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兩千本的奇蹟
文/唐諾
ipad和kindle出現之後，書的最終命運是什麼？真的會消失嗎？一個寫作者、編輯、讀者，給出自己的答案。
[一]
如今我們活在一個不相信遠比相信容易的時代，臺灣這樣，香港我猜也是這樣，大陸好一點，但可能更快更暴烈會變成這樣。但麻煩的是，人還非得相信點什麼才行，什麼都不相信看起來很輕鬆很瀟灑，但其實最辛苦最疲憊，人會不想讀書、不想做事、不敢戀愛、不敢生小孩，甚至提前衰老，很難活下去。
我相信我們大家的生命基本經驗不會有太大不同，這輩子我們多少都碰到過好的人好的事，甚至擁有某一段極好的感情，我們在漫漫人生途中也會心生善念，想做件好事或想做個更好更有意思的人，但善念往往睡一覺就消失了，好人會變壞，愛情會變質，誠摯純潔的行動會一個一個被各種黯黑的力量滲透接收。因此，問題不在於沒有好東西，而是這些好東西總是太小太微弱太短暫，如春花如朝露，來不及相信，它就在現實太陽的強光下蒸發掉。也就是說，我們的不相信是經驗性的，它含著一次又一次被美好事物欺騙、愚弄、背叛的最不舒服經驗，由此構成了一整個世代人極大的失望、多疑和滿心荒蕪。
這怎麼才好？我喜歡的英國小說家格雷厄姆·格林在《一個被燒燬的麻風病例》裡也問了這個問題，給我們答案的是書中那名在剛果治療麻風病人的柯林醫生，我自己很喜歡這個答案。柯林醫生說，可能是我們自己弄錯了，是我們去找「太大、太重要、太活躍」的東西了，善不是長這樣子。
是啊，誰說美好的東西非要很大不可？除了我們心中期盼以及某個神話故事，你究竟什麼時候真的看到過，美好的東西大得像無限、長得接近永恆而且一齣現就威風凜凜所向無敵呢？如果非這樣才算數，那大概真的沒有，而且我們差不多就把所有的善、所有美好的可能一次全殺光了。
人類的歷史經驗，乃至於更久遠的生物演化事實告訴我們，美好的、有意義的東西總是開始於毫不起眼的邊緣角落裡，開始於一個很微小、很安靜的改變。比方說愈來愈多古生物學者相信，人類的演化和文明的建立，真正關鍵的一點可能只是人類開始直立，就這樣而已。人站起來了，用兩隻腳支撐身體，解放了雙手（成為生物界最靈巧的手），微妙地調整了喉部的發聲結構（這是日後人類精緻語言的生物條件），最終才是大腦的複雜發展。
美好的東西通常是碎片，不大，不持久而且還不容易存活。對美好東西最明智的保證，我以為是英國的自由主義大師也是最博學的讀書人小彌爾頓，他指出，美好的東西，乃至真理，其實很容易被壓制被迫害被集體消滅，但它有一個最動人的特質，那就是它不會就此消失萬古如長夜。歷史經驗證實，它會一而再再而三被重新提出來，每隔一段時日，也許在不同的地方，由不同的人口中說出來，形態像一波波海浪，直到它恰恰好找到適合它生長的土壤。
朱天心寫過一篇小說叫《我記得》，對這樣一閃而逝、你我都看見過的好東西，某一個善念、某一張笑臉，她選擇相信，並且像一個證人指證歷史——是的，我看過，我記得。安伯託·艾柯則進一步告訴我們：我不僅相信，而且我撿拾，我儲存，我擁有，我還努力不懈地想把這些碎片編組起來，讓我們可以想象它巨大完整的模樣，把相信化為行為，化為每一天經常性的工作。
我自己一直是個讀者，也寫過幾本書，還幹了大半輩子的編輯。我也樂意在這裡作證，我看到書的世界的確長這樣子，每一本書都是一個碎片，這是書最有意思的地方。
看了這個碎片影像，然後我們就可以來解釋了，所謂兩千本的奇蹟究竟是什麼？
[二]
很多年前，當時臺灣《聯合報》讀書人版問我，為什麼會選擇出版這個並非太有出息的行業？我說出版有一點非常吸引我，我稱之為「兩千本的奇蹟」，我不曉得其他哪個行業有這樣的好事。
首先，兩千指的是什麼意思？在臺灣，也只限臺灣一地，如果你綜合成本和收入這兩端的所有數字，做一次不帶情感的精密演算，來找尋既不賺錢也不賠錢，所謂損益平衡的那個點，就可以得出兩千這個數字。也就是說，兩千冊，是一本書可否出版的最底線，是人的思維、創作能否獲准進入商業法則所統治世界的窄門、是光和暗分開的那一個點。
