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知遠
一樣是被中斷的漫長文明，一樣是從革命到幻滅的現代社會。金字塔、斯芬克斯像、法老墳墓，埃及有過如此輝煌的古文明，現在卻陷入了衰退。
[一]
倘若你在一個晴朗、無風、冬日的星期五到來，開羅是一座迷人的城市。空氣裡沒有從沙漠捲來的沙土，馬路上駭人聽聞的車流消失了，沒有此起彼伏的鳴笛聲、引擎聲，你可以輕鬆地從一個地點趕往另一個地點，或是僅僅坐在路旁破舊、無門的咖啡館裡發呆，看著稀疏的人群從眼前緩緩走過。
人們都進了清真寺。阿拉伯世界的星期五，是基督教世界的星期天，要獻給真主與祈禱。
在開羅已經五天了，我習慣了清真寺的高音喇叭傳出的頌經聲，像是哀婉的音樂。幾天後我才知道，這樂曲式的聲音有特定的意思。「真主安拉，我只信一個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讓我們祈禱吧。」盧克索的一個青年即興翻譯給我聽。
日出、正午、下午三點、日落、夜晚，一天五次，全城瞬間變成了一座無邊無際的清真寺，所有的建築、車流、行人、動物、小攤上的水果，都籠罩在哀傷的祈禱聲中。
我坐在穆罕默德街旁一家小咖啡店裡，塑膠矮桌上是一杯土耳其咖啡，赫色粉末漂浮在熱水裡，拒絕溶化，像是冒著熱氣的泥湯。白色瓷磚的牆面已汙點斑斑，牆壁的木板上排列著一列水煙，紅綠交織的煙管如蛇一樣纏繞，一個可口可樂的冰櫃上方，電視正播放著祈禱場面，人們都拖了鞋跪在地上，朝著麥加的方向。
這樣的咖啡館遍佈開羅街頭，總是熱氣騰騰。它比清真寺的星月塔尖更代表開羅精神。1789年，拿破崙的屬下清點過這裡的咖啡館，1350家，27萬人口的開羅，每兩百人一家。它是開羅人休息、發呆、歡笑、閒言碎語、談論信仰與國家、忘記個人孤獨的地方。而如今，兩千萬人住在這個城市，咖啡館的數量已難以清點。
迷人的馬哈福茲說，每當他坐在咖啡館裡，抽上一口水煙，靈感就四處湧來。他曾經喜歡去的費沙維咖啡就在著名的胡塞因市場，開羅的伊斯蘭老城。儘管手持黃藍相間封面的《孤獨星球》的遊客們已經塞滿了這小小的咖啡館，但你仍舊可以感受到它的動人之處。彷彿整個世界的貨物、語言、味道與人種、還有歷史中的每一個時代，都環繞在你周圍。色彩分明的香料店，像是蒙德利安的畫作，卻比它有更濃烈的味道。我們經常忘記了，這些灰色的胡椒粉、紅色的辣椒粉、還有更多未知的粉末，曾經驅動著世界的運轉。
在超過30年的時間裡，馬哈福茲每天在這個市場裡穿梭，觀察小販們的討價還價，坐在費沙維裡抽水煙——他喜歡什麼味道的？蘋果、橙子、還是草莓？白天他是埃及政府一名公務員，但夜晚他卻是這個城市、或許是整個阿拉伯語世界最偉大的作家。他嘗試用巴爾扎克、狄更斯的方式，來描述他的開羅。
每一個開羅人似乎都知道馬哈福茲。我記得在市中心一家肚皮舞的酒吧裡，一位老紳士看到我手中的書，對我豎起拇指：「啊，馬哈福茲，我喜歡他。」他先是記錄這座城市的神話，然後成為了神話本身。不過在馬哈福茲的筆下，現代開羅的神話，不是一千零一夜，而是充斥著革命、壓迫、動盪、希望、抗爭與失落的故事。一些人相信，是他開創了阿拉伯語的現代寫作。
從咖啡店出來，走上十分種，就是塔拉特·哈布廣場。塔拉特·哈布的黑色銅像矗立在路中央的環島上。他是經濟學家、工業家，創辦了埃及第一家銀行，第一家航空公司，涉及的領域從紡織、船業、出版到電影、保險。他是埃及經濟獨立的象徵之一。
直到1941年去世時，塔拉特·哈布也未看到一個真正擺脫歐洲影響的埃及的出現。但他的一生卻是埃及最好的時光。在他出生兩年後的1869年，蘇伊士運河通行，在一個日益成熟的全球經濟中，埃及是核心樞紐。伴隨著蘇運河的開鑿與開通，對開羅的改造開始。新城市的面貌與埃及總督伊斯梅爾1867年的巴黎之行密不可分。他參加巴黎世界博覽會，是拿破崙三世的座上賓。埃及館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法老的神廟、東方集市還有貝都因人帳篷——典型的歐洲想象中的埃及。但伊斯梅爾著迷的是巴黎城——寬闊的大道、花園、百貨大樓、拱廊……伊斯梅爾僱傭了大批歐洲的工程人員，在開羅西側的空地，建了一座足以巴黎匹敵的新城。
