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項飈
從北京的「浙江村」，到印度it人士，年輕的人類學者在尋找自身體驗與世界的聯絡。
牛津烏雲
到牛津大學，而沒有到北美學習，我對此感到幸運。這並不是因為牛津給了我係統的訓練，恰恰相反，牛津幾乎不提供任何訓練，博士生不上課也不考試，只要求交最後的論文。如果像北美大學那樣要求，我很可能早就精神崩潰。
首先是語言問題。因為我成天忙著浙江村的課題，無心強化英語。去了一次新東方，感覺是進了氣功班或者其他神秘活動的講演會，落荒而逃。（當時大學生裡流行一句話：「不考gre，你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據稱語出新東方校長。我在印度村莊調查時，看到牆上著名的印度全國資訊科技培訓niit的廣告：「如果不加入niit，你的人生將失去了什麼！」）初到牛津，基本的會話都無法維持，不敢去聽課和各種討論會。後來我碰見一個當年同屆的英國博士生，她告訴我，那一群學生認為我是他們中間最大的謎。
除了語言，同樣讓我難堪的是知識面。很多在其他國家屬於中學生水平的常識，比如以色列問題、巴爾幹問題、印巴問題等等，我都知之甚少。原來總以為自己缺的是「理論」，現在才意識到，我的基本知識資訊的匱乏不比理論薄弱的問題更輕。這使我深刻體會到專業學術研究和公共資訊傳播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我雖然成長在「文化大革命」之後，但是在成長過程中，國內媒體對國際新聞的報道依然極其有限，分析和評論基本不存在。媒體對國內的報導也是日復一日，用同樣的話語，資訊量小，更談不上分析性或者批判性了。我是到了英國之後，掙扎著看點報紙和電視，才第一次體會到實證資訊的力量，體會到，調查、分析、辯論、反思不是為學術而學術的工具，而是民主社會里大眾的自然要求。我反覆感慨，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學者們自然要刻苦工作，系統蒐集資料，發展嚴密的邏輯，以和別人的觀點競爭，面對公眾的拷問、經受歷史的檢驗。
社會科學的學術水平歸根到底要靠社會環境來推進。近10年來，中國社會科學界有重要的發展，選題越來越真實，分析越來越深入，這一變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國整體思想環境的變化而推動的。網際網路的迅猛發展，所謂「左一右」的爭辯，以及以《南方週末》為代表的媒體平臺，給社會科學界帶來了新的生機。
我語言不行，知識有限，可又偏偏給自己加壓，要掌握人類學的理論「真諦」。這個壓力直接來源於當時國內社會科學界的理論焦慮。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中國知識分子思考的主要是兩個問題：一，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如何理解社會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二，如何重建國民經濟和社會規範？
對前一個問題的探討多半集中在哲學和意識形態領域，通常是宏大敘事，高度抽象。而後一個問題則要直接干預政策的設計，要做方案，出規劃，其中最活躍的通常是有理工科背景的學者（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計劃生育政策）。這兩者在實踐中完全可以並存而不矛盾，很多活躍在20世紀80年代的知識精英，就在二者之間來回穿梭，產生巨大影響。
但是居於哲學思辯和政策設計之間、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專業社會科學研究處在邊緣地位。到我進大學的時候（20世紀90年代初），情況開始有明顯的變化。一方面，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末之後加強了對意識形態爭論的控制，知識分子在經歷了巨大的風波之後，也對意識形態和政治哲學爭論失去興趣。另一方面，知識分子成為技術官僚的道路一度受阻，自覺不自覺地邊緣化。在這種情況下，學院工作者視專業化的實證學術研究為其主流活動，專業上的自主性成為主要的追求。當建構自主話語的時候，我們猛然發現可資利用的理論資源相當有限。
比如，對一個事實現象應該怎樣在概念上界定，在方法上從哪裡開始，我們幾乎沒有什麼積累。於是導致了對西方理論的深切渴望，和對自己不足的莫大焦慮。「海歸」學者們幾乎無一例外的受到學生的額外尊敬。「你用的是誰的理論？」成為了一個甚至在閒談中都不可迴避的問題；說不出一些大人物的名字，將會是一種尷尬。大量的西方理論著作被翻譯成中文——不少翻譯生吞活剝，無法卒讀。（比如，我發現的一個令人吃驚又叫人捧腹的例子是，哈貝馬斯一本書中的「後現代主義」被譯成了「郵政現代主義」！）但是對於像我這樣的年輕學生，對理論和貌似理論的說法似懂非懂，反而更覺得神秘莫測，妙不可言。因此，到牛津讀博士在當時也不算是件小事，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們把它看成是孫悟空去西天取經——要去尋求人類學的「真經」。