好，兩千知道了，奇蹟是什麼？奇蹟在於——比如說，我們隨便走進一家超市、一家大賣場、一家百貨公司，放眼周遭這些爭奇鬥豔如太平盛世的商品，然後假設，如果它們，每一面包、每一瓶可樂和鮮奶、一部電腦，一輛貴死人的豪華轎車，只能賣出去兩千個單位；或者更進一步，在最初的生產時，生產者已經知道了，整個世界僅僅只有兩千個人需要它會掏錢購買它，還剩幾種會留得下來？還剩幾種人們仍願意去研發、製造、運送，並好好展售在我們眼前？你很可能發現自己正站在一個空無一物一人、只有回聲的廢棄倉庫裡。
寫書的人知不知道自己寫的書只會賣兩千本呢？很多作家一定會告訴你，太知道了；編書的人知不知道只會賣兩千本呢？當然也知道，每一天市場都在告訴他這件事。書的最大奇蹟，不是某一本書，比方哈利波特能賣幾百萬本，哪種商品（比方球鞋）不是動輒賣這個量呢？而是就算整個世界只有兩千個人需要它，它居然還成立，還不斷被寫出來印出來，這才是書最獨一無二的地方。
好，不談可樂不比球鞋，我們再拿書和比較相近的電影做進一步比較——在臺灣，今天你拍一部電影（別想哪種有地球浩劫大場面或汽車好像不要錢撞來撞去的），成本很難低於四五千萬（臺幣，下同），而一本書的正常成本，不浪費也不寒酸只要三四十萬，兩者大約100比1；換算到購買者另一端來看，一部電影因此至少需要三十萬人次觀眾的熱情進場支援，書則只需要兩千名讀者。
四千萬臺幣不是一個可浪漫可冒險可想到什麼就做什麼的小數字，但30萬臺幣，必要時就連我這樣沒什麼經濟能耐的人都擠得出來，意思是相差100倍以上的自由度、可能性。從購買一端來看差別大，你要說服30萬人和只要說服兩千人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這像站在兩個完全不同的力學世界，從一開始就意味著不同的題材選擇、不同的內容構成、不同的講話方式、不同的道德考量、以及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企圖心和想象力。30萬人的公約數得非常簡單非常安全無害；兩千人則可以非常自由非常劇烈，你甚至可以說各種實話，可以冒犯社會。
更好的是，這個所謂兩千本奇蹟不是推論，而是事實如此——這個事實就是今天我們所看到書的整體樣貌，宛如繁花盛開的美麗樣子。一般商品通常只有個位數種類的品牌，但書卻同時有幾十萬種，我想不出任何一個領域，能這麼多樣又這麼精細、這麼廣闊又這麼深奧；人類的思維，包括每一種想法、每一個念頭、每一次夢境，不管它多細碎、多奇怪、多私密、多難懂、多不合時宜、多異想天開，甚至於多幽暗恐怖邪惡，每一種你都有找到有效實踐的可能，都有人當真，都有人想追問——不只是掏錢買下來而已。
我來自臺灣，這是個小島，大出版世界裡一個邊陲的、不起眼的小角落，但大家曉得臺灣每年有多少新書出來嗎？每年大概穩定有三萬五千種，三萬五千個碎片。我們這些做書的人都不免開起玩笑來，好像太多了，不是嗎？是不是應該稍稍節制一下自我管理一下——有一種闖禍的感覺。
對商業市場機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這樣的事有多困難而且多難得。今天，在我所置身的社會里，我們要說出某些話並不難，難的是這些話語如何不迅速散失於空氣中像從沒發生過一樣。
這取決兩面，一面是我們自己，我們所說的話究竟有沒有意義，言論自由只莊嚴保證你的資格和權利，但不附帶其結果；另一面則是嚴酷的外頭世界，這往往很荒謬而且還讓人很生氣。我們曉得，人類很多需求是確確實實存在的，甚至還是迫切的，致命的，比方說非洲幾乎從未真正消失過的飢餓問題，比方說非洲某種肆虐的傳染疾病問題，但這些需求不一定能被滿足，如果它沒辦法到達一定的購買力，形成所謂的「有效需求」的話。因此，我們看到的是，很多已生產出來的農產品必須銷燬，好穩定市場價格，而那些跨國大藥廠更有興趣的、樂意投注更多資源研發生產的，可能是生髮劑、壯陽藥或抗憂鬱症藥物。不是這樣子嗎？也就是說，人的話語、主張、論述和創造成果，基本上仍得完成某種「形式」或說「格式」，而且有著相當購買力的數量，才能通過或偷渡過市場大神看守的旋轉門，才是有效的，才能被這個社會所登入，所記憶和存留。