雄心與虛榮，催生了蘇伊士運河與新開羅的誕生，但也將埃及拖入了財政上的破產。歐洲人接管了運河，而英國派來的總督在國王背後行使真正的權力。
我要尋找的是塔拉特·哈布34號，亞可比安大廈。我期待它能為我理解埃及提供一把鑰匙。
攝影/木格
[二]
我很難相信，我會真的對金字塔、斯芬克斯像、法老墳墓產生興趣。粉紅色的埃及博物館就在尼羅河畔。第一層擺滿了大理石的雕像、棺材、木乃伊、黃金面具、法老征戰的馬車。來自全世界的遊客擁擠在這裡，年輕的導遊們用英語、法語、日語還有中文，熱情洋溢地講述著古老文明。但它們不讓我興奮。或許這與我在中國的經驗有關，從幼年時我們就牢記中國燦爛的五千年文明，但這口號，四大發明、長城、敦煌，都在單調的重複中，失去了魅力。倘若你把這些口號與現實的中國作比，一種致命的荒誕和嘲諷感油然而生。我們是禮儀之邦嗎？我們是文明古國嗎？
每個人都有熟悉一個陌生城市的方法。有的人依靠地圖，有的人要攀上最高階，有的人要坐遍主要線路的公共汽車，有的人要長久的散步。而書店總是我理解一個城市的支點。或許是我的頭腦太過懶惰、內心太脆弱，面對撲面而來、熱氣騰騰的新經驗茫然無措，或是我總是「生活在別處」，要麼執迷於過去、要麼盲目地暢想未來。印刷在紙面上的痕跡，提供了穩定的秩序、經過檢驗的世界觀，還有所謂「縱深的經驗」——一個旅行者淺薄的新鮮感，怎能與咖啡館中吞雲吐霧的本地作家的感受相比？
這家美國大學書店，是我見過的第一家出入需要安檢、登記護照的書店。對我而言，它就像都市的小綠洲。在滿是阿拉伯語、處處破敗的開羅，它明亮、整潔、是一個我能讀得懂，又經過整理分類的世界。這裡有福樓拜和薩義德描寫的埃及，有幾代本土作家的開羅，幾千年的歷史、重重疊疊的文化、革命與日常生活，都被精心排列，只等你隨時探取。我買了《亞可比安大廈》。之後幾天，我在這本小說和現實的開羅之間穿梭。
夜晚的尼羅河緩慢流動，到處都是人、車流，人們浸泡在汙濁的空氣裡。除去在美國大學書店，我再沒有看到過一塊乾淨的玻璃，一張整潔的牆面。即使夜色已至，你仍能感覺到那種強烈的灰濛濛的質地。似乎一切都已年久失修，一切都衰退。我從沒見過如此破敗的政府大樓，很多玻璃窗顯然破碎已久。20世紀70年代的菲亞特堵塞在馬路上，油漆斑駁、車門破損，司機們亢奮、焦灼地按著喇叭。不管是白天還是夜晚，穿過開羅的馬路都是一樁輕微的冒險。
「哪裡是市中心？」我問路上的行人。沒有想象中堪作路標的購物中心、寫字樓，市中心只有一家接一家的店鋪，賣著相同的商品。像極了中國的二、三級城市，與其說是商店，不如說是批發市場。三米高的玻璃櫥窗裡，擺上幾十個塑膠模特，裡三層、外三層、摩肩接踵的排列著，彷彿她們在不斷的自我克隆。慘白的燈光，衝到街頭的音樂，海量而雷同的產品，或許是匱乏已經從外在轉到了內心，人們對打折的貨物有著永不消退的胃口。
一個失敗的現代都市，這是我對開羅的第一印象。
我開始閱讀《亞可比安大廈》。在序言中，阿斯旺尼回憶了他的出版經歷。1995年，當阿斯旺尼試圖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說集時，由於私人出版業非常弱小，他找到了埃及書籍出版總社（generalegyptianbookorganization），這個部門掌管了公共出版業。出版總社決定了一本書是否能夠出版，但它的評審委員不是專業的作家、編輯，而是從不同部門臨時抽調來的職員，可能是司法人員，也可能是會計，他們參加評審，僅僅是為了獲取額外收入，儘管這收入少得可憐。阿斯旺尼對自己的小說很有信心，卻沒有獲得出版，因為他沒能說服他們，小說主人公嘲笑民族英雄穆斯塔法·凱末爾的話，不是作者的本意——虛構的人物和作者之間，是有差異的。《亞可比安大廈》是阿斯旺尼最後的努力，他已準備移居紐西蘭，而這本小說是對埃及的告別。他是一位在美國受訓的牙醫，回到埃及，僅僅是為了他的業餘愛好——寫作。這條道路似乎已經封死。
