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813年被義大利冒險家發現以來，阿布辛貝神廟驚奇了每一代旅行者。我讀不懂那些象形文字，古埃及的美在之前的其他神廟都已呈現，剩下的就是規模了，雕像越高大、石柱越粗壯，我就只能越強迫自己驚歎。
從阿斯旺到阿布辛貝，再到盧克索，最後一站是古埃及文明的頂峰，一座純粹的遊客城市。國王谷睡在尼羅河東岸，而兩座巨大的神廟在西岸。它的市容的確與眾不同，更乾淨、整潔，馬路中央甚至種了樹，上面有聖誕節的塑膠燈。據說雄心勃勃的州長，在過去三年裡以埃及官僚系統罕見的高效重整了市容，他宣稱要把盧克索變成一座露天的博物館。
成為博物館的滋味到底是什麼？我想起在《金融時報》讀到的一篇評論《未來的博物院？——歐洲此刻的選擇》。作者菲利普·斯蒂芬森的憂慮恰似此刻的歐洲情緒——在一個亞洲和其他地區迅速崛起的年代，歐洲是否越來越變成了無關痛癢的力量？配合文章的漫畫裡，在玻璃罩下是一個懸掛歐盟旗的歐洲城堡，而兩名中國人與一名印度人正圍著它好奇地打量。成為博物館，意味著宣告死亡。
而盧克索，或許整個埃及，都在期望通過博物館獲得重生。歷史與現實達成了奇妙的結合。法老們崇拜死亡，他們一生唯有兩件事：征戰、修建自己墳墓。而7000年後，這些對死亡的崇拜，變成了此刻埃及的主要依靠。
卡納克神廟超出預料的宏偉，即使人頭攢動的中午時分，都不足以分散它少許的震懾力。兩三個身著藍色長袍、包著白頭巾的老人偶爾經過巨大石柱和廢墟，像是遺蹟的暫時的託管者。阿拉伯人在八百年前佔領了埃及，歐洲人在兩百年前到來，但所有人都只是暫時的保管者。
1849年的最後一天，28歲的南丁格爾也曾到此。比起對建築本身，她更驚異的是神廟下的生活：「孩子們的眼睛沾滿了東西，蒼蠅落在上面，母親不去驅趕它，說這‘對他有好處’，紋身的男人坐在地上，駱駝舔著腳掌……」
「盧克索人，」一位開羅的朋友說，「是最糟的埃及人。」而英國記者布萊德利更刻薄，他說盧克索是埃及喪失了尊嚴的標誌，而這種喪失與政治直接相關。「如果說納塞爾給埃及人的禮物是驕傲，」他在《埃及內幕》中寫道，「穆巴拉克則創造了一種文化氛圍——無恥的機會主義和缺乏尊嚴是唯一被獎賞的品質。」布萊德利給出的極端例證是盧克索盛行的本地青年與西方中、老年婦女的露水婚姻。
廉價的好奇心，戰勝了宏偉的神廟。在街頭和酒吧，我四處尋找年齡不相宜的一對。在綠洲咖啡店，一個善談的英國婦女主動講起了他的埃及丈夫。她看起來在45歲上下，有著英國人少見的爽朗，大該是盧克索終年的日照讓她早已忘記了倫敦的陰霾天氣。她仍不會說阿拉伯語，用英文說起埃及可怕的結婚手續，丈夫比她年輕，他們開一家餐廳，叫「尼羅河的珠寶」。
「她的婚姻算得上成功。」英國女人離去後，大衛說。他是咖啡店的老闆，一個毛髮很重、肚子很鼓的美國人，自從1969年到德黑蘭學習阿拉伯語之後，再也沒離開過中東。他的咖啡店已開了將近十年，他熟悉這個城市的每個人，每個人也都熟悉他。對於這些速配的婚姻，他語帶嘲諷地說：「這是盧克索最大的產業了。」
咖啡店裡有過期的《外交事務》《紐約客》，是本地的西方人與旅行者的聚會地。他說起這些年在埃及的經歷，他從未讀過《埃及內幕》與《亞可比安大廈》，卻一口咬定他們的悲觀論調，既無知又荒誕。「你可以說穆巴拉克有問題，但是倘若自由選舉，他還是會當選，」他的語氣既嘲諷有肯定，「他們找不到更合適的人選了。」他暗含的意思是，阻礙埃及的不是領導人與政治制度，而是更深層的東西——埃及人的文化、社會心理。我似乎聽到他在說「他們就該當目前的樣子」。
一些時候，你的確覺得「他們該當如此」。在盧克索的大街上，我和馬車伕吵起來。「我的朋友，你說給我多少就給多少。」一路上我不斷碰到這樣的小販、導遊、計程車司機、趕馬車的人。倘若你給予的並沒有達到他們的期望，最初的慷慨就會變成喋喋不休的討要。一切都是模糊的，所以每次正常的服務，都變成了討價還價。他們知道旅行者的耐心有限，所以總是能夠得到他們期望的價格——經常要比本地人高上十倍。這兩個身穿藍色長袍的馬車伕，剛才還遞給我捲菸，和我說起英國女人如何如何，現在突然提出多要五十塊錢，因為「馬累了，需要小費」。不知為什麼，我突然變得憤怒與煩躁，一個旅行者的種種新奇感和耐心都無影無蹤了，我開始大聲斥責，威脅著下車，一分錢也不給他們。他們又突然安靜下來，剛才的執著與生硬都消失了，滿臉堆笑與故作的詫異：「我的朋友，你為什麼生氣？我們是朋友，你還要煙土嗎？」