所以兩千個單位，從商品的有效規格來看幾乎是不可思議的；而且更好的是，兩千本的書可以成立，便意味著有一部分其實不到兩千本的書也夾帶著出版了。當然，這些書可能存活於市場的時間更短，也讓他們的書寫者和編輯者感覺自己更像個失敗者，但終究比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要強多了。在整個社會遺忘掉它們之後，也許仍有那麼幾個讀者記得，甚至從中得到重要的啟示；也像小彌爾頓告訴我們的，如果它自己夠好，而且哪天夠幸運的話，它仍有再一次的機會，或至少給了它的書寫者下一次的機會。
書籍的發明當然遠遠早於商業社會的出現，它的第一次奇蹟是書自己能力的奇蹟，或者應該說實現了、擴大了文字發明的奇蹟。人類曾經有過的所有語言系統，只有其中小小的5%發明出文字來，這一步促生了書籍，成功地抗拒了時間和人短暫的生老病死，從此人類的經歷、情感、記憶、發現和發明不會一代而亡，讓歷史悄悄進入一個全新的翻天覆地時代；兩千本則是書籍在當代的又一次小小奇蹟，這次它克服的是粗暴的商業市場法則，以最小的損害，換取最大可能的自由，讓書古老的、最大的奇蹟仍可以繼續發揮作用。
[三]
這些年來我逐漸發現，兩千本的書不僅僅只是一個動人的奇蹟而已，它更可能是書籍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基本形式，它解釋了更多有關書的事，也更觸及到書的本質。有大陸的編輯朋友稱之為「基本款」，當然，兩地市場尺寸不同，在大陸不是兩千本，而是八千到一萬，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的奇蹟公式，但意義是一致的。
談到基本形式，有個盲點可能得先解決。我們說，地球上基本的生命形式是什麼？已故的古生物學者顧爾德是我很喜歡很佩服的人，他的每一本書我都讀，顧爾德同時也是頂尖的統計學者，他通過統計繪製出來的鐘形曲線右邊最尾端的小點上，是生命演化的一個意外，美麗（或災難）的意外。真正在鐘形曲線中央、數量最龐大的，其實是單細胞生物。
而且不只是數量大而已，如果我們人類不太自我陶醉的話，其實也很容易察覺的，真正讓地球日復一日維持整個生命系統不墜的，當然也是單細胞生物；還有，我們今天所推論所想象的各種末日浩劫，最有可能安然度過的也是單細胞生物，這在幾十億年的地球歷史中有很多次這樣的經驗。所以顧爾德以為，如果要有所謂的生命基本形式，那必定是單細胞生物。
如果我們依銷售量把書籍也繪出一張鐘形曲線圖，一樣會看得出來，曲線最中央、量最大，構成書籍世界每一天主體工作的，也正是這些賣兩千本的書。
這個簡單的事實非常有意思，它再清楚不過地透露一個訊息——書不是純粹的商品，它只是不得已必須應付商品的規格要求。商品竭盡所能追求最大的量，它的工作依據這個絕對目標組織起來；但書不是如此，它有自身更復雜以及更深刻的關懷和心事，它的工作方式因此更凌亂也必須更靈活，並且保有一部分古老知識工作者的思維方式和古老手工匠人的技藝。
我自己曾是個編輯，20歲不到就開始編輯工作，我可以老老實實告訴大家，一個正常合格的編輯不會只用銷售數字來想事情決定事情，他甚至有點避免去想，非不得已最後才去想。我知道很多編輯不隨便到弱肉強食的書店現場，你可以說這是逃避，但有一位編輯朋友說，不看書店是為了保持鬥志、培養繼續出書的勇氣。絕大部分時間，編輯想的、在意的是書的實質內容，以及書的意義和價值，是我手上這本書實際探出了什麼做到了什麼等等。當他最終必須考慮銷售數字，也不是一個利落的判決，而是不甘心不死心尋求可能性，看看還有沒有其他途徑，有機會偷渡、有機會騙過市場，這是一個好編輯最終極的技藝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