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哈金；譯/董帥
文學史上擠滿了無法親身迴歸故土的巨匠，但他們最終憑藉作品回到故鄉人民的懷抱。
[一]
一開始，作家總是會和一個亞里士多德式的問題角力：為誰、作為誰、站在誰的立場上而寫作？這些問題的答案將會決定他的視角、創作主題，甚至是文風。這三個問題中，「作為誰而寫作」是最讓人困擾的，因為這將直接涉及作者的身份與傳統，這兩者也許不能被人自主選擇，卻是最容易被改變的。
我的答案卻相對簡單。在第一本詩集《寂靜之間》（ibetweensliences/i）的前言中，我曾寫道：「作為一個幸運的人，我願為那些不幸在生活的底層中受苦、隱忍並凋零的人，以及那些創造歷史又同時被歷史愚弄毀滅的人發聲。」我視自己為一名中國作家，代表苦難的中國大眾用英文寫作。其實對於我這樣的處境來說，這個身份是如此的複雜且不可行，而我絲毫沒有意識到。確實，過於誠摯是危險的，會讓人頭腦發熱。
總的來說，非發達國家來的作家喜歡用社會地位來定義自己，也許是對自己移民去物慾橫流的西方世界感到愧疚，也許是因為在本土接受的教育，都是集體要大於個人。事實上，「個人主義」在中國至今仍是貶義詞。我還是希望能回到中國，把美國視為旅居之地，寫作時自然而然就會想要為中國窮苦大眾講話，而並不知道這樣的想法毫無根據。任何時候，國家都可以批判作家，甚至指責他背叛人民。連人民也會質問他：「誰給你權利為我們說話了？」甚至挑釁道，「如果你沒有和我們一起受過苦，你就只是拿我們的苦難牟利。你身在國外，出賣了你的國家和人民。」
有些作家也許有留意到一個公理：就算荷馬沒有去過特洛伊，也能為希臘戰士唱讚歌。但那時，荷馬已是個偉大的詩人，而我們是誰？作為有抱負的作者，我們不禁會思考：光憑才華就足夠能成為群體代言人嗎？依照邏輯，才華就夠了。無論他人的經驗還是自己的故事，除非變成經典作品流傳，否則都不會有很長的影響力。但世界有它自己的執行軌跡，好像故意要嘲弄這所謂「才華」的脆弱。
擁有發言權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出國以前，先擁有了自己的本國聽眾。從這一點出發，儘管是在不同環境與不同的人說話，但他起碼有資本重新寫作。這是幸運的，但好事通常不長久。最好的例子是俄國小說家索爾仁尼琴和中國的林語堂，他們都遠離國土，視自己為祖國的發言人，他們的筆下滿是鄉愁，並努力在客居美國很多年後，和他們的人民見面。
索爾仁尼琴被剝奪蘇聯國籍。1973年12月，由於巴黎出版人出版了第一卷《古拉格群島》，在1974年2月他就被流放了。他並不是個懦弱的人，但還是被這次驅逐擊垮了——他無法想象自己住在國外為完全陌生的讀者寫作。他對一個西班牙訪問者說：「我從不想成為一個西方作家……我來到西方世界是完全違揹我的意願的。我只為我的故鄉寫作。」對一個瑞士記者，他悲哀地說：「我並不住在瑞士……我住在俄國。我所有的興趣，所有關心的事，都是俄國。」在歐洲住了兩年以後，索爾仁尼琴和他的家人在1976年的夏天來到美國，住在卡文迪許偏僻的郊外，一個位於佛蒙特州黑河谷的小村。據說他喜歡那裡寒冷的空氣和原始森林，這些都令他想起俄國。
一年夏天，我碰巧去佛蒙特州旅行，在回麻省的路上，我開車去了索爾仁尼琴在卡文迪許的家。令我驚訝的是，這由鋼籬笆圍起來的50英畝的房產，仍然住著他的家族成員。鐵門緊閉，有完備的監控系統，近處的樹上貼著標誌：「私家宅院，請勿進入」。去他家的路淹沒在濃密的森林中，並未完全鋪就。他的二層木屋在山上，遍歷曝曬風雨，周圍雜草叢生。一條湍急的小溪流過山下的深谷，有著很好的防禦作用——我們知道即使在卡文迪許，索爾仁尼琴也常常收到死亡威脅，鋼鐵柵欄裡面的一切都暗示著住在裡面的人並不想要永遠住在裡面，他們非常擔憂自己的生存，尤其是人身安全，並故意將自己與公眾和鄰居隔開。當時，卡文迪許雜貨店的中年女人給我指路，並親切地喚他「亞歷山大」。而我對他家的印象則符合他自己的描述：他時刻都在準備回到故鄉。