我想起了奈保爾對於非洲人與印度人的刻薄描述——他們擺脫了殖民者，卻沒有獲得真正的獨立，他們仍有著被殖民化的頭腦，缺乏獨立與自尊。我不得不承認，很多時候，他是對的。但是，我也理解他們的感受。你知道中國人是如何對待外國的旅行者的。倘若你長期生活在一個匱乏的社會，見慣了弱肉強食，金錢就會摧毀掉一個人最後的純真。
但也有一些時候，你可以看到一個人如何在壓力與誘惑下，頑強地保持尊嚴。在開羅的維多利亞旅館，我碰到餐廳值班的服務員，他眼窩深陷，有一張安靜、愁苦、又極富自尊的面孔。正是夜半，所有人都睡去了，他用手機放著阿拉伯語老歌，一邊給我準備三明治，一邊藉助一本阿拉伯與英語的字典，談起他的個人故事。白天，他是小學教師，從早晨九點到下午五點，在學校教課。到了晚上九點，他在這裡照管餐廳，一直到凌晨七點，房客們開始吃早餐為止。「那你什麼時候睡覺？」我問。「下午五點到九點之間，吃一點就睡，然後就是休息日，學校週五休息，餐廳是週日，這兩天我就一直睡。」他有三個男孩子需要供養，這樣的生活，他已經過了二十年。他的例證不算新奇，很多埃及人需要兩份以上的工作，才能維持基本的生活。
臨行前，一個在開羅工作的小夥子對我們說，「這是他們所依賴的一切，你還能指望他們怎麼樣？」
[四]
在埃米爾電影院，我看到了《阿凡達》。影院破舊、觀眾稀疏，看不到一個女人。亞歷山大城的繁華與喧鬧都集中在saintstenfano新區，那裡有購物中心、四季酒店和星巴克，穿著牛仔褲的姑娘和小夥子們，徹夜遊蕩。我所住的老市區，榮耀不再，只有亞歷山大圖書館是嶄新的。但倘若有耐心，你會發現它們曾是多麼典雅，它們是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的遺蹟，是一個一心要變成另一個歐洲城市的亞歷山大的見證。老城堆積著層層的記憶，從23歲征服世界的馬其頓的年輕君主，妖冶的克利奧巴特再到奧托曼帝國和拿坡侖的艦隊，它訴說著埃及人獨特的身份——埃及不僅是尼羅河文明、伊斯蘭文明，也是地中海文明。
在20世紀後半葉，這裡發生的最重要的故事，是一次演講。1956年7月26日，年輕的總統納塞爾在交易廣場發表了震驚世界的演講——僅僅三年的革命政府要收回蘇伊士運河。自從1882年以來，它一直處於英國人的管理之下，是埃及獲得真正獨立的陰影。宣言有著錯綜複雜的背景，與納塞爾的性格緊密相關，也是新政權的權力本質的展現。不過，對於埃及人與整個阿拉伯世界來說，沒人想去探究這前因後果，它是一次徹頭徹尾的狂歡——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所遭遇的西方的屈辱，被一掃而空。在接下來的十年中，納塞爾是全體阿拉伯人的領袖，他倡導「泛阿拉伯主義」、「阿拉伯社會主義」，他象徵著中東重獲的「尊嚴」，也是一個帝國退卻、殖民地獲得獨立的年代最重要的聲音。
《阿凡達》就像是詹姆斯·卡梅隆其他電影一樣，是精良的特技和煽情風格的結合，黑白分明的簡化世界觀貫穿其中——殘酷的壓迫與正義的抗爭，它還如此不可救藥的追隨時髦情緒——人人都在談論全球變暖，我們就來崇拜自然吧。身在埃米爾影院（埃米爾是伊斯蘭長老的意思），你很輕易產生這樣的聯想——西方人（一開始人英、法，如今是美國）帶著他們的資本主義邏輯與現代科技而來，破壞了原本自主的伊斯蘭世界。喚醒生命與力量的巫師，是納塞爾，也可能是本·拉登（當「9·11」事件發生後，中東很多地區是多麼的欣喜若狂）。
簡化的世界觀有著無窮的魅力，它以不同的面目出現。它是共產主義，是反殖民運動，有時則以自然主義的面貌出現。總存在著明確的敵人和解決方案，只要推翻它，就可以獲得拯救。但歷史並非如此，審判了資本家、趕走了帝國主義、或是流放了封建的君主之後，一個新世界常常並未到來，在很多時刻，它甚至變得更糟了。如今的埃及，正沉浸在對法魯克國王的懷舊之中，而對1952年的革命則心生憎惡。至於納塞爾贏得的尊嚴，在1967年與以色列的戰爭之後，再度轉化成羞辱。那個曾被美化的泛阿拉伯主義，從未達成真正的聯盟，不同的阿拉伯國家也從未有過真正的和睦。但處在激動情緒中的人們，沒興趣理會這些東西。
一個專制、傲慢的政權令人憎恨，但這不意味著所有憤怒的大眾與反抗情緒，就可以被浪漫化為正義和希望。20世紀的世界與中國，充滿了這樣的例證，它們都以簡單化的希望為開端，以更深刻的幻滅為結果。一個喪失了細微的感受力與判斷力的社會，經常是這種希望與幻滅交替作用的溫床。