最後的努力帶來了奇蹟般的成功。2002年，這本書在一傢俬營出版社出版後，成為埃及也是阿拉伯語世界最暢銷的小說。2006年，這部小說改編成的電影上映。
1937年，亞美尼亞商人亞可比安建造了這座十層高的公寓樓。房客中有政府高官、百萬富翁、歐洲製造商，埃及的大地主……他們是當時埃及政治與經濟秩序的受益者，0.5%的人，掌握了70%的財富。這也是一個自由實驗的埃及，有議會，有不同的政治力量，有新聞自由，教育水準則在阿拉伯世界遙遙領先，它也有觀念開放的世俗化社會，不同的種族、語言、文化，彼此交融。
公寓樓的命運是埃及歷史的縮影。革命不僅給很多埃及人帶來了渴望的尊嚴，也帶來了一個更嚴密的社會控制和排外的浪潮——歐洲人、猶太人與富有的埃及人被迫離去，他們被視作舊政權的合謀者。新政權的特權者成為新租客，他們大多來自社會底層，驟然獲得的特權沒改變他們的生活習慣。公寓變得擁擠，房間裡養雞養鴨，再沒人願意維護公寓。1970年代，昔日的市中心衰落了，新貴們搬往了新區。公寓被不斷地轉租、不斷破敗。
阿斯旺尼講述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衰敗之中。一名要進入政界的製衣商人、為了生活要出賣身體的美麗少女，要成為警察、卻被現實逼迫成為一名宗教極端分子的學生，頑固地想保持昔日優雅的沒落貴族……小說中的每一個房客，都恰似時代的縮影。大廈衰敗的背後，是整個社會的潰敗。這是一個權力主導一切的社會，道德已經崩潰，腐敗無處不在，美好的價值難以生長。不僅埃及衰落了，埃及人也墮落了。這部小說觸動了整個埃及的神經——是不是1952年的革命，徹底錯誤了？
一間婚紗店、一個牙醫診所、一家青年旅館，下午的亞克比安大廈毫無生氣，連小說裡那種令人擁擠的喧鬧都沒了，只剩下遺忘。我坐在寬闊的前廳的高高的臺階上，看著掉色的淺綠牆壁，深棕色的信箱，還有門內側頂上的霓紅燈管，正是花體的yacoubian（亞克比安）。你可以想象，1937年它初次閃亮時，建造者和房客們的欣喜若狂。
不知有多少人對老上海產生過類似的感受。開羅是「尼羅河畔的巴黎」，而上海則稱自己是「遠東的巴黎」。很多中國人在法租界躲避過戰亂，中國最有才華的作家在這裡寫作、辦報，批評當權者，這裡有咖啡館、電影院、百老匯歌舞、賽馬、賭場、黑社會……它到處是西方的優越感，但也有一種前所未有的自由、新奇與優雅。
漫步在老市區，你會發現成片的歐式建築，它們很多都比亞可比安大廈更雄偉與典雅。耐心觀察這些建築，你會發現它們像是從巴黎移植而來，你可以想象它們初建時的典雅，而如今被風沙、歲月敗落，吞噬在小商鋪的嘈雜中。
它不由得讓人想起《亞可比安大廈》電影中結尾的一幕，沒落貴族扎基在夜晚的塔拉特·哈布街頭絕望地喊道：「時尚先於巴黎出現在這裡，街道一塵不染，人們每天都清洗，商店很時髦，人們有禮貌……這些建築比歐洲還好，現在甚至隨便在樓道里倒垃圾，我們生活在埃及的衰落時代。」
[三]
我還是去了埃及的南方，盡一個旅行者的義務。在阿斯旺，我看到和開羅截然不同的尼羅河，河水湛藍如海洋，我住在河中央的elephantine島上，當年這裡是非洲象牙的交易地。每天推開窗，正好看到河面上的白帆船。cataract老酒店在對岸，阿嘉莎·克莉絲蒂就是在那裡寫出了《尼羅河上的慘案》。
當地的努比安人膚色黝黑。埃及的顏色到這裡變深了。我們乘車繼續向南三個小時，是阿布辛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