他和妻子還有三個孩子在這裡住了18年，直到他終於在1994年3月得以返回俄國——他重新獲得了俄國公民身份，判決取消，書籍終於得以在俄國出版。就是在這片土地上他曾每天工作12到14個小時，早8點到晚10點，一週7天地工作，寫出他的鉅著《紅色手推車》系列。儘管他聲稱，「我只為我的故鄉寫作」，但索爾仁尼琴這麼多年來並不能直接和俄國人民對話，只能通過翻譯接觸到西方讀者，但他依舊堅持用母語寫作。同時，他賦予自己一項任務，即揭露蘇聯的黑暗面，人性的湮滅，儲存那些被迫沉默的俄國人的記憶。這一點令他後來的作品更傾向於歷史寫作：我們可以看出，他在佛蒙特州寫的東西比流放以前的作品要少了很多的文學性。對比之下，他的早期小說，尤其是《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第一圈》《癌症樓》，都是成功的文學作品。一些人也許會認為現實主義的小說過時、沉悶並且數量過多，但起碼都能在時間流逝中留下點什麼。相比之下，他的後期作品並沒有一個清晰的文學邏輯，而全部由歷史串聯。
在1994年出發回到俄國之前，索爾仁尼琴去了他很少造訪的卡文迪許村，與那裡的200名村民道別。他感激地說：「流放總是艱難的，除了卡文迪許，佛蒙特州，我再也想不到更好的一個能夠讓我等待、等待、等待回到祖國的地方了。」很顯然，對他來說，他在美國的18年只是一個漫長的等待，期間，他用筆和蘇聯政權搏鬥。
不管怎樣，他清醒地知道新俄國與他離開的那個國家不同了——那個國家歷經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接受了西方民主的影響和資本主義的衝擊。儘管他的文學作品在國內很受歡迎，但他的迴歸仍然是謹慎且猶豫的。從葉利欽邀請他「身在俄國來為俄國讀者寫作」，到他正式從佛蒙特州啟程，花了兩年的時間。他感覺他是回國去赴死的，一旦回去就活不了多久。這樣說來，他的迴歸可以說是不可思議的英雄主義。文學史上幾乎沒有被禁的文學大家能重新回到自己國家立足的。他的迴歸是奧德賽式的。
[二]
奧德賽迴歸故土拿回王位，索爾仁尼琴回鄉後卻過得艱難。他的愛國主義融合東正教，就像一記啞炮。他的政治書籍——《坍塌的俄國》（1998），《總共200年》（2001）——都無甚反響。他被認為是一個過去式，一個並不瞭解俄國現實的人。他的電臺節目由於收聽率過低而被取消。索爾仁尼琴，在西方為被壓迫的蘇聯人民發聲，極具影響力，歸來後卻失去了話語權，無法在俄國社會中擔任重要角色。他就像一名退休的外交家，工作生涯都不在故土。但索爾仁尼琴就是索爾仁尼琴，正如天才就是天才。2006年1月，國家電視臺播出了一個改編自《第一圈》的十集連續劇，成為俄國收視率最高的節目之一。索爾仁尼琴，此時已經87歲，寫出了這部劇本。據說他在觀看這部劇時熱淚盈眶。
在索爾仁尼琴回到故鄉的二十年後，他才算真正回到了俄國，終於被他的人民重新接受——我們要牢牢記住，這次迴歸主要是通過文學。顯然，是當今俄國的政治形勢允許他的作品參與國家文化的重新塑造，但是，如果他沒有寫過重要的文學作品，索爾仁尼琴就贏不回俄國的心。除《第一圈》之外，也有很多其它蘇聯時期的文學著作被搬上了電視，例如《大師與瑪格麗特》《金牛犢》《日瓦戈醫生》等等。這證明，要想重新獲得俄國人民的喜愛，作家本身在不在俄國並不重要。甚至，索爾仁尼琴並不需要親自回來，他的文學作品也能找到途徑回到他的人民手中。
索爾仁尼琴英雄般的勝利迴歸，不會令我們忘記他流放時期經受的艱苦與折磨。1985年6月24日，在佛蒙特州拉特蘭郡的小法庭，法官和三排記者、攝影師都在等待索爾仁尼琴出現接受美國公民身份。他的妻子納塔莉亞和兒子也在那兒，所有人都在等待——但他沒有出現。納塔莉亞解釋說丈夫「身體不舒服」，但是他的一位朋友披露說，索爾仁尼琴身體很好。一個月前，這個家庭申請美國公民資格，入籍儀式就安排在6月24日。
