暫時遵從命運的安排。也是為了她的弟弟，他正在會寧五中念高三，成績很好，家裡希望他無論如何也要考上重點大學。
我們的談話很平靜，甚至有時候還爆發出笑聲。黃雪輝和他的父親，想盡量掩飾他們的無奈，我也裝作看不出來。在我們都沒有話可講時，就看照片。弟弟是他們全家的驕傲，從小到大的獎狀貼滿我身後整個牆壁。
我在一張照片裡找到了黃雪輝的姐姐。她看起來有點憂鬱。2003年，黃雪輝和她的姐姐一起考高中。她考上了一中，姐姐考上了三中。但家裡沒法供三個孩子同時上學，在最簡單的家庭邏輯中，姐姐退學了。去年年中，她前往江蘇一個塑膠製品廠打工。不久前，父親收到了她寄來的3000元。對他來說，這是一個可觀的數額。
「我儘量不要讓兒女跟我走同樣的路。只有讀書才能走出去。拼死拼活也要供。」父親停下來，嘆了一口氣，接著說，「只有大女兒，和我一樣。」他把頭深深地埋下去。幾分鐘過去，我們誰也沒再說話。
姐姐的退學刺激著黃雪輝和弟弟更為拼命地學習。在會寧一中，她常常一天只睡5個小時。有時，她會抽出時間去五中探望弟弟。在番茄收穫的季節，她會買點番茄帶給弟弟，那是他最愛吃的「水果」。
但弟弟總是抱怨她不該花這錢。弟弟從不主動找家裡要錢，每當錢花完了，他就吃家裡帶來的冷鍋盔。直到父親再來學校。他每年大概需要5000元。如果今年考不上大學，他還得再補習。那又是一筆沉重的負擔。
所有的家庭債務，要等到黃雪輝畢業才能慢慢還清。但我知道這其實並不保險。中國的大學畢業生就業率一直走低。在北京，大學畢業並不意味著你能找到工作。但父親考慮得沒這麼多，也許他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的形勢。我問他，如果兒女考上大學也掙不到錢怎麼辦？
「只要書能讀成，管不管家裡是另外一回事。他自己走出去就可以了。」父親說，「我們這地方，理想並不高。」
在山裡，談理想是一件奢侈的事。姐姐想上學，黃雪輝想去更好的大學，父親想所有的兒女都走出去，沒有任何一件達成人願。但這並不足以令人絕望。黃雪輝告訴我，她畢業以後，等工作一段時間，還想繼續考研。我能理解這種對考試寄予的期盼，但我實在很難解釋清楚，考試背後到底是什麼？
一首名叫《生活》的詩
離開會寧的前一天，我花30元門票走進會寧革命紀念館。它就在良友大酒店的隔壁。
1936年10月的清晨，中國長征工農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在會寧聚齊，標誌著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徵勝利結束。他們從瑞金出發，在貴州遵義經歷革命的轉折點，然後在會寧會合，最後落腳於延安。在當地政府的宣傳中，會師精神與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和抗洪精神一脈相承，其實質和精髓是艱苦奮鬥、實事求是、團結一致、敢於勝利。最後，他們說，會寧辦教育的精神，就是長征會師精神的現實體現之一。
但那天，革命紀念館一個參觀者都沒有。它是一座嶄新的水泥建築，氣勢頗大。我們要求館員開啟燈光，四個巨大的人頭像突然出現在面前，分別是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沿著走廊觀看，是富麗堂皇的長征介紹和將軍戰士遺留下來的生活用品。在大廳，有幾十把空椅子圍成一個圓圈，最中間的那把椅子上貼著一張紙條：胡錦濤總書記曾坐於此。那是2007年年初，國家領導人來會寧視察時留下的痕跡。
在良友大酒店，我也曾看到這樣的痕跡。酒店走廊的牆壁上，貼著許多照片。我留意到有一張是崔永元和酒店人員的合影。崔永元是中央電視臺的著名主持人。去年1月，他發起了電視活動《我的長征》。26個選拔出來的人，沿著當年紅軍的路線，一直走到會寧。崔永元說：「在長征路上，所見所聞讓我們切實地感覺到，一場公益演出，一場公益晚會，對現在生活在革命老區的許多貧困百姓意義根本不大。」
「改變百姓命運的，仍然是教育。」鄭煥明說。他是會寧一中的校長。我們在教學樓的校長辦公室坐下來，那是晚上8點，教學樓的三四五層燈火通明。1981年，鄭煥明從定西師範學校畢業，回到會寧八里鄉中學當語文老師。此後20多年，他進修，再回來，最後成為這裡最好的高中校長。
他告訴我，自明清以來，會寧就有教育的傳統。這裡考出去過20個進士，115個舉人，396個貢生，5萬多名大學生。當地一直保留著儒家文化和讀書的傳統。「去沿海打工的人，社會地位很低，是苦力勞動者。」
我已經很久沒聽到如此輕商重文的言論。在北京或者上海，這足以變成笑談。但在會寧，這句話卻沒有一點不合時宜。鄭煥明說高考是功不可沒的東西，但他否認中學教育已經成為應試教育。「我們絕不單純是應試，因為老師還是在傳授知識，只不過更強調高考技能。」但對學生來說，討論這個已無意義。
那天晚上，我走出會寧一中的校門，反方向往山上走。那裡有許多的黃色平房。趙永康曾對我說，有許多學生在外面租房生活。我找到一家外觀不錯的人家敲門。一箇中年婦女答應讓我看看她出租的房間。
這是一間大約8個平方米的小房。一個學期300元。兩張石頭做的單人床沿牆擱著，一張給孩子，一張給母親。床間擱著一小圓桌，小檯燈下面放著一本物理書。農閒季節時，母親到這裡給孩子做飯，這樣生活成本更低。
春節快到了。母親已經回到鄉下，學生每天自己回到這間屋子。他可以看書到深夜。從小屋的窗戶望出去，會寧一中整個校貌一覽無遺。越過教學樓，我居然看到了實驗樓趙永康家的燈光。
我回到學校，藉著路燈再次讀起陳列在櫥窗裡的「學生文化專欄」。有好幾天，每次路過這裡，我都會停下來讀一首名叫《生活》的詩。作者不知道是誰，沒有標註名字。
「陰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條甬道/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手捫索著冷壁的粘潮在妖魔的臟腑內掙扎/頭頂不見一線的天光/這魂魄，在恐怖的壓迫下/除了消滅更有什麼願望。」
天很冷。我一個人離開了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