牛津在表面上滿足了我的理論飢渴。當時的西方人類學正流行所謂「流散國外」（diaspora）的說法。「流散國外」宣稱要重新思考民族國家、文化、歷史、認同等等。它把人類學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的文學化或者文本化趨勢推向極端，用相當複雜的語言層層纏繞，無窮辨證。我事後體會到，這些研究經常沒有什麼關懷或者問題。它們要說的是一種狀況，一種情景，和這個情景下的個人體驗。它拒絕清晰的定義，拒絕嚴密的推理，強調一切真義都蘊藏於文本的敘述之間，要靠讀者自己去領悟。我去那些研討會或講座，只能聽懂其中三分之一的句子，但是這並沒有使我對這個範式做重新的思考，反而讓我變得更為焦慮。
博士生到了牛津之後不久，就要決定自己的論文選題。我要做非中國研究的心不死。當時我對印度或者澳大利亞所知甚少，甚至毫無興趣。我本來想做東南亞，但是擔心部分東南亞國家在歷史上受中國影響比較深，現在又有大量華人在，怕別人認為我去外國找中國的影子。我也因此覺得，東南亞和我自己的背景差別不夠大，不能達到我想象的要直面不同、文化震撼、大徹大悟的效果。
同時我也想過非洲。非洲是英國社會人類學、甚至是全世界的社會人類學最重要的研究基地，產生了一系列基本的人類學理論。非洲對我也很神秘，因此很「正宗」。但是考慮到我學英文已經困難到這個地步，再學第三種語言並不現實。最後在綜合考慮下，我選擇了印度。對語言的考慮也促使我將「技術移民」確定為目標群體，因為那樣我可以完全用英文采訪。而我選擇悉尼作為移民城市的案例代表，則是因為我聽說那兒的生活費用要低於絕大多數印度移民聚居的城市。而且從直覺上判斷，我認為研究澳大利亞應該比已經引起廣泛興趣的美國更有趣。
儘管我是基於這些現實的考慮而選擇了這個題目，但是在申請晉升為博士候選人的時候，我不得不裝作自己有深厚的理論儲備。根據牛津的體制，我們第一年的學生叫做「試用研究生」（probationerresearchstudents），一年以後要交一篇「厚實論文」（asubstantialpieceofwork），詳細論述自己的研究計劃，經過答辯，以晉升為正式博士候選人，在此之後才可以開始實地調查。我花了一整年的時間來瘋狂閱讀（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用眼睛來掃描書籍）和抄錄短語，在西方後現代人類學的文字轟炸之下做無力掙扎（不是要抵抗，而是要進入而不能），發揮我所有的想象力編撰了「厚實論文」。
該報告稱，我的研究要描述「流散於國外的空間」（diasporicspaces），具體針對在悉尼的兩個印度移民群體：醫師和it專業人士，比較他們在家庭和工作場所中體驗到的「流散經歷和感受」，要對這個多維度、多層次、分裂而又整合、隨時變動而又歷史悠久、既是想象的又是實體的空間舉行解構又重構……這完全是我似懂非懂照貓畫虎。
我相信我的長篇報告在牛津大學人類學學院——世界上最古老的人類學系——的百年曆史上留了一筆。在答辯過程中，一位主考官兩次忍不住脫口而出outrageous（「怒不可遏」或者「氣死人了」）。氣過之後，兩位主考官還是咬咬牙讓我過。主考官們的答辯報告指出，我本來沒有資格成為博士候選人，「但是經過思考之後，我們認為讓這個學生重寫報告也不會有什麼益處。因此我們決定讓他先去澳大利亞調查試試看。」系辦公室看了這個報告不免驚慌，和我聯絡要談話，幸虧我當時已經到了澳大利亞。我說「幸虧」，是因為在那種情況下，只能越談越糟。如果兩位主考官真要我重寫「厚實」，我確實可能崩潰。
陰雲低垂，這是那一年牛津留給我的所有記憶。在那年，我申請了幾項補助金來支援實地調查，結果全軍覆沒。我不得不用牛津的獎學金來支援在澳大利亞的實地調查，同時學習上世紀的拓殖者，積極開發多種生存策略，以最低資金投入獲取最大身體能量。我發現煮玉米是相當不錯的食物——便宜、便於攜帶、真餓的時候也會覺得滋味不錯，澳大利亞的清水玉米，應該記得我探索、尋找新世界的艱難第一步。
雪上加霜的是，2000年7月的一個下午，存有我所有資料的筆記型電腦在澳大利亞被偷走。我只能安慰自己說這個賊還算仁慈，要是他光顧我再晚一點，損失將更大，我恐怕無從回憶、重錄訪談的諸多細節。
豁然開朗
在去澳大利亞之前，我藉助網際網路聯絡了當地一些印度社團，2000年1月到達悉尼後，我立即開始了實地調查。
在頭一年，我調查的是自己勾畫的那個無形的「流散於國外的空間」，我試圖瞭解印度專業人士是通過什麼交流手段和跨國網路來改造、維持這一空間的。我強迫被訪者回答：「您感覺自己是印度人、或者澳大利亞人、或兩者都是、抑或其他？」大多數被訪者都非常禮貌，努力想一些說辭來給我一個答案。但是有一天，一位在悉尼開it培訓班的印度人，可能實在受不了了，對我說他那天感冒，不能幫忙，問我能不能問些簡單的問題。我也感到自己的調查既費勁又無趣。但是我不知道問題在哪裡，更不知道怎麼去找出路，反而認為，當今的民族誌就是要非結構、反系統，所以我的迷惑和被調查者的尷尬可能都是常態，要咬牙堅持，就可能取得真經。