那天，他的妻子獨自入了美國國籍，她告訴記者說，她已是美國公民，她的三個兒子會自然拿到美國身份。
很顯然，索爾仁尼琴在最後一刻改變了想法，沒有去參加儀式。那他一開始為什麼又要申請呢？熟知索爾仁尼琴的約瑟夫·皮爾斯，給出瞭如下解釋：
多年後，他那天消失的謎團終於被納塔莉亞揭開，在多年的流放裡，她的丈夫「從未想要成為美國公民，只因他無法想象自己成為任何一國公民，除了俄國。（不是蘇聯！）」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蘇聯陷於阿富汗戰爭，短期內進行變革的希望破滅，索爾仁尼琴確實有過一段短暫的彷徨，但最終他決定「維持無國籍狀態——直到俄國從極權統治中解放出來，這是他一直盼望的。」
這理由聽起來很有道理，但也不能解釋索爾仁尼琴差點就變成了美國人這個事實，並曾短暫地喪失他曾引以為傲的「作家的自信」。他一定厭惡過這漫長的等待，厭惡成為一名沒有國籍的難民，厭惡為一個根本就不關心他在說什麼的國家發聲。而作為一個父親，他必須為他的家庭找一條活路。
和很多人一樣，他被認為過「懷疑自我」，並在需要的情況下可以放棄自己的祖國。但對於他這樣一個作家來說，索爾仁尼琴無法承擔更改國籍所帶來的後果。如果變成美國人，他迴歸俄國的道路將會變得更加複雜和痛苦，因為他的反對者，甚至一些普通俄國人都會把他當作美國人來看待，質疑他的忠貞。當他不斷重申故土對他的重要性，故土是他的思想中心時，這些話聽起來會很不可信。幸運的是，他還算頭腦冷靜，拒絕了那場入籍的儀式。
這段索爾仁尼琴的插曲顯示出，就算作家仔細地維持與他的人民的關係，他的身份仍然容易改變——任何偶然的、甚至必要的舉動都會令關係破裂，迫使其做出改變。我寫這段未完成的入籍儀式，並不僅僅是想講趣聞軼事，我是想證明給你看，為人民發聲的身份，是多麼的不堪一擊。
[三]
事實上，我常常為索爾仁尼琴的勇敢、甘於寂寞而感動。「我的生命只有一件事——工作。」他曾這樣說。而據為他寫傳記的托馬斯說，卡文迪許那時候連一個醫生都沒有，患有坐骨神經痛的索爾仁尼琴，不得不站著寫作。讓他如此堅強的，我想，不僅是他對工作的熱忱，也是由於基督教信仰令他相信死後有來生，令其在今生無所畏懼。在回到俄國以前，索爾仁尼琴被問到他是否害怕死亡，他很開心地回答：「當然不！死亡只是一個平靜的過渡期罷了。作為一個基督徒，我相信人死後還有生命，死亡不是人生的結束。靈魂可以延續。死亡只是一個舞臺，或說是一種解放。我一點也不怕它。」他還曾說，「人類生存的目的不是快樂，而是靈魂的歷練。」這也許是其強大精神力量的來源，令他在流放中完成寫作。
他的話讓我想起自己2001年與一群中國詩人的聚會，在威斯康星大學河瀑分校。他們中的一個曾是我校友。他非常喜歡美國的中西部小鎮，因為那些景色令他想起中國的東北，我們的家鄉。我問他：「如果可能，你會願意一個人住在這個小鎮，專心寫詩嗎？」他回答：「我起碼需要一個朋友吧。」這是典型的中國式回答。中國思維並不會仰賴什麼精神上的支撐。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鮮有流放在美國的中國作家能夠孤獨地生活，而大部分都成了城市居民。中國人的合群性只是表面的特徵，深層來看則是對信仰的缺乏，使得生命呈現出一種完全不同的形態。
林語堂曾在《吾國與吾民》中討論過中國式的理想生活。他認為中國式理想生活的精髓是活在當下。由於不相信來生，中國人總是非常珍惜現世的生活，要讓自己生活得最好。結果就是，多數中國人都怕死，怕孤獨。他們的理想生活是「非常簡單的」，「關注現世的快樂。」影響了華夏文明的孔子，曾這樣回答一個關於死亡的問題，「未知生，何知死？」這是典型的關注現世。中國人害怕錯過這一世的享樂，覺得好死不如賴活著——這是餘華小說《活著》的中心主題。