[五]
最終，我見到了阿斯旺尼。約定的時間是晚上九點，他的診所。夜晚的街上靜無一人，路燈昏暗，阿斯旺尼牙醫診所的白色廣告燈箱難以被錯過，「dr.allaelasswany」，名字和他的職業赫然其上，標明在第四層。
阿斯旺尼從診所的裡間走出來，身形高大、寬闊。「左拉是醫生，契訶夫也是醫生。」他絲毫不覺得自己的雙重生活有什麼特別。很少有埃及作家能夠依靠自己的寫作維持生活，馬哈福茲一直是一名公務員，直到1988年獲得諾貝爾獎之前，寫作給他帶來的收入少得可憐。
《亞克比安大廈》出版之後，儘管前所未有的暢銷，但兩年內僅僅給阿斯旺尼帶來九千元的收入。直到外語版本出現後，這一狀況才得到緩解。幾個月前，它在全球賣出了100萬冊。他仍願意繼續行醫，他擔心成功會限制他的生活。還有什麼比和形形色色的病人談論病症，交流感受，更能保持著一個作家與現實生活、與社會的敏感呢？
埃及也是他的病人。「貧困、腐敗、教育、甚至恐怖主義，這些埃及面臨的問題，都只是病症，」他說，「它們都來自共同的病因——政治獨裁。而民主是最好的解藥。」
和小說中瀰漫的絕望相比，他在現實中的樂觀令人意外。
他說，儘管沒有成熟的反對黨，但是他聽到了越來越多的反對聲音，希望就在其中。他和他的朋友們正熱烈地期待巴拉迪的歸來。去年11月離任的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巴拉迪，或許是最有國際影響力的埃及人。他可能會競選2011年總統的訊息，是對埃及政治秩序令人振奮的衝擊。現任總統穆巴拉克已經在任29年之久，所有埃及人都知道，他很有可能把權力移交給兒子賈馬爾。
通過他每週一次的專欄與沙龍，阿斯旺尼是一個熱忱的公共生活的倡導者。但他不準備加入任何黨派。「小說家本身就是政治力量。」這句話適用於所有政治高壓下的社會。他說，小說要激怒人，迫使人們深入思考他們的生活。這或許解釋了他的小說中為何充斥了性描述——在一個蒙面婦女日漸增多、腐敗無處不在的社會，性仍是個禁忌的話題。
你甚至可以說，他的小說，政治與社會效果超越了文學性。不管是《亞克比安大廈》還是《芝加哥》，它們都像是情節緊湊的肥皂劇。情節扣人心絃、結果卻在預料之中，人物太過型別化，不管是商店的營業員，投身極端主義的青年，還是芝加哥大學的教授，他們似乎都只是自身背景與現實力量的產物和俘虜，他們無法逃離自己的出身、膚色、性別、階層，一切努力最終都只是迎來幻滅。它們是充滿快感的閱讀，卻很難說是傑出的文學作品。
西方世界給予他的廣泛承認，與其說是出於文學表達，不如說是出於政治姿態。阿斯旺尼自有其辯護方式。他說自己的小說是給普通人閱讀，而不是文學評論家。
我們的談話時斷時續，有時淹沒在突然傳來的機械噪音中，有時則被進出的人打斷，阿斯旺尼和他們用阿拉伯語談上幾句。其中一位老先生離去後，阿斯旺尼說，這是他的病人，也是開羅大學一位政治學家，著名的反對派——他們在診所談論牙齒和埃及的未來。
我們的話題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延展到穆巴拉克，阿斯旺尼給我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感受：他對埃及人獨特性的強調幾至沉醉。它有過如此輝煌的古文明，它曾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但現在卻陷入了停滯與衰退。
它是歐亞的連線點，有尼羅河，有蘇伊士，有細長棉，有石油與天然氣，還有8000萬勤奮的埃及人，「我們埃及真的不同，從亞歷山大到喬治·w·布什，沒人能忽略埃及的戰略位置。」
如今，阿斯旺尼最期待的變化來自巴拉迪。巴拉迪的歸來——似乎是另一個奧德塞歸來的故事，另一個現代童話嗎？「歷史上的任何變革都來自不可想象的夢想」，他說，「很可惜，你們要走了，看不到這個場景了」。
穆罕默德·巴拉迪，埃及人，1997年至2009年期間，任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由於在阻止核能在軍事領域內的使用以及在和平利用核能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巴拉迪獲得了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