不像索爾仁尼琴這樣幸運，林語堂沒有回到他的祖國。儘管他在美國住了快60年，但也同樣拒絕成為美國公民。他把自己看作是一名文化大使。在獲得哈佛的本科學位和萊比錫大學博士學位以前，他已經是一名中國詞典編纂學者，並在清華大學教書。他的一生剛好詮釋了，作家的角色無論是人民的代言人還是「變節者」，都能被政治重新塑造。他第一本英文作品《吾國與吾民》，寫於他仍在中國的時候。那時他的好朋友賽珍珠鼓勵他，並幫助他出版了這本書。該書在美國極其暢銷。一年之後，1936年，林語堂41歲，他去美國投入英文寫作。當他寫作《生活的藝術》時，馬可波羅橋事件發生了，中日戰爭也打響。為了支援他的祖國，林語堂開始在《紐約時報》《新共和雜誌》《國家雜誌》《大西洋月刊》發表文章，譴責日本入侵中國，並試圖說服美國人民支援中國一方。他甚至在《吾國與吾民》第十三次印刷之前，大幅修改了最後一章，令其更能讓中國人團結起來，抵抗日本的侵略。
那時候，鮮有中國官方可以進入美國的公共媒體系統，林語堂在文學上確實成為了中國的發言人。他的公共角色為眾人所知，在他1944年回到中國的那半年時間，蔣介石夫婦接見了他不下六次，國民政府十分欣賞他的寫作。
也許像林語堂這樣，自己的國家深陷災難，本人卻堅持在國外，是自私的。但是他將自己視作文化大使的身份或多或少決定了他的寫作質量。他承認，「我的優勢就是我能夠向外國人講述中國的文化，並向中國人講述外國文化。」在他一生中，他出版了超過60本書，其中用英文寫作的有40本，其中有7部小說，其餘都是非小說文學，包括長短篇雜文；古代中國人物傳記；對中國古文的翻譯，如老子和孔子；中國藝術理論；中國出版史；紅樓夢的參考書目；政治論文；公共演講。很顯然，他是個多面作家，只是到了1940年代，他已年逾50，渴望回到中國，他的精力分散了，寫作也在衰退。但他的迴歸夢在1949年後破滅了。
林語堂是一名成就卓著的文學家，明白文學的品行。在他第一本英文書的序言中，他寫道：看中國的方式，看任何外國國家的方式，都不是尋找異域風情，而是去探尋那些最尋常的生活價值，通過深入貌似奇怪的生活習慣，找尋真正的禮。通過女人奇怪的服飾，找尋真正的女人氣質和母性色彩，通過觀察男孩的惡作劇、女孩的白日夢、孩子的笑聲、腳步聲、女人的哭泣、男人的悲傷——發現他們都是相似的，而且只有通過男人的悲傷和女人的哭泣，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一個國家。不同之處只是在於社會行為的方式。這是描寫一個國家的基礎。
人類的相似性是他寫《吾國與吾民》所堅持的原則。直至今日，書中的很多觀點都仍然新鮮，具備時代性。在我心中，賽珍珠對此書的評論依然清晰：「我認為，這本書是中國有過的最真實，最深刻，最完整，最重要的一本書。」
但是，在林語堂後期寫中國時，卻偏離了這鐘「相似」原則，也許是由於將自己視作文化傳遞者的身份。他對自己的英文寫作成就並不滿意，深知文學也分等級。他曾說：「我希望我的小說都能成功。」一方面，他明白，在文學等級次序中，個人化的散文在最底層，而另一方面，他並沒有很用心寫小說。尤其在後期，他一年的寫作常常不帶任何明晰的文學目標，只是出於經濟需要。小說中，他最喜歡《京華煙雲》，那是一本他花一年時間寫完的書，以《紅樓夢》為模仿物件。和他很多小說的命運一樣（除了《唐人街》），這本書也是很長時間沒有出版英文版，但是通過翻譯成中文，被零零散散的中國人閱讀著。儘管該書野心很大，但普遍並不認為其是鉅著。該書最顯著的一個弱點便是作家並不注重細節，書中有很多關於珠寶、服飾、傢俱、花園以及食物的細節，但讀起來像是作者從別的書上借來的，不是他自己親眼所見。換句話說，該書的細節都不免書面化，並不能反應人物的心理和他們的日常生活。結果便是，這本書只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沒有足夠的質感以讓讀者有切實的聯想。
還有兩個弱點，明顯是出於林語堂把自己視作中國文化的發言人。首先，作家過於急迫地想把中國文化介紹給西方讀者。有一些介紹關於中國的婦道、中醫、陰陽五行的段落，讀起來簡直就像小雜文。這些段落與起伏的情節並不相融，阻斷了敘述語流，讓文章顯得粗糙未竟。這種粗糙不僅是一個技術性的錯誤，也顯示出作者視角的不足。一個有創造力的作家應該是努力成為文化的創造者而不是經紀人，一部好小說不僅要呈現一種文化，更要能創造一種文化。作品中不僅要有奇聞異事，更要讓讀者產生同情心，使其關注自己的生存狀態。如果一名作家想靠一部小說來論成敗，他應考慮到這本書要進入怎樣的文化秩序。林語堂顯然沒有這方面的考慮，他過於沉迷於向西方介紹中國。《京華煙雲》顯示出，這本書明顯只是為西方讀者而作。
「代言人」的另一個弱點便是，他對當時中國的生存狀態採用了一種溫和的描述，但事實上，那時中國正深陷於戰爭和劇變，民不聊生。在全書多達80個人物中，沒有一個是壞人，這是不現實的。很顯然，作者信仰儒教和人性本善，但如此甜美的描寫著實削弱了故事力量。
[四]
索爾仁尼琴將自己與社會隔開，輕易不旅行，林語堂卻在紐約過著一種精彩逍遙的生活。他常常去歐洲遊歷，喜歡法國南部的氣候和生活方式。在1940年代中期，他花光所有財產，共12萬美元，創造了第一臺行動式漢字打字機。他確實成功了，但由於當時中國在內戰，他找不到願意生產它的製造商，那臺機器不久也就報廢了。最終，這個蘊含潛力的、革命性的、有利可圖的機器，讓他破產了。1954年，他來到新加坡南洋大學，但半年後因政治原因不得不辭職。在這些年中，他想要回家，但由於其反共的立場，這個願望不可能實現。他老年時常去香港，站在山上，凝視著邊界之後的故鄉。山河盡在眼中，但他回不去了。
林語堂1966年去臺灣定居，蔣介石給了他一棟房產，表達國民政府對他的感激，好像他是一名終於回國的官員。林語堂在一位著名建築師的幫助下，設計了那棟房子。白牆藍瓦，非常精緻，池塘花園，是中式與西班牙風格的融合。林語堂很喜歡這房子，把那當作自己的家，儘管實際上它是用公共資產修建的。1976年他去世後，那棟房子成了紀念他的博物館。
雖然他沒有如索爾仁尼琴一般重新成為自己祖國的代言人，但林語堂確實以文學的方式回到了中國大陸。1987年，《京華煙雲》譯本終於在中國大陸出版。隨之而來的是對他本人及其文學成就的研究書籍，儘管裡面仍然充滿了各種所謂「愛國主義」的政治性語言。他的文學全集共30卷，出版於1994年。直至今日，他的書仍被無數次再版，他本人已成為最成功的中國作家之一。《京華煙雲》兩次拍成電視劇，一次是臺灣，一次在大陸。在福建漳州，他的家鄉人民甚至為他建了一座博物館，用的是他在海外支援者的捐款。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文學寫作滿足了正在逐漸開放的中國的文化需要，為其迴歸鋪好了道路。只有通過文學，海外作家才能做到真正的迴歸。
比之作家的鄉愁，作家本人其實算不得什麼了。文學史上擠滿了無法親身迴歸故土的文學巨匠，但他們最終能回到他們故鄉人民的懷抱。但丁，接受了自己流亡海外的現實，再沒能回到佛羅倫薩，就算他的人民做了很多次請求，他的骨灰也無法回到故鄉。時間流逝，他終究還是獲得了桂冠詩人的名號。喬伊斯，把流亡當成寫作的基本條件，彷彿離開愛爾蘭也是一種創作。他葬在蘇黎世，但其作品在愛爾蘭取得極大成功，引領了現代小說的革命。中國作家張愛玲死於洛杉磯，幾十年間她的作品並不為中國讀者所知，而現在卻是炙手可熱。只有文學可以穿透歷史、政治和語言的障礙，回到作者家鄉的